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金铸成的编钟,共重一万三千六百四十七两二钱!

发布:2019-10-19 20:45 · 历史不清不楚

十六只编钟,放在两个大玻璃柜里,在首都故宫博物院珍宝馆陈列着。每天,有成千上万的中外人士来观赏它。

编钟用黄金铸成,共重一万三千六百四十七两二钱,是我国的稀世珍宝。

编钟,是我国古代乐器,历来都是用铜铸造。清乾隆55年(1790),各省总督聚敛黄金,为给弘历皇帝八十岁寿辰祝寿而铸造了这十六只金钟,算是“万寿节”的贡品,用以炫耀盛世豪富。平时,这一组金钟置于太庙中,遇有朝会、宴享、祭把大典,才拿出来配合玉磐奏乐。这十六只编钟的造型与历代编钟没有很大的差异,外观大小

一样而厚薄不同。用黄金铸造并能打击出不同的音色,因而成为精美的乐器,则是世间罕有。工艺和文物价值,远远超过黄金本身的重量。

1940年4月初,胡仲文由上海四行储蓄会调来天津任天津四行储蓄会经理。有一天,天津盐班锅行经理兼天津银行公合会长陈亦侯来找他密商一件要事。胡仲文是江苏淮安人,在五岁时来到天津,后来毕业于南开大学商科。他与陈亦侯交谊很重。这一天,陈亦侯向他提起了关于金编钟的事。

金编钟是清宫里的珍宝。辛亥革命推倒清廷之后,清皇室继续居于紫禁城内,一大帮皇族仍然过着与世隔绝的奢靡生活,每年要支付庞大的费用。1924年,逊帝溥仪的岳父荣源与“内务大臣”绍英、耆龄等,同北京盐业银行经理岳乾斋、副经理朱虞生秘密接洽,以宫内所藏文物作抵押,向银行借款八十万元(其中金编钟抵四十万,其余抵四十万),月息一分,期限一年。定期一年,是因为清室曾估计可能在一年内复辟。设想到当年十一月冯玉样的国民军就把他们驱逐出宫。梦想破灭,合同到期,他们无力赎还。盐业银行趁机又补给了一笔现款,这批珍宝就归盐业银行所有了。作为账外物资,盐业银行把它存于设在东交民巷的外库。

宫廷内幕,是当年报纸揭露的题材。这桩秘密交易就曾被《京报》戳破。盐业银行获得宫内大量珍宝,不仅北洋政府的军阀有意染指,就是银行同业也莫不觊觎。珍宝中最惹人注意的是十六只金钟。尽管盐业银行矢口否认,但风声日紧,放在北京看来已是凶多吉少,于是他们决定将金钵转移到天津珍藏。

1932年的一个深夜、一辆卡车载着包括十六只金钟在内的一批珍宝,从北京运抵天津法租界中街盐业银行(现天津人民银行营业部)。天津盐业银行经理陈亦侯把金钟和其他玉器、瓷器分别存放在一个库房内刚砌好的夹层两边。他当时还以为这一来外人是无法知道的。

不料,七七事变后,擅长搞情报的日本特务机关便探知了金钟的下落。陈亦侯一时成为日本特务进攻的对象。日本驻天津的一个副领事亲自出而,要与陈亦侯“交朋友”。他派了自己的女儿,带着名酒、瓷器、盆景和当时流行的名贵的电镀口花瓶,到陈亦侯家拜望,纠缠着要认干爹、干妈,其实是在探听金钟的消息。陈亦侯坚决否认见过什么金钟。诡计多端的日本人还以“丈量”为名,查看了盐业银行库房,也没有任何发现。那个副领事见动软的无效,就成逼陈亦侯交出,否则要进行搜查。

身在大后方任贵州省主席的吴鼎昌,是盐业银行的总经理。陈亦侯便向吴鼎昌请示金钟的处理办法。为了避人耳目,他派专人从天津到西安,在西安用银行密码发电报给上海转香港,再由香港转重庆找吴鼎昌。吴鼎昌循着同样路线发了回电,往返一个半月,得到的电文只有一个字:“毁”!

要毁掉金钟!

盐业银行曾经有规定:几处理账外物资,所得百分之六十归责任经理所有,其余厂分之四十由同人分享。如果把金钟送到设在北马路的炉房,陈亦侯自己厦可以得到几千两黄金。

陈亦侯说:全世界还没有能把金子敲响的。毁了这宗国宝,怎么对得起祖宗!

陈亦侯找到了胡仲文,他一方面知道胡仲文办事老练,另一方面他也知道胡仲文是北京盐业银行副经理朱虞生的女婿,为人可靠。胡仲文知道这是件冒极大风险的事情:一旦败露,金钟将从自己的手里殒灭,还会招来杀身之祸。然而,日本侵略者咄咄逼人,事急矣,挚友陈亦侯既然如此信任自己,他便当机立断:事不宜迟,立即动手转移金钟。

1940年4月的一个夜晚,十二点钟以后,英租界中街67号的四行储蓄会(现人民银行分理处)静悄悄的,职员和工友都早已散去,陈亦侯带着自己的汽车司机杨兰波,将金钟装入8个小木箱,先后四次肉盐业银行运到这里。接应陈亦侯的胡仲文,事先指定一名亲信工友徐祥帮忙搬运。因为这两处距离较近,汽车很快便运完。两位挚友把金钟藏入库内,然后四只手紧握在一起说:“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像盟过誓一样,两人心中的一块石头落了地。后来的严峻考验证明,两位生死之交的老友,都信守了自己的誓言。

胡仲文选择珍藏金钟的地方,是四行储蓄会大楼地下室一个不起眼的小库,不远处,是正式的保管库。这座小库门很小。藏宝之后,他把钥匙带在自己身上,又吩咐总务人员买了八吨烟煤末堆在库门口,还关照人们不许动用这些煤未。金钟在暗室中安然沉睡了。然而,敌寇的追查并未结束,就在金钟转移的第三天,日本侵略者派了军警20多人冲入盐业银行。他们当然一无所获。

日本投降了,金钟依然在沉睡着。不久,国民党孔祥熙在来津“视察”之前,派了要员为他做准备,同时也打听金钟的下落。来人找到陈亦侯,这个人恰是陈亦侯早年在京师译学馆读书时的同学,陈亦侯便以抱怨、责难的口气,向他大发雷霆:“你们把金钟扔下不管,跑走了。日本人要杀我的头,你们要我毁掉它。今天又来找我!要找,你们去找吴鼎昌!”国民党派系之间利害斗争是尖锐的,孔祥熙知道不能公然侵夺吴鼎昌的利益。于是,事情便不了了之。

未几,国民党特务头子戴笠也来追问金钟,由天津市警察局长出面查办,案由是陈亦侯在日伪时有附逆行为,金钟用“敌伪产业”,照“法”,应予没收“而陈本人则应以汉奸治罪。这是查无实据的事。警察局长与陈亦侯本来有旧,由于他的担保,总算躲过了军统特务的毒手。

没有受到追问的相仲文,心中也一样忐忑不安。蒋介石在它的统治行将垮台时,企图用强迫收兑金银的手段,挽救经济的崩溃。在天津,马路上到处张贴布告,规定凡检举隐匿金银者,奖给所值百分之七千,被检举者科罚两倍,这种优厚奖励、对某些知情

人具有很大的诱惑力。胡仲文今天回忆这一段经历时,不胜感慨他说:与我们共同秘藏金钟的两位普通劳动者——我的工友徐祥和陈亦侯的汽车司机杨兰波,才是真正不为金钱所动的好汉!要知道,他们只要打个电话,写封信,就可以成为百万富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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