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古中国的枪炮比不上洋枪？

1548年，嘉靖皇上的官军与葡萄牙武装人员发生军事冲突，俘获了葡制火绳枪的成品与射手，同样开始仿造。官方宣传是“因得其传而造作，比西番更为精绝”，但实际报告是仿制品“不敢连发五、七铳，恐内热起火，且虑其破”，有严重的炸膛率。明朝官方因此放弃山寨西欧火绳枪，改为山寨日本火绳枪。

实际使用者的口碑是一切设备的最真实写照。在火器方面，大明最成功的前线将领，将本国自行研发的铳炮骂得狗屎不如，盛赞洋货和山寨洋货是救命的靠谱装备。1550年代的戚继光被大中华主义者捧成“神将”，而他的著作从不给国产原创火器留半点面子：“巧立名色，逞意浪造，皆不如式”。

当时北中国官军中常用的国产“快枪”，戚继光的评价是：“成造本拙，工尤粗恶，身短体薄，腹中斜曲，口面大小全无定制，不堪击敌。而铅子又不知合口之度……且柄短赘重，将欲兼持战器，则不能两负，将只持此器，则近身无可恃者。”简而言之，是设计愚蠢、生产质量低劣。

“快枪”的升级版“夹把枪”，戚继光的评价是：“即快枪也，但多一铁把，以备急时充铁棍之用耳。缘所制之人，洞晓此中病痛者既少，而又无一毫认真之心，不过卷成铁筒而已，腹内未曾用钢钻钻光，以致铅子不得到底，出口不直，铳身单卷成器，时有炸损，人手不敢托架于前。”简而言之，也是生产质量敷衍低劣，炸膛率奇高，使用者连托枪瞄准都不敢。

关于大明官军的官方配发子弹，戚继光也是满肚子苦水：“官给铅子大小不一，子大而铳口小，则子入不深，出口便落。子小而铳腹大，火药先铅子而泄，则铅子无力”，“（枪）口原是歪斜大小不一。铅子原不合口，亦尖斜大小不一。临时有装不入口者，有只在（枪）口上者，有（枪）口大子小临放时流出者”。子弹没有制式标规，粗制滥造，与火枪的口径压根不配合，射击时洋相百出。

而说起日本鸟铳、佛朗机大炮这些山寨洋货时，戚继光就好评连连：“此器中国原无传，自倭寇始得之，此与各色火器不同，利能洞甲，射能命中，弓矢弗及也。犹可中金钱眼，不独穿杨而已”，“此器最利”，“天下通有利器”。

火器发展前扬后抑的大清朝

戚继光有过将本国军火完全山寨欧化的设想，这一设想从军事效能革新上只能说是真知灼见。将近一世纪后的明末崇祯，徐光启在推销全由葡制大炮装备的青岛驻军方案时，可以说是接续了戚继光的愿望。

但当时朝廷的主事者很敏锐地将这个设想掐死：“无非骗官盗饷之谋……以朝廷数万之金钱，供一己逍遥之儿戏”。翻译成白话，就是大明朝廷直到灭亡前一直清醒地晓得：欧化军队的成本，不是明朝的政体与经济机制扛得住的。

虽然青岛驻军全盘欧化的设想破灭了，但这一工程的前期效果仍然存在。登莱总兵辖区中有最多的葡萄牙火炮技工与炮兵培训人员，也有当时远东最整备的火炮部队。这些人对大明的忠诚度并不高于一般雇佣兵，如果大明朝廷不愿承担供养他们的成本，那么跳槽到满洲王朝就是必然抉择。

崇祯四年秋，也就是1631年，登莱明军大批哗变。1633、1634年，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等率领变军及家眷，携带大批火炮火器投奔满洲。这些人就是大清汉军旗的初始骨干、“乌真超哈”重炮兵的核心，直接改变了当时东北亚的军力对比。

明朝灭亡前一年，辽东巡抚的报告承认：“酋以大炮百位排设而击，即铁壁铜墙亦恐难保……以物力言，酋铸百炮而有余，我铸十炮而无力……迄于今而铸炮造药十倍于我之神器也”。有前线经验的人也记载：“彼(指清军)之人壮马泼，箭利弓强，既已胜我多矣。且近来火器又足与我相当……目前火器所贵西洋大铳，则敌不但有，而今且广有矣。我虽先得是铳，奈素未多备。”清军重火器的实力已经达到十倍于敌，不论有无流贼进京、镇将倒戈，全胜入关都只是时间问题。

清初政府对于接受外洋事物其实并没有太多成见，毕竟对于开创时的满洲皇室而言，西洋天主教士的思想与技术并不比汉人儒生的更加见外。所以顺康时的天主教士，在推进中国军火技术上出力甚大。康熙一朝铸炮985门，其中南怀仁监督主制的有566门。

但雍正帝接班后，开始敌视与西洋人、耶稣教有关的一切事物。因为在接班前的夺嫡危机中，雍正帝的政敌们将西洋教士当作朝廷中可以团结的势力大加拉拢，自然在雍正帝的心目中，洋人就是勾结国内异己分子的境外敌对势力。再加上雍正登位后的“苏努教案”中，皇帝发现即使用死刑威胁，都无法迫使改信耶稣的近支宗室背弃信仰。中国皇帝对于威武不屈的信仰与宗教信徒，一直都无比仇视，认为这是对帝位的叛卖：居然有臣民胆敢认为宇宙中有不是皇上的最高权威。

从雍正朝开始，近古中国的火器制造又开始走下坡路了。雍正指示军人要不忘初心，“满洲夙重骑射，不可专习鸟枪而废弓矢”。火器在装备中的地位一落千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