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亡或许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可怕

利维坦按：某种意义上，活得太久也注定是一种损失――这往往意味着八九十岁的你，即便没有致命顽疾，但高血压、糖尿病、老年痴呆、心脏病、肺气肿等等慢性疾病伴随着你的高寿，你的生命时间虽被延长，却与疾病相伴，无病的时间愈来愈短。同时，不可逆转的衰老也使你步履蹒跚，气息微弱，思维迟钝，基本也丧失了年轻乃至中年时的创造力。

可以说，“有尊严的死亡”或许会是每个人在人生不同阶段所思考过的严肃命题。如果真如叔本华所言，“生命是向死亡讨来的借贷，而睡眠，不过是缴付利息”，有些人选择了积极而少眠的生活，以期想明白“如何死”和“为什么而死”的问题。

数年前，心理学家柯特・格雷（Kurt Gray）偶然发现了1982年至2013年间500名得克萨斯州的囚犯在被执行死刑前的遗言（该州的刑事司法部门将他们的话发布在了网上）。当他读着这些犯人的临别留言时，他惊讶于这些话语背后积极的态度，格雷想知道他们的这种积极究竟是出于一种侥幸的心理，还是更广泛的心理趋势中的一部分。

因此他在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进行了一项研究，该研究将死刑犯和绝症患者的遗言与那些只是想象自己接近死亡时人们所说的话进行了对比，这项研究于2017年夏天发表在《心理科学》（Psychological Science）杂志中――该项研究表明，虽然理论上对于死亡的恐惧是一种自然的心理，但当一个人离死亡越近，他/她就会变得越积极。

图源：NPR

这项研究的第一阶段中，格雷和他的同事们分析了博客上那些癌症或是肌萎缩性脊髓侧索硬化症（ALS，“渐冻症”）患者临终写的博客，这些博客都是患者们自发写下的，与研究本身无关（研究所选择的患者必须在过去的3个月中发布了至少10篇博客，并在此期间死去）。格雷将这些晚期病人所发表的博客与让那些想象自己得了无法治愈的癌症并写下的博客进行了对比。同时，他们也为这项研究创立了一个博客，记录下了研究期间的经历。

结果表明，晚期病人写下的话比那些健康参与者写下的要积极得多。举例来说，一位病人写道：“我可能撑不过几周了，在剩下的日子里，我想和我爱的人一起度过――去做一些我曾错过的事。一路走来，我对你们所给予我的一切都心存感激。尽管仍有很多遗憾，但我从未像现在这样享受生活。”

另一个人这样写道：“我最快乐的时光是和我的母亲塞斯（Seth）以及我的宠物一起度过的。和他们住在一起的日子实在太棒了！我所爱的一切就在身边，这对我而言无比重要。”

不仅如此，往往病人离死亡越近，他们就越会使用一些表达积极情感的词汇（“幸福”，“爱”等等）。这一现象被哈佛大学的心理学家丹・吉尔伯特（Dan Gilbert）称为人类的“心理免疫系统”（psychological immune system）。2007年他的畅销书《撞上快乐》（Stumbling on Happiness）中，他解释了这一概念。当面对一个糟糕的境遇时，我们的内心便会很快为当下所发生的一切找到一个足够有说服力的解释，或是积极的一面。也正是这样，我们总能在绝望中抓住一线希望，“反正我也讨厌那份工作”，“她并不是适合我的那个人”或者“目前所处的环境才更适合他”。

图源：Vision TV

当我们跌入谷底并深陷其中时，我们的心理免疫系统往往会快速地运行，而没有什么比即将到来的死亡更让人恐惧的了，格雷这样说道，“心理免疫系统往往会在我们最需要它的时候发挥最大作用，当坏事发生的时候――似乎没什么比失去生命更加糟糕了。所以，当一个人面对死亡的时候，总会不自觉地对当下进行各种合理化解释并赋予其意义。”这一过程的加速解释了为什么晚期癌症病人或是研究中真正面对死亡的人们会变得更加乐观，而非悲观。

在格雷研究的第二阶段，人们这种积极的态度也随处可见。他的团队将死刑犯们写下的声明或诗歌与其他的参与者（这些参与者，与第一阶段中那些健康的人类似，研究者要求他们想象自己是一名即将被处刑的犯人，并写下他们的遗言）进行比较。又一次的，那些真正面对死亡的人们写下的话要比那些想像自己即将死去的人积极得多。弥留之际，那些犯人都会向他们的家人以及朋友表达爱意，或者表达将来能够在天堂重逢的希望，他们这样写道：

“我想对那些我爱的人以及我亲爱的朋友们说，我很感谢一路走来你们的支持与帮助，我爱你们。我即将去到一个更好的地方。对那些即将和我有同样经历的人们，希望你们勇敢面对这场战斗。我已经准备好了，我们走。”

“艾琳，我爱你，非常感谢你与我相伴的这些美好年华，我爱你。”

“先生，让我们像一名真正的美国勇士那样，‘勇往直前’主耶稣与我同在。”

“告诉我的儿子我有多么爱他。天佑世人，让我们继续与主同行。牛仔们，冲吧！”

许多人都表示他们的内心非常宁静；人们常常会说，“我准备好了”（当然，并非所有的囚犯都能对他们的处境镇定自若，有些人表示他们是清白的，另一些人则拒绝发表声明，还有至少两名囚犯用脏话侮辱了狱警）。

对于那些晚期病人，直面死亡逼着他们变得理性――这种理性要求他们不仅要关注自身，还要关心家人以及信仰。格雷详细地阐述了他的观点：“我从他们写下的遗言中发现，他们真的从死亡中发现了意义：‘我即将遇见那些我在乎的人’，‘我马上就可以为耶稣做些什么了。’以及向他们的家人和朋友表达他们的爱意。他们的心态如此积极，一部分原因是他们将注意力转移到了他人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