脑囊虫病及其他：欢迎来到印度器官博物馆

不过，死亡倒是给纠正观念提供了一个机会。2003年，米什拉来到班加罗尔参观大脑博物馆，以此作为一个为期15天的神经病理学研究生课程。“我震惊了，”他回忆道，“当我用手捧着一整个大脑的时候，实在是开心极了。”对米什拉来说，这是人生中的第一次，并且产生了巨大的冲击。现在，米什拉旅行的时候，都会随身携带大脑的照片以及一些干燥杏桃来作为大脑标本的小型替代物――这些东西能够让大脑不再抽象。“这就是你的大脑。它很柔软，不会像骨头那样断裂，”米什拉这么对他遇到的癫痫症患者说。“这样，他们就知道自己是可以治愈的了。”

米什拉还随身携带着自己的认捐卡。15年前，当他在班加罗尔的两周之行即将结束之际，他把自己的大脑也预捐给了印度国家心理健康和神经科学研究所的病理学家们。

一名实验室的技术人员将浸泡过福尔马林溶液的人类大脑倒置。图源：MAYA PRABHU

自尚卡尔医生退休以来，安妮塔・马哈德万医生就兼管着大脑博物馆和大脑银行这两处的事务，今天，她的下班时间推迟了。一名男子刚刚去世，尸体解剖不能等待太久。她一到现场就跟我说：这名病人的肺结核扩散到了大脑，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小时里引发了呕吐和痉挛。他转院来到印度国家心理健康和神经科学研究所时已经太晚了，我们没能拯救他的性命。

马哈德万说话的时候有一种良师应有的专注、和蔼的态度。她对自己工作的热情就像磁铁一样吸引着别人：“我想让别人意识到，大脑是如此美妙的一个器官，”她说。多年来，她始终希望自己能成为一名病理学家。“外科医生是实干家，他们想着让事情重回正轨，”她解释说，“病理学就像解答谜题一样，而病理学家就是侦探。”

从侦探的角度上说，好消息是，这名男子的家人一致同意将他的大脑捐献出来以供研究之用。实际上，很少有家属会拒绝。“大多数家属的态度是：我的家人离世了，能有机会让别人继续活着也是好事，”马哈德万说。“这个社会还是有不少能为他人考虑的人。”捐献完成后，这名男子的一半大脑将在-80℃的低温下冷冻保存在印度国家心理健康和神经科学研究所的大脑银行中。同时，这一身体组织的档案也会留存下来，以待后续研究之用。

动静脉畸形的大脑。图源：MAYA PRABHU

他的另一半大脑则会在福尔马林中定型，由大脑博物馆保管。此后，这个大脑标本便不能再进行生化检测了，但其稳定程度却足以在显微镜下作分析。这个大脑很可能不会安装在塑料壳内后展出。用博物馆团队内的一位博士生什韦塔・杜尔加德（Shwetha Durgad）的话来说，这是专门为这些“完美范例”标本保留的特殊待遇：这些标本上会明显体现出一些典型病灶。

然而，除了刚刚痛失亲人的家属的无私奉献之外，马哈德万正面临着标本供应问题。刚刚这名男子的大脑仅仅只是博物馆今年新增的第十四具标本。“从整个世界的角度来看，尸体解剖率都在下降。过去，我们每年能得到将近300具标本――那是在磁共振成像技术投入应用之前，”她说。

现代脑成像技术让医生们能够更早地发现问题从而拯救更多生命。但是，当病患死后，由这种硕大的环状磁共振成像机器产生的阴影图像往往已经足够让医生作出可靠且充分的诊断结果，于是，医生们鲜有动力再去要求作一次解剖，而家属们更是没有多少理由同意这种请求。

假如当年那位患有脑囊虫病的女士在发病前，印度国家心理健康和神经科学研究所就已经拥有了磁共振成像仪器，甚至只是电脑断层扫描仪，那她可能就根本不会被误诊为患有精神病：在生前检查产生的大脑图像中，绦虫留下的痕迹将会非常清晰。不过，假如这位女士最后还是不幸去世了的话，她的主治医师此时就可能不再要求病理学家作进一步解剖了。她的这本大脑标本也许就永远不可能登上博物馆的展览架了。

参观博物馆的医学生正仔细观察展品。图源：MAYA PRABHU

对像马哈德万这样的科学家来说，这就是个问题，因为当磁共振成像技术就事论事地告诉你究竟发生了什么的时候，其实还有更深层次的问题需要解决。“为什么神经细胞会不断死亡？我们可以做什么来阻止此事？如此种种都需要我们拿到实体的脑组织，通过组学技术在其上展开生化实验，在电子显微镜下观察这些组织，”马哈德万解释说。即便在病变脑组织存量持续下降之时，研究人员手中的研究工具也仍在不断升级。

另外，印度国家心理健康和神经科学研究所的病理学家们可以进行解剖工作的地理范围也十分有限。因此，尽管马哈德万正在努力推动全国范围内大脑银行分行的建立，尚在人世的当地器官认捐者的重要性仍与日俱增。

这就意味着，大脑博物馆储藏的这些性质稳定的“完美范例”标本必须开始承担新鲜出炉的紧迫宣传任务了：那就是倡导科学。在博物馆展览室门口旁的桌子上，放着一叠写有器官捐献计划相关信息的卡片。“首先，我们会让来客参观整个博物馆，然后就和他们谈谈有关捐献的话题。如果他们感兴趣的话，我们就会把这张卡片给他们，”什韦塔・杜尔加德对我说。目前，器官认捐人数正在缓慢上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