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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维坦按:人作为社会性生物,希望得到群体认同是在情理之中的事情,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被某个群体视为异类从而遭到排挤,在心理上这种感受可想而知。不过,群体之所以存在,往往是建立在共同的信念/理念之上,而这往往意味着融入群体的人并不具备出众的独创性。
不论“破局者”的动机是颠覆已有群体秩序,还是由于被群体拒绝而产生的自我突破,其人生中的某些挫败感或许也蕴含了洞见。当然,创造力是一把双刃剑,它产生的效能会依照社会文化环境的不同而导致截然不同的结果。
根据较为普遍的定义,我小时候是个很古怪的孩子。我出生于一个俄罗斯犹太移民家庭,在美国得克萨斯州的米德兰长大,这里最为人所知的莫过于它曾经是乔治・布什的故乡,也是小说《胜利之光》(Friday Night Lights)及其同名电影的灵感来源。
我在上学前班时,因为吃点心前不做祷告而惹了麻烦,再长大一点,我不知道大家津津乐道的“超级碗”是个什么东西。我与镇上的所有人格格不入,这让我觉得很无助。
即便当我们搬到达拉斯郊区后,我也没有遇到一个和我一样从俄罗斯移民来的小孩。我一个人坐车,每晚几乎都是形单影只。我开始自言自语,很不幸这个习惯后来一直伴随着我。有一次,有人把我们家外面糊满了卫生纸,我不得不向父母解释说这是美国小孩对失败者搞的恶作剧。我父亲并不为此感到困扰,反而急切地把卫生纸揭下来装在垃圾袋里,然后放到他们房间的浴室里储备着。“我们有免费的卫生纸了!”晚饭时他高兴地说。
我只想做个普通人。我希望自己和同学们一样是个美国人;我希望当我向别人讲诉自己的过去时,没有人会对其中任何一段经历提出“为什么”。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意识到与众不同也有好的一面。实际上,一项社会科学研究表明,做一个怪人,或是与社会格格不入,可以激发非凡的创造力。
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商学院教书的莎朗・金(Sharon Kim)告诉我,她时常注意到,有些人将他们的创造性的成就归功于自己是个独行者或是反叛者。金想知道被社会遗弃者是否真的更具创造力,因此她决定对这一理论进行试验。
她邀请了一些志愿者到她的实验室完成几项测试。在测试开始前,金和同事告诉一部分参与者他们没有被选入“小组”。其实并没有所谓的“小组”,金和同事不过是想让他们感觉自己被排除在外。另一部分人没有受到同等的“拒绝”。
金要求参与者在纸上完成两项测试。其中一个是,让他们回答有什么可将一组看似没有关联的词联系在一起(比如,鱼、矿和热潮,答案是“金”。译者注:因为金鱼、金矿、淘金热)。另一个测试是,画一个外星人,且来自一个与地球截然不同的星球。
结果显示,被拒绝过的人在两项测试中的表现都更加出色。外星人那一题中,没有被拒绝的参与者画的都是标准的卡通火星人,而被拒绝的参与者画的外星人则和人类极为不同――所有的身体部位都只长在一侧,或者是眼睛跑到了鼻子下面。根据三位独立评委的认定,遭到拒绝的参与者的画作更加具有创造力。
金判断,由此看来,遭到拒绝和创造力之间是有联系的。而这种创造力优势仅在那些具备“孤立自我意识”的参与者身上出现,即他们已经感觉到自己不属于某个群体。也就是说,做一个怪人会让你的思维打开,不断涌现新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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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许多人来说,这一影响在童年时期就现出端倪。布朗大学的精神病学兼职教授阿诺德・M・路德维希(Arnold M. Ludwig)在筹备《伟大的代价》(The Price of Greatness)一书时研究了1000多位杰出人物的生平,这些人包括弗里达・卡洛(Frida Kahlo),让・保罗・萨特(Jean-Paul Sartre)和约翰・列侬(John Lennon)。他发现,相较于商人,艺术家、作家这类从事创造性职业的人在幼时更容易被称为“古怪或奇特”的孩子;成人后,他们比公职人员或士兵更常被视为“另类”。
1962年,心理学家唐纳德・麦金农(Donald W. MacKinnon)对建筑师这个人群进行了研究,同样发现更加具有创造力的建筑师小时候常常搬家,他说,“因此他们的邻里关系通常比较疏远。”毫不意外的是,许多更有创造力的建筑师说自己小时候觉得很孤独。
一个不同寻常的童年并不是获得更多创造性的唯一来源。在所属的社会中被视为“怪人”同样能增强“认知复杂度(integrative complexity)”――这是创造力的一个元素。认知复杂度高的人通常能很好地应对不确定性,并且善于处理冲突信息。他们经常能从多角度看待问题。
堪萨斯大学的心理学教授克里斯・克兰德尔(Chris Crandall)告诉我说,处于社会边缘的人更加敢于改变和革新社会规范。他说:“现行规范是自下而上形成的。”局外人不那么关心别人的看法,所以他们有更多尝试的余地。
事实上,人们不止一次地发现,那些并不十分合群的人更具有打破常规的思维。外国人经常受到异样的眼光,而被视为异类会在心理层面上带来好处。那些生活在多种语言环境下的孩子――或许他们和我一样,在某国出生,又在千里之外的异国长大――更加能够理解大人的想法,并且总的来说,他们会成为更好的交流者。一项实验发现,居住在国外的人尤其擅长另辟蹊径地解决文字问题和概念问题。这或许能说明为什么毕加索在巴黎开始尝试立体主义,乔治・弗里德里希・亨德尔(George Frideric Handel)在英国生活时写出了《弥赛亚》。
幸运的是,对于那些从未在国外生活过的人来说,这种创造力的提升也会发生在那些思维模式不同寻常的人身上。在一项小型研究中,休斯敦大学的心理学助理教授罗迪卡・达米安(Rodica Damian)和同事让大学生参与了一项虚拟现实测试。在这个虚拟世界里,物理学原理失去作用,物品不会坠落,反而会向上掉落。而另一个小组则在物理学原理都正常适用的情况下参与实验。在回答“是什么东西发出响声”时,经历过否认物理学原理的小组的回答更具有创造性。
达米安正在研究一种理论,即所有不寻常的经历都可以提高创造力。比如,在经历过奇妙旅行或极限冒险之后,人们通常会反映取得突破。达米安告诉我:“这背后的想法是,当你经历过违背常规、准则和预期的事情后,你会对这类事情更加具有包容性。你知道了世界并不一定要按照常规出牌,所以你可以打破常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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