邂逅之美

《诗经·郑风》中有：“邂逅相遇，适我愿兮”。不期而遇，令人欣喜怡悦。在这里，偶然性对于邂逅具有本质性的条件意义，它把使人沉闷厌倦的日常必然性秩序打破了，犹如一缕投入林间的阳光、盛夏炎热中的一股清风，偶然的邂逅给心灵带来了新鲜的撞击。当偶然突破必然并使人进入新鲜的心境时，美就出现了。美是人生创新时刻的自我意识。

邂逅是一种人际关系。与偶然性相关，这种人际关系是临时性的。因而，纯粹的邂逅是短暂的：一同在车铺前打气时主动替你扶一下气管，买车票时微笑着代你垫付一分钱解脱了你的窘态，乃至伫立候车时并无言行交往，仅仅彼此好感、默默对视的片刻……相逢不相识，邂逅是不可重复的一次性事件。惟其不可重复，它才更使人留恋回忆、咀嚼品尝，美如梦幻。

那么，人在邂逅的那一刹那究竟经历的什么，值得如此依恋？

绝对真实可靠的是：不管邂逅多么短暂易逝，但它毕竟在那片刻间建立了一种与日常人际关系迥然有别的新的人际关系。所谓邂逅的新鲜，在此具有确定的伦理学内涵。人在邂逅中摆脱了利己主义的利害权衡，突然实现了当代犹太思想大师马丁·布伯的著名呼吁：“我”把“你”当作心心相印的人性主体，而不是第三人称的物性代词“它”；或者像青年马克思用思辨语言所说的，这种行为“双重地肯定了自己和另一个人”：“对你来说，我是你与人类之间的中介人，你自己意识到和感觉到我是你自己本质的补充，是你自己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从而我认识到我自己被你的思想和你的爱所证实”。因此邂逅是一种随机性的美好的人际关系，是人际交往的自由化。也可以这么认为，邂逅这一日常生活中倏忽即逝的人际关系恰恰是非日常性的：它使人体验到了一种人道主义的人伦理想境界。

然而，现实和历史的事实却表明，人际关系总是历史相对的，势必包含着特定的政治经济内容，因而不能不是利害制约的。它不可能绝对自由。让我们试想：假使邂逅的双方不仅结识、而且熟悉起来。对方的种种缺陷就会逐渐呈现；而如果进一步规定双方在同一单位工作，摩擦矛盾势必会逐渐增多。这固然可以不致恶化到“窝里斗”地步，但邂逅当初建立的新鲜美好的人际关系无疑将会固定僵硬而平淡无奇了。

由此我们发现了邂逅的一个秘密：邂逅是靠着偶然性与临时性（短暂性）逃脱了现实人生社会关系必然性的制约的；而且它还须借助想象美化圆满自身：雾中观花花更美，借用英国当代美学家布洛著名的定义——审美是以距离感为必要前提的。在上述意义上，邂逅都是非现实的；而一种非现实的人际关系正好超越了伦理学的范围。自由交往的邂逅成为高于现实的人伦理想，“美学成为未来的伦理学”（高尔基）。正因为人际关系的历史制约性将永远存在，邂逅所呈现的自由圆满交际才同一切审美一样，成为一种永恒的期待。惟其永恒期待，邂逅对于现实人际关系才成为绝对的美学批判，或者说，成为一种价值理想的衡判尺度。

正是在后一种意义上，邂逅又是现实的：高于现实的现实。所谓现实，这不只是指邂逅所建构的短暂的人际关系确曾现实地存在过，更深刻的含义是，邂逅所酿成的美好心境从未来方面介入了现实，从而成为现实的母体：这又不只是指心境在时间上的持久性以及旅途会议相识可以结晶为友谊这类直接成果，更加无形而又更为普遍的现实力量在于，邂逅心境业已现实地改变了邂逅者的人际观念，并且继续现实地迁移、渗透、扩展着今后的人生，衡判并且要求着新的人道主义的人际关系。现实性在这里和动力性联系着。

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日本作家川端康成的成名作《伊豆歌女》正是这样一篇邂逅之美的动人散文。一个自幼孤独任性的贵族青年为了摆脱令人窒息的忧郁感而进入美丽的伊豆山中。他与一伙艺人邂逅。在结伴旅行的朝夕相处中，双方原来的社会地位差别逐渐消弥。那些地位低贱、肮脏又无教养的卖艺人凭借邂逅穿越过阶级壁垒，突然在贵族青年面前展示出他们善良而高尚的心灵。那位少年歌女在此邂逅之美中臻化为一个象征，以至青年毫无淫欲地眺望着歌女裸浴的雪白身子，“感到有一股清泉洗净了身心”，“头脑澄清和象刷洗过似的”。末尾，他流泪告别了艺人队伍，接受了照料一位逃难老人的委托，中夜自白：“我处在一种美好的空虚心境里，不管人家怎样亲切对待我，都非常自然地承受着。我想明天清早带那老婆婆到上野车店给她买票去水户，也是极其应当的。我感到所有的一切都融合在一起了”。“……我听任泪水向下流。我的头脑变成一泓清水，滴滴嗒嗒地流出来，以后什么都没有留下，只感觉甜蜜的愉快。”

真的什么都没有留下吗？邂逅之后，分明是：一个更加纯洁的灵魂新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