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学家到考古学者遇见另一位面的沈从文

从故宫午门迁至天安门广场东侧的中国历史博物馆（摄于1959年9月）

给文物写标签，这是调任历史博物馆的教授级研究员们看不上的工作，但沈从文偏偏做得津津有味。他写标签比别人多了一层心机，对每件文物的外貌特征、风尚习俗、纹饰特色、笔调风格都看得细致入微，边看边写边想中，光总结历代服饰的卡片就记了几十个抽屉。

而对服饰的研究深入之后，通过触类旁通，对青铜、玉器、竹简、漆器、陶器、纸张、绘画等文物他也渐渐驾轻就熟。摸过几千面铜镜的沈从文到后来都不需要看，只用手摸就能将一面铜镜的型制、朝代说得一清二楚。

给参观者当说明员，这更是其他研究员自恃身份不可能去做的一件事。沈从文是这些教授级研究员中唯一一个会亲自下场讲解文物知识的人。

对于这段往事，沈老的弟子汪曾祺也并不十分理解：“从一个大学教授到当讲解员，沈先生并不觉得有什么‘丢份’……只是熟人看见他在讲解，心里总不免有些凄然”。

被誉为“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的汪曾祺与其师沈从文先生

对于沈从文来说，文物讲解可能也是排遣内心积郁的一个途径。在做讲解员时他遇到过形形色色的观众，有村里来的小教员，有美术学校的学生，更有乡下来的老大娘或者退役的解放军等等。与这些人无心机的交谈中，生活中不受待见的抑郁渐渐淡去。

曾有幸听过沈先生讲解文物的学者回忆起来，只感到在先生跟前如沐春风，面对有所领悟的观者，他还会旁征博引，反复启发，诱导对方进行思考。

后来的考古学家王?、孙机等都是在历史博物馆偶遇了沈从文的讲解之后受到启发而投身这一行业的。

后来成为沈从文工作得力助手的王?与沈先生

在历史博物馆的十几年中，沈从文接触了近十万件文物实物，这为他后来提出“用文物知识和文献相印证”的研究方法，并贯彻始终地进行考古文物研究奠定了旁人所不可能及的厚实基础。

这些年间沈从文先生还兼任故宫博物院的织绣组顾问，频繁出入故宫进行文物研究。如此丰富的阅历及自身的不倦修行终于使沈从文先生成为了中国近代文物史方面屈指可数的学识渊博的专家。

沈从文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做解说员

1964年，沈从文接到国家的一个重要任务――编撰《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因为当时进行外交活动的领导人们发现很多国家都有自己的民族服饰博物馆，但中国在这一块的研究上的一片空白，提及要修中国服饰史，大家首推就是沈从文。

用了一年多的时间根据自己丰厚的知识积淀写下的大作，在即将出版时却撞上了文化大革命风波，出版计划被搁置了下来。随后沈先生又被下放，但就算是在饱受屈辱的时候，在图书资料散失殆尽的条件下，他依旧凭着自己的记忆为《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增补着资料。

这个即将填补中国考古史上一大空白的重大项目，可以说是沈先生后半生心血的结晶。而这部大作的命运也如同沈先生的一生般历尽曲折，终成正果。

1981年，这部大作由香港商务印书馆出版，可算是了却沈先生一大愿望。

1981 年香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和1995年日本京都书院出版的日本增补版

除了这本穷尽中国历代服饰细节变迁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在文物研究领域沈从文先生还留下了《龙凤艺术》、《花花朵朵 坛坛罐罐》等等著作，他的研究范围涉猎极广，成就惊人。

在文学方面，有汪曾祺继承了沈从文先生的衣钵，而文物考古研究方面，沈先生也培养出了王?、王亚蓉等近代考古学上赫赫有名的大家。

王?、张兆和、沈从文与王亚蓉

有趣的是，当年中国百科全书选择关于中国历代服饰的词条时，很多考古或者史学上的专家对选择沈从文先生的研究成果作为标准颇有微词。理由就是一个文学家，都没有专业学过考古或者史学，怎么可能得出有权威性的研究结论呢？

然而经过对比，以实物与文献相结合的沈从文先生研究方法得出来的研究结论是最能服众的，最终选择了沈先生的研究成果录入中国大百科全书词条。

很多自恃专业而目光短浅的“专家”被狠狠打脸，真正的大学者，就算做的不是自己本来的专业，其治学态度及思想高度也注定了他能做到比很多所谓的“专家”更高一筹。

晚年沈从文与妻子张兆和

1988年5月10日，沈从文先生于家中病逝。在他弥留之际，家人问他可有什么遗言，沈先生答：“我对这个世界没有什么想说的。”

半世从文，半世考古。他去世后姨妹张充和为他写来挽联：“不折不从，亦慈亦让；星斗其文，赤子其人”。

沈先生一辈子想说的话，都藏在他如浩瀚星海般的煌煌大作里面了。

资料来源：

《花花朵朵 坛坛罐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