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票写武侠的金庸为何成了大师？

读出这些，就能顺势明白1990年末某些大陆文人对金庸的不公允攻击。攻击的表面是指责金庸人物构思与故事架构涉嫌抄袭、不讲大义鼓吹琐屑暴力、语言腐朽，攻击的实质是眼红与嫉妒：施展家传的颠倒黑白心法，将金庸作品中最出色最有人性的部分说成臭狗屎。

毕竟在鼓吹暴力上，金庸作品不及各种游击队小说之万一。在抄袭指控上，《基督山伯爵》与《连城诀》的故事架构虽似，但描述的故事环境却大异。唐太斯归去的那个法国，无论不义还是复仇，都比狄云归去的那个湖南要阳光、鲜活、激烈、有人味得多了。在语言风格上，如前所述，欧式白话混杂方言，比只适合做公文八股的某些正式白话文要人性化很多。

而且金庸从欧式文艺中引入的不止先进技法，也有更优胜的道德体系。在金庸之后，中文世界涉及战斗场景的文艺作品，才有最基础的欧式骑士对决竞技的道德标准。在金庸之后，华语人群才会默认群殴和车轮战是可耻的，“对付败类，不用讲江湖规矩，大家一起上”是脓包和狗贼专用的特色台词。

才会默认在投掷类攻击中混毒药是下贱的，在较艺类战斗中要不以杀伤为目的地克制。才会想起在战斗前要请非参战的平民离场、战斗后要给附带损失补偿。才会默认攀附官方与盈利目的的战斗派别是道德上低级的鹰犬爪牙。

这些道德标准在大仲马时代的西欧是默认不言的。但在清代盛行的公案小说里，那些以随扈青天大老爷为荣、以得官衔为光宗耀祖、在背弩袖箭金镖上喂毒的侠义好汉中，不存在此类道德标准。在自清至民国的仙侠小说里，那些要为皇上平叛献艺的剑仙中也不存在此类道德标准。只有金庸才开始在作品里引入这些欧式的宋襄公道德规范，却被指责为滥用暴力。

当然，金庸大师使用了武侠模板与革命母题，不可避免会继承这些模板中的弱点。比如反革命人士比革命家更有人味，金轮法王在不执行特工任务时比郭靖更像一个慈父，血刀老祖在不强抢民女时比南北侠客更像一个血性长者。再比如女性角色板平到让文评家斥为厌女症的程度。不过这些与其说是金庸的不足，不如说是中文世界的不足。

如果要金庸自选的话，并非不能在作品中引入兰斯洛与桂妮薇王后、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克里姆希尔特与齐格飞的爱情模式，技术难度不高于引入骑士对决道德。但既有的侠义文学模板和歧视女性的中文世界现状，让作者写女角色摸摸手、看看波、说说笑话、吃顿饭就被男主角收入后宫备胎队伍，显然更接地气。

不断修订的金庸小说

金庸小说的一大特色就是不断修订新版本，毕竟金庸大师以人精著称，总是试图将著作中道理欠通和得罪人的部分打磨掉，将讨好人的部分更加凸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