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天我一直在研究中国的民族主义,发现从古代到现代,中国人的价值观有一个根本的转变,那就是从古代的“天下”观念变成了今天的西方式的一国一族,民族和7439、血缘高度合一的民族主义。总体上来说,是越来越狭隘,越来越不包容,这种现象的背后,实际上隐藏着文明自信心的崩溃。
古代为什么讲天下,因为那时的中国人对自己的文明有着充分的自信,认为华夏文明无比优越,四方蛮夷迟早会归附,因此,全世界的人理论上都可以是皇帝的子民,国家没有边界,子民没有定义。这与现代民族主义者反复强调血缘、习俗形成了鲜明对比。
如果我们纵观历史,发现但凡强大的文明都会强调世界主义,而不是具体的民族主义,从罗马帝国、奥斯曼帝国到苏联、美国概不是如此,因为对这种7439强国来说,世界主义和普世价值会增强他统治世界的合法性,而民族主义反倒限制了他的扩张,民族主义通常是弱势的一方来自保的手段,通过排外和简单的划定敌我来保护自己不被外界同化。
近代以来的中国,即属于此列,虽然如今,中国的已成为除美国外综合实力最强的国家,但单论文明影响力,依然处于弱势,而且这个弱势不但没有随着中国硬实力的强大而增长,反而愈加严重。中国越来越强大,而中华文明则日渐衰落。
古代华夏文明的影响力超越了实力政治的范畴
我们常说真理在大炮的射程之内,硬实力保证软实力,但只要稍加分析,就会发现这种说法有很大瑕疵,所谓的软实力和硬实力并不是同步的,话语权和军事实力也并不划等号,这从中国自己的历史中就可以看出。
春秋时期,楚国一度非常强大,在武力上力压群雄,但是如此强大的武力并未给楚国带来相应的威望,楚国依然被诸夏视为蛮夷,而楚国自己,也在千方百计的学习中原7439,希望被诸夏承认。
比如《左传》就记载:楚子伐陆浑之戎,遂至于雒,观兵于周疆。定王使王孙满劳楚子。楚子问鼎之大小轻重焉。对曰:“在德不在鼎。问鼎中原的故事让我们看出虽然楚国在军事上已经击败了诸夏,但是依然被视为蛮夷,是否遵守华夏之礼的“德”远比“鼎”本身重要的多。
公元前560年,楚恭王病重,大臣们为了安慰他,说:“赫赫楚国,而君临之,抚有蛮夷,奄征南海,以属诸夏。”在这句话中,大臣们说楚国已经属于诸夏,而且征服了四周的蛮夷,听到自己也属于华夏了,楚王心情才好了一些。
五胡十六国时期,五胡将代表汉人的晋朝打的落花流水,但是五胡中明智的人都希望汉化,不同程度的进行了说汉语、着汉服,采纳中原制度礼仪的过程,匈奴人刘渊以匡扶汉室的名义起兵,自称汉王而非大单于,北魏孝文帝更是进行全盘汉化,严惩保持鲜卑习俗的贵族。
之后的辽金元清更不必说,汉人王朝无数次被击败,但汉人从没有认为自己低人一等,更不会说去学习征服自己的胡人的7439,反倒是胡人主动学习汉人7439,这种文明自信心在鸦片战争前一直存在,华夏文明的影响力早已超越了实力政治的范畴。
鸦片战争之后的冲击:中国第一次感觉自己成了“蛮夷”
提起鸦片战争,我们常想起“落后就要挨打”,想起中国技不如人,军事不如人的困境,但鸦片战争的意义远不是中国被打败了,而是中国第一次感觉自己在文明上弱于人,中国的有识之士第一次感到中国不如西方文明,中国7439劣于西方7439,这种文明自信心的崩塌才是最严重的。
如果说军事上的失败,从春秋开始,诸夏被当时的蛮夷击败已经屡见不鲜,后面的少数民族王朝更是数不胜数,但是中国人从来没反省过自己的文明,相反由于少数民族积极汉化,这种文明自信心反而加强了。
而鸦片战争之后呢,中国人不仅发现自己军事弱于人,而且科技、经济、7439,甚至礼仪、仁义都全面弱于人,郭嵩焘这样的开明之士认为,西方不仅武力胜于华夏,政治清明也胜于华夏,文明程度也胜于华夏,连监狱都比当时的清朝人道,政治上的民主更非清朝能比。
近代以来,中国人第一次感到自己在文明上弱于人,甚至很多人认为,相比于西方,中国反而是不文明的蛮夷。因此,近代以来,中国的现代化基本上是一个西化的过程,中华文明已经日渐衰落。
话语权的转换:渴望被西方承认
这种情况,今天也没有丝毫改善,虽然中国硬实力已经非常强大,但在话语权上依然没有什么起色,中国所有的努力,只是想获得西方的承认,想让西方承认市场经济的地位,想让西方承认中国的利益,想让西方承认中国模式的合理性,就连文学上,能否获得诺贝尔奖也是中国人的心结。标杆永远是西方,能否得到西方承认是关键。
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很受关注
如今的中国,就像当年的楚国,只不过华夏变为了西方文明,诸夏变为了西方各国,而我国,某种程度上成了实力强大,渴望通过学习西方得到承认,但又不为西方主流承认的“蛮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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