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362年,秦孝公即位时,战国七雄的政治格局已经形成。虽然在秦穆公时期,秦国曾称霸西戎,奠定了发展的基石。但秦穆公之后的几代国君,大多都碌碌无为。
到了秦孝公这代,秦国在战国七雄中,尽管仍占有一席之地,但国力尚弱,随时都有可能在七雄争霸中被其他国家吞并。
身处在这个强者为尊的时代,一个不懂得创新变革的国家,如同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由于秦孝公是一位有抱负的国君,他励精图治,下令求贤。秦国终于迎来了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一次变法改革――商鞅变法!
商鞅在秦孝公的积极支持下实施变法,使秦国走上了富国强兵之路,也为秦国最终能统一六国开辟了道路。
那么,商鞅提出的变法措施到底有哪些呢?这位在秦国功高盖世之人,为何最后落得个车裂分尸、秦人不怜的下场呢?
战国之时,变法已经成为了各国争相效仿的新鲜玩意。从魏国的李悝变法,到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真正能将新政延续下去,并使国家浴火重生的,只有秦国的商鞅变法。
然而让秦国崛起的商鞅,并不是秦国人,他曾是魏国国相公孙痤的中庶子,在魏国本名卫鞅或公孙鞅。老谋深算的公孙痤知道商鞅的才能,但一直都没有推荐给魏惠王。直到临死前,才跟魏惠王谏言:要么重用商鞅,要么杀了商鞅。可魏惠王,只把公孙痤的话,当作病中的胡言乱语,没有记在心上,商鞅也因此躲过一劫。
不过,商鞅看到魏国的霸主地位已经名存实亡,而且魏惠王又是个贪财好色之人,并非明君。再继续留在魏国,肯定是英雄无用武之地。天下之大,商鞅又该何去何从?
此时,西边的秦孝公在秦国发出了一道“求贤令”。商鞅获悉此事,通过孝公宠臣景监的推荐,才得以见到孝公。
秦孝公要的是能快速强国的方法。所以,在商鞅求见孝公时,第一次谈的“帝道治国”和第二次说的“王道治国”,都没能引起秦孝公的注意和认可。只有第三次见面谈到以法家为核心的“霸道治国”时,秦孝公这才对他有点刮目相看。第四次便主动召见了商鞅,两人越谈越欢。《史记》中是这样记载当时的情景的:“公与语,不自知膝之前于席也。语数日不厌。”
此后,秦孝公决定重用商鞅,与他共商国家大事。但对商鞅变法一事,担心惹天下人非议,犹豫不定。商鞅劝说道:“行动迟疑不决就不会成名,做事犹豫不定就不会成功。那些有过人之举的人,本来就会为世俗所非难。”
几个国中主要大臣,听说商鞅要变法,也都纷纷跑出来百般阻挠,商鞅变法举步维艰!大夫甘龙说,要使官员熟悉规矩,百姓安定不乱,就应按照旧章来治理。大夫杜挚说,不能获利就不要变,“法古无过,循礼无邪”。商鞅针锋相对,舌战群儒。认为圣贤之人只要能强国,就不必拘泥于旧传统。聪明的人会因时而变,制定法规政策;愚笨的人才会受制于人,死守成法。商鞅说:“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故汤、武不循古而王,夏、殷不易礼而亡。”
在商鞅的据理力争之下,秦孝公终于下定决心,封商鞅为左庶长,全力支持商鞅变法。
公元前356年和公元前350年,商鞅实施了两次变法。商鞅从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两个方面,一步步实施着自己的变法措施。
他在魏国李悝变法的基础上,注入了新的变法内容,主要有:清理户籍、废除井田、重农抑商、奖励军功、推行县制、统一度量、高扬秦律等。
商鞅废除了存有很大隐患的官爵俸禄世袭制,建立了军功爵制。军功爵制是怎样一回事呢?《史记》记载如下:“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在战场上,取一个敌军首领的人头,就能升爵位。一个人头升一爵;两个人头升两爵……按爵位分等级的高低,也按爵位的高低,分配财富。
军功爵制的制定,无形之中,大大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战场上,秦军个个如狼似虎般杀红了眼,都想多砍几个敌军的人头立功升爵。所以,军功爵制虽遭到了贵族强烈的反感,但受到下层百姓的欢迎,因为他们也有了升官发财的机会。
商鞅废井田,开阡陌,把从前的一百步为一亩,变成二百四十步为一亩,扩大了耕种面积。国家承认土地私有,允许买卖。
他下令合并小都,小乡,小邑,小聚为县。每县设立县令,县丞,由国君直接任免。这其实也是后来秦始皇实行郡县制、中国中央集权制的雏形。
商鞅还实行编户什伍连坐法。下令五家为一伍,十家为一什,相互监视,一家犯法其他九家跟着受罪。如果不想受到牵连,可以告奸。告奸者能得到斩获敌人首级同等的赏赐,不告发的则处以腰斩。藏匿奸恶者,给予和投降敌人相同的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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