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岁是李贽人生的分水岭,他的前半生在明朝末期腐败的官场中谋生,却洁身自好,守着清贫的日子,以求学为乐。直到思想趋于成熟,便辞去了云南姚安知府的官职,开始了著书立说的生活。
只要不受束缚,哪里都是家
按说辞职告老还乡是一件很自然的事,但是李贽偏不走寻常路。他并没有回老家泉州,而是去了湖北黄安(今红安),住到耿定理家里。后来家乡人也以此责怪他,但他这样做并不是标新立异,而是顺应心性的结果,自有其缘由。
李贽从小就不善于交际,没什么朋友,因而遇到志同道合的朋友就格外珍惜。在李贽赴姚安任职途中经过黄安,好友耿定理就曾发出邀请,李贽便与他约定待任期满就过来定居,还将女儿女婿留在耿家。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他不想受人管束。他说:“夫人生出世,此身便属人管了。幼时不必言;从训蒙师时又不必言。既长而入学,即属师父与提学宗师管矣;入官,即为官管矣。弃官回家,即属本府本县公祖父母管矣。”最让人心烦的是,“来而迎,去而送;出分金,摆酒席;出轴金,贺寿旦。一毫不谨,失其欢心,则祸患立至。”
本以为可以在黄安了此余生,没想到计划没有变化快。耿定理的哥哥耿定向,是理学代表人物,李贽到黄安后就与他在思想上产生较大分歧,更加看不惯他说一套做一套的虚伪作派。耿定理一去世,李贽与耿定向的矛盾便彻底爆发。
李贽离开了黄安,将妻女送回老家,自己又回了麻城。想说可以清净做学问了吧,但是家族中时常有人劝他回去,还不远千里用俗事来烦扰。李贽干脆搬到僻静的龙潭湖芝佛院,加上夏天闷热头发碍事,就把头发给剃了,以表不回家的决心,也不再理会凡尘俗事。
李贽也不是真的出家,看他放飞自我的举动就知道了。虽落发却留有胡须,而且还吃肉,在佛堂挂孔子像,却又批判孔子和儒家。这样的行为无论是在封建社会还是现代,都让人觉得完全是胡闹,但这也体现了李贽率性的一面。事实上,从辞官到出家的10多年间,李贽都在进行《焚书》和《藏书》的写作,同时研习佛学,试图参悟生死的难题。
《焚书》出版求知音
1590年李贽的《焚书》在麻城出版。一经出版,便如其名,一石激起千层浪。书中包含他十多年来写的书信、杂述、史论和诗歌,好友赞叹表示大开眼界,而另一些人则杀了李贽的心都有。
李贽早就料到会有这样的结果,如同他在自序中说的那样:“取名“焚书”,是因为书中答友人的书信,击中了世上道学家的要害,他们肯定恨不得杀了我,所以这本书应该烧掉。但是不仅没烧还出版了,是因为它对人心大有裨益。而且我已经64岁了,希望通过这本书寻觅更多的知音。”
书中最受人关注的就是耿李之争。这些书信耿定向早就看过,无论是学术分歧还是私人矛盾,彼此都心知肚明。但是耿定向在《焚书》出版后的回应文章显示,他看到书后十分恼怒,称其为“诽谤之书”。到底是什么样的内容,让耿定向有这么大的反应呢?
耿李之争,厄运将至
事情还要从耿定理死后开始说起。李贽好好地教授耿家兄弟的孩子,耿定向却认为李贽的思想有问题,是在误人子弟。耿定理死后,两人的矛盾一触即发。李贽之气难平,一离开黄安就写信与耿定向论战,爆耿定向的料,并以他为代表,揭露虚伪道学先生的丑恶嘴脸。其中提到过这两件事:
一件事涉及到耿定向的朋友何心隐。何心隐是泰州学派代表人物,与耿定向交情深厚。何心隐被捕入狱,主事的关键人物是耿定向的朋友。耿定向却害怕得罪当权者而见死不救,李贽因此骂他是满口仁爱谎话,实则自私贪婪的伪君子。
另一件事涉及到耿定向的儿子耿汝愚。耿汝愚不肯生育子女,耿定向不满却不责怪儿子,而是说儿子受了李贽的影响才不肯生育。李贽给怼了回去,他说:“我连生了4个孩子都夭折了,现在老了生不动了,你咋不多生几个呢?”就连耿汝愚没有考上功名,耿定向也要赖到李贽头上。他说李贽不以功名为重,所以害得他的孩子也不好好对待科举考试。李贽当然不愿意被这个锅,反驳道:“耿汝愚年年参加科考,而且也很重视,只是运气不佳,但他还是在等待机会。倒是你这个父亲太急功近利,怪孩子不用功。”
这两件都涉及到耿定向的私事,而且都是批判他的,公开后自然会损坏他在大家心中的形象,所以才恼火。李贽将别人的私事公开,似乎有些不妥,但是他认为君子就应该把自己的错误摊开来,让大家都看到,改错后才人人敬仰,而不是努力去掩饰自己的错误。他说:“你既然写了长篇大论来攻击我和邓豁渠,却不让他人传阅,真是自相矛盾。”
《焚书》出版时,耿定向已经辞官回到黄安,但是他仍然具有一定的影响力,两人的学生也早已展开骂战。封建理学家和黄、麻两地的官吏士绅害怕李贽的言论危机其地位,开始了对李贽的驱逐、污蔑等种种迫害,但李贽丝毫不以为意,镇定自若继续斗争。这样的一个封建社会的思想斗士,最终会面临怎样的结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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