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德昌的电影主要描绘在生活型态转变下,城市中产阶级的感情生活,也与侯孝贤的乡土电影形成鲜明对比,两人性格、拍摄风格都截然相反,一时难分伯仲。
侯、杨二人和陈国富、王童、万仁、吴念真等人,扭转了台湾电影市场被格调日渐低下的商业片充斥之颓势,在重新赢得台湾观众认可的同时,也让台湾电影获得了国际声誉。
侯孝贤至今仍记得,年轻时,大伙儿常在杨德昌父亲济南路的日式老房子中聚会,杨德昌有块黑板,上面总写满了各种对电影的想法,一帮人把酒畅谈,充满对电影的梦想。
台湾电影开始复苏,香港电影公司也没放弃这一市场。1983年,张艾嘉出任香港新艺城电影台湾分公司的总监。在她的筹划之下,台湾新艺城的首任负责人兼导演虞戡平,拍摄悲剧片《搭错车》。
虞戡平想借电影表达“搭错国民党的车来”之意。影片还关注眷村火灾和土地征收、旧区重建等一系列社会问题。
电影歌曲《酒干倘卖无》《一样的月光》《是否》更是耳熟能详的老歌,堪称“神曲歌单”。这部电影上映后,在5个月内8次重映,票房收入高达4000万台币,并在第20届金马奖中获11项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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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台湾电影人的春天来了,1987年7月15日,蒋经国宣布台湾地区解除长达38年的戒严,电影创作空前自由。
1987年,台湾电影已经从黄金时期的平均年产120部左右锐减至85部,市场竞争力大不如前。“新电影运动”的发起者们发表《“另一种电影”宣言》,要求政府、媒体给“另一种电影”更多的生存空间。
1989年,侯孝贤拍摄电影《悲情城市》,将台湾当局一向敏感的“二・二八事件”搬上大银幕。
▲《悲情城市》剧照。
杨德昌不甘人后,挑战禁忌题材,于1990年推出电影《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
这部电影改编自上世纪60年代的真实杀人事件,那时候,台湾压抑的社会环境下,空气是浑浊的,天空也是灰暗的。14岁的张震那令人惊艳的演出,表达的正是杨德昌他们那代人年轻时的失落和绝望。
日本知名导演是枝裕和以侯孝贤、杨德昌为主角,拍过一部纪录片《当电影映照时代:侯孝贤和杨德昌》,足见这一时期台湾新电影的影响力。
▲《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剧照。
这一年,李安也出山了。
从1984年起,李安在家赋闲,长达6年,期间阅读、看片、写剧本,包揽了所有家务,家庭开支则依靠仍在攻读伊利诺大学生物学博士的妻子林惠嘉。这对于李安来说,是一段痛苦的时光。
1990年,李安完成《推手》的剧本,获台湾政府颁发的40万元奖金,使他有了第一次独立执导影片的机会。两年后,他的处女作《推手》亮相台湾,这部喜剧片反映一家在纽约生活的小编,遭遇的代沟和文化差异。
该片获得了金马奖最佳导演等8个奖项的提名,那个在颁奖典礼镜头下略显腼腆的青年导演一战成名。
▲初出茅庐的李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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