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战百年（四）：一战逞英雄，二战变狗熊，法国的轮回

1871年普法战争的失败，给法国人心中投下了深刻的阴影。此后，法国人对德国的复仇情绪十分高涨。著名的法国总理克莱蒙梭便是其中代表。他亲近大资本家，极力主张对德复仇。在战争期间，他于1917年出任总理，极力弥合各政治派别的矛盾，呼吁各派共同对抗德国，以打赢战争为第一要务。

尽管克莱蒙梭也就是个政客，但他还是比20世纪30年代的法国政治家们更有理想和担当

同时，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初的法国，右翼保守势力占据了政治舞台的中央地位。他们反对各种社会改革或动荡，主张民族团结、一致对外。对于各种社会运动，尤其是对政权、对国家统一团结产生威胁的力量，坚决打击，毫不手软。这样的政治氛围确保了法国能够在残酷的战争中坚持到底。

而在二战前夕，法国政坛左翼势力已十分强大，挤走右翼不少地盘。左翼固然反对纳粹主义、反对侵略扩张，但对战争又没有信心，无力组织对外军事行动。把捷克斯洛伐克出卖给纳粹的法国总理达拉第便是左翼激进社会党领袖，他在内政上是个典型的“进步人士”，大搞福利政策，给多子女家庭发福利、打击银行业寡头等。若不是因为二战的失败，他恐怕还能成为法国历史上的伟人呢。

出卖捷克斯洛伐克的《慕尼黑协定》签约现场。左起：张伯伦，达拉第，希特勒，墨索里尼，齐亚诺（意大利元帅）

但左翼并不能一统天下，形成强有力的统治核心；同时左翼内部矛盾十分激烈。比如达拉第一方面搞激进的社会福利政策，另一方面却是坚定的***分子，于1939年取缔了法共。因此，多党制的法国政权内斗不断，团结能力、动员能力不断下降。

同时，法国各阶层之间的矛盾也在战后特别是经济危机期间不断发展。工人运动此起彼伏，劳资矛盾不断发展。德国、意大利通过强制性的劳资合作缓解了劳资矛盾；苏联通过消灭资产阶级直接抹杀了阶级矛盾；美国采取“罗斯福新政”缓解了危机局面。反观法国，总统与总理并置、议会内多党派众声喧哗的政治格局不仅没能起到科学决策作用，反而让一切改革寸步难行。这就让民众对政府的决策产生天然的抵触情绪，也不愿意替上层卖命去打仗。

到了1938年慕尼黑会议后，法国社会才逐渐产生枪口一致对外的舆论氛围。1940年，法国更是选举了“一战英雄”贝当元帅出任总理，主持大局。然而贝当所做的却是向德国投降，以免生灵涂炭。此举对法国、对法国公民特别是犹太人都极不负责任，贝当因此在战后被法国法庭以叛国罪处死（实际执行无期徒刑）。

1940年，法国总理贝当（左）向希特勒投降。中为希特勒翻译施密特，右为德国外长里宾特洛甫。

社会瓦解

法国大革命是现代民族主义的源头。1791年成立的法兰西共和国是世界上第一个现代民族国家，它将法兰西土地上所有人口与共和国政权、自由民主思想整合起来，形成了民族、政权、意识形态三位一体的新型国家，它表现出超强的社会整合和动员能力，以摧枯拉朽之势击溃一切封建国家，将革命成果扩散到整个欧洲。尽管经历了拿破仑和拿破仑三世的两次失败，这种力量直到一战仍维系着整个民族的团结。

然而，法兰西民族善于思考的特性，在二战中却带来了巨大的祸患。巴黎是解构主义的发祥地，尽管“解构主义”的概念形成于二战后，但其雏形在战前便已盛行。民族国家在本质上是一种建构，它试图将阶层、性别、地域、信仰、种族、思想观念等各方面的差异以“民族”的概念加以抹杀，然后将民族和国家统一起来，从而换取人们对国家的奉献和牺牲。因此，有人把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称为“公民宗教”，它的“十字架”便是国旗、国歌等国家标志。上述思想现在已不稀奇，但它最早形成于法国，流行于法国知识界和城市居民。

和过去的宗教一样，“公民宗教”的神圣外衣一旦被扒下，其动员能力便大打折扣。形形色色的左翼思想无不以阶级、种族的多元化为看待社会的基本视点，极力给民族国家拆台，暗示人的差异大于共性，反对个人为集体奉献、牺牲。这种思潮的扩散，瓦解了法国社会的凝聚力，使坚持战争变得难以为继。

一战的惨痛后果逼迫所有人思考：为什么要打仗？（图为凡尔登战役纪念馆）

一战的残酷后果让法国人对战争产生了本能的厌恶。一战中法国投入的兵力是空前的，累计近900万人，而战前法国人口还不到4000万，可以说青壮年甚至中年男性几乎都上了战场。军人和平民死亡达170万人。由于男人死得太多，女性婚嫁困难，事实上的一夫多妻盛行，就连从贫困落后的中国过来的华工都有不少娶上了法国媳妇，这自然引起法国男性的强烈不满，对战争的意义产生极度怀疑。尽管取得了“胜利”，报了普法战争一箭之仇，但法国特别是法国平民在战争中所得甚少。到二战开始时，把战争看作大国阴谋、资本家阴谋的平民大有人在，他们当然不愿意为战争卖命。

惨痛教训

坚持战争的后果无疑是惨痛的。如上所述，在持续四年半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法国失去了差不多5%的公民，15%左右的公民受伤或致残，劳动力损失近半。如此巨大的代价，让广大法国人民对战争的意义产生深刻怀疑，为二战中法国的速亡埋下了祸根。

然而，投降给法国带来的灾难更加深重。由于二战中法国的投降，法国境内犹太人、吉普赛人遭遇灭顶之灾，仅被屠杀的犹太人就达7.6万（彼得・海耶斯2015年研究数据）；法兰西人虽然死亡率低于一战，但和英勇牺牲不同，二战中不少法国人被纳粹任意指为抵抗组织而杀死，或作为苦力被征发，死得窝囊、生得憋屈，荣誉尽失；法国的国际地位一落千丈，政治一度受英美支配，境内长期有英美驻军，若非戴高乐力争，法国恐怕只能和日本、韩国一样当美国的狗；法国经济也遭到严重破坏，在战后恢复过程中一直相对乏力，几百年积累下来的优势荡然无存，由顶级强国下降为中等发达国家；军事更是花了很长时间才逐步恢复。

1944年，纳粹士兵杀害法国抵抗运动战士

二战结束后，法国陷入十多年的政治动荡，即第四共和国时期。直到1958年，法国公民才通过一系列政治手续建立起第五共和国，实现了政权的相对强势。通过“不民主”的新宪法、“帝王般”的总统权力和爱国主义精神的重建，法国终于逐步纠正了战前政治体制和社会心态方面存在的众多问题，昂首阔步走向复兴。至于60年代以后发生的事情，已不是本文要讨论的内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