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乔丹大夫平静地说，“你妻子就要死了，约翰。她只能活几小时了，就这些。”看到面前这仍穿着工作服的瘦小年轻人，看到他苍白的脸上极度痛苦的神情，乔丹添了一句，“我巴不得能和你说些别的。不过我认为，你想知道的是真实情况。”

他们此刻是在新泽西州莫里斯城的圣比德医院里。外面传来傍晚时分的喧闹声——这是小城市里的喧闹声——可是这几乎没有打破他们之间的沉默。

在病房里的暗淡光线下，安德鲁看见病人丈夫的喉结痉挛似地颤动两次后，才好不容易迸出话来，“这就是没法相信。我们结婚还不久。一切还刚刚开始。你知道我们有一个小宝宝。”

“我知道。”

“真是太……”

“太不公平了？”

年轻人点点头。约翰·罗从外表看来，就是个勤恳的正派人。他二十五岁，比乔丹大夫自己只小四岁。这打击使他受不了——尽管并不出乎他意外。

安德鲁但愿能再安慰安慰对方。安德鲁经常见到死亡，并且受过训练，熟悉死亡前的那些征兆，但他一直拿不准，应该怎样把实情告诉垂死病人的家属和朋友。做医生的应该毫不避讳，直截了当地捅出去吗？有没有什么巧妙一些的方式呢？这种事情，在医学院里没人教过，毕业后也没人教过。

“病毒是不公平的，”安德鲁说，“虽说在大多数情况下，不像这次在玛丽身上表现的这样。通常，治疗是有效果的。”

“难道没别的办法？可有什么药物能够……？”

安德鲁摇摇头。没必要作这种具体回答：目前还没有。至今为止，对于到了肝昏迷状态的后期传染性肝炎还没有药物可治。今天早些时候，他还向既同他一起开业，又是该院内科主任的老资格医生诺亚·汤森请教过。但是把这告诉约翰没什么意思。

一小时以前，汤森对安德鲁说，“你已尽了最大努力。换了我，和你的处理也不会有丝毫两样。”安德鲁这才给附近博恩顿镇上的一家工厂打了电话，通知了正在做中班的约翰·罗。

真见鬼！安德鲁瞥了一眼毫无动静的病人，她躺在那高高摇起的病床上。

屋里只有这一张床，因为门外走廊上挂着醒目的“隔离”牌子。静脉滴注瓶在床后的架子上挂着，瓶里的葡萄糖、生理盐水、复合维生素b等药物，通过在臂弯处插进玛丽·罗静脉里的针头，点滴地输入她体内。外面天已黑了下来；偶尔有暴风雨中隆隆的雷声，雨在哗哗地下着。真是讨厌的夜晚。而对于这已是妻子和母亲的年轻女人来说，这却是她生命中最后的一个夜晚。

一个星期以前她还很健康，很活跃呀！真见鬼！的确太不公平了。

今天星期五。星期一那天，玛丽·罗来到他的诊室，虽病容明显，却依然娇小玲珑、面目姣好。她诉说感到恶心，身子乏力，吃不下饭。一量体温，1005华氏度。

罗太太告诉他说，四天以前，她就有过上述症状，还呕吐过，由于第二天见好，她就以为：管它是什么病，反正没事了。可现在症状重新出现。她感觉很不好，比上次难受得多。

安德鲁查看了一下她的眼白，发现有点儿黄。她皮肤的某些部位也已出现黄疸。触诊了她的肝，软软的，比正常的大了一些。询问后她说出，上个月她曾和丈夫到墨西哥去短期休假。不错，他们为了图便宜，住在一家不像样的小旅馆里。不错，她吃了当地的食品，喝了那儿的水。

“我马上就收你住院，”安德鲁对她说。“还需要验血来证实，不过，我敢肯定，你得了传染性肝炎。”

看到玛丽·罗似乎吓着了，他解释说，很可能她在墨西哥吃了带肝炎病毒的食物或水。这病毒可能来自那些已得了病却在处理食物和水的人。在那些卫生条件差的国家，这种事经常发生。

至于说如何治疗，多半用辅助疗法，往静脉里输上一些必要的药物。安德鲁还说，百分之九十五的病人完全康复需要三四个月，而玛丽住院用不了多少天，很快就可以回家去。

玛丽凄然地笑问道，“另外那百分之五呢？”

安德鲁大笑一声后回答，“别管它！你不会属于那百分之五的。”

这一点他可说错了。

玛丽·罗的病情没有好转，而是一天天恶化了，血液里的胆红素不断增高，表明黄疸日益严重，这从她那黄得吓人的皮肤也看得出。更严重的是，星期三的化验中发现，她血中的含氨量已达到危险的程度。这些在肠内产生的氨，由于肝功能减退，已无法处理了。

昨天她开始神志不太清楚。人颠三倒四，昏头昏脑的，既不知道自己在医院里或在医院里干什么，也认不出安德鲁和自己的丈夫。那时安德鲁才提醒约翰·罗，他妻子病情严重。

星期四整整一天，无能为力的苦恼折磨着安德鲁，在诊室接待病人的间隙，他一直在思索这问题，可是毫无结果。他意识到，病情好转的障碍就在于这血液中愈来愈多的氨。怎样清除它呢？他深知，根据现有的医疗水平，还没有有效的办法。

后来，现在他才觉得当时颇不公道，竟把自己的烦恼发泄到一个该死的药厂女推销员身上；这人昨天下午到他诊室来，却挨了他一阵发作。她是个“新药推销员”。该叫她“新药女推销员”吗？他可不管这些。他甚至没记住她的姓名或她的模样。只记得她是个戴眼镜的年轻姑娘，只是个孩子，说不定刚刚开始推销新药。

女推销员是费尔丁罗思医药公司的。事后安德鲁也弄不清楚当时为什么肯接待她。反正有人通报说她正等着，他就同意了，以为能从她那里听到什么新药的消息。但等她开始提到他们公司刚上市的一种最新抗生素时，他的思想就开了小差。随后只听得她说，“你根本就没听我说话，大夫。”这就使他大为光火。

“或许因为我有更值得思考的事情，而你只不过在这里浪费我的时间。”

这是很不礼貌的，平时他不会这样。可这回，他既为玛丽·罗的事烦恼万分，又加他一贯讨厌医药公司以及他们强行推销药品的方式。不错，大医药公司也制造出一些好药，但他们那种为推销药品而进行的大肆吹嘘，甚至还拍医生们的马屁，都使他十分反感。还在医学院读书时他就领教过这个。

医药公司的代表盯着医学院的学生奉承、献媚；医药公司心中有数，这是些将来有处方权的医生。他们还送学生听诊器、出诊提包等，有的学生欣然接受。安德鲁可不是这种学生。尽管他并不宽裕，他宁愿自己购置，以免受制于人。

“或许你愿意告诉我，大夫，”昨天那费尔丁罗思公司的女推销员说，“你那火烧眉毛的重要事情是什么。”

这时他把情况告诉了她，说玛丽·罗由于氨中毒而生命垂危，接着挖苦她说，他指望费尔丁罗思这样的大公司能制造出什么药物使病人不再产生过量的氨，而不是来推销某些“我们也有”的抗生素，因为这类抗生素市面上就有五六种，效果都差不多……

他刚讲完，就已经在为这场发作感到羞愧，说不定还准备道歉，可女推销员已收拾好样品和宣传品，只说了一句，“再见，大夫，”就走了。

昨天就这样过去了，安德鲁对于怎样挽救自己的病人玛丽·罗，还是一筹莫展。

今天早晨，他接到病区护士长勒德洛太太打来的电话。

“乔丹大夫，我为你的病人玛丽·罗担忧。她陷入麻木状态，对任何东西都毫无反应。”

安德鲁赶往医院。一个住院医生守候在此刻已完全昏迷的玛丽·罗身旁。

安德鲁没到医院就知道，虽然必须赶到医院去，但去了也不可能有什么大胆的冒险措施。他们能做的只是让那静脉滴注瓶继续输液，只能做这点事，只能抱以希望。

现在，一天即将过去，显然已经毫无希望。玛丽·罗的病情似乎已没有好转的可能了。

约翰·罗强忍住眼泪问道，“她还会清醒过来吗，大夫？玛丽会知道我在这里吗？”

“很抱歉，”安德鲁说。“不大可能了。”

“那我还是要守着她。”

“当然，当然。护士就在附近，我还要向住院医生交代清楚。”

“谢谢你，大夫。”

离去时，安德鲁在想：谢我什么呀？他感到需要喝杯咖啡，于是朝着他知道此刻正在煮咖啡的地方走去。

医生休息室是个小房间，里面只放着几把椅子，一个邮件架，一台电视机，一张小书桌，还有主治医生的衣物柜等。它的优越性在于非常安静，随时可以喝到咖啡。安德鲁到达时，那里没有人。

他给自己倒了一杯咖啡，往一张用过多年的旧式单人沙发上一坐。再呆在医院里已无必要。但他本能地不打算马上回到他的单身公寓房间去。那住处是诺亚·汤森的妻子希尔达替他找到的，很舒服，只是有时略嫌冷清。

咖啡有点烫。安德鲁一边让它凉着，一边拿起一份《纽瓦克明星纪事报》看了看。头版显著位置就是一篇关于什么“斯布特涅克”（不管叫什么，反正是颗地球卫星）的报道。这是俄国人最近发射到外层空间去的，他们大肆吹嘘，说它预示着“新太空时代的曙光”。根据这篇报道，预计艾森豪威尔总统将下达命令，加速制订美国的空间计划；而美国科学家们对于苏联在科技方面的领先，深感“震惊和羞惭”。安德鲁希望，这种震惊能波及医学界就好了。尽管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十二年来，医学方面有了长足的进步，但还是存在着许许多多令人沮丧的空白点和没有解决的难题。

把报纸放下后，他拿起一本《医学经济》。对这杂志他总是很感兴趣，有时还十分入迷。据说这是医生们最爱读的刊物，就连权威的《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也不如它能吸引他们的注意。

《医学经济》的主要作用是：指导医生们怎样尽量多赚钱；钱赚到手后怎样投资，怎样用它。安德鲁开始读一篇文章《开业医生尽量少交税的八种办法》。他认为他应该尽量了解这一类事情，因为受了多年专业训练、终于当上医生挣钱时，如何处理钱财却是医学院不曾教过的。自从一年半以前他进汤森大夫的诊所以来，安德鲁对于每月存入银行户头的现款之多感到吃惊，这种吃惊感很新鲜，而且并不引起不快。当然他不想让金钱来主宰他，就像……

“打搅你了，大夫。”

一个女人的声音。安德鲁转过头来。

“我到你的诊室去过，乔丹大夫。你不在，我就决定到医院里来找找看。”

倒霉！这就是昨天到他诊室来的那个医药公司的女推销员。她穿着一件湿透了的雨衣，她那略呈褐色的头发也湿淋淋的，眼镜上带有水汽。脸皮也真厚——竟然闯到这里来了！

“看来你不知道，”他说，“这地方不准外人进来。我也从没见过推销员——”

她接口说，“到医院里来。对，这我知道。但我认为这事非常重要。”

她动作迅速地放下公文包，摘下眼镜擦拭，又开始脱雨衣。“外面雨真大，我从停车场走过来时，全身都湿透了。”

“什么事这么重要？”

女推销员把雨衣扔到一把椅子上，他又一次注意到她很年轻，至多二十三四岁。她慢条斯理小心翼翼地说话了。

“氨，大夫。昨天你说，你有一个肝炎病人，由于氨中毒快要死了。你说你希望——”

“我知道我说过的话。”

女推销员用清澈的灰绿色眼睛直视着他。安德鲁觉察到这人个性很强。

他想，她称不上漂亮，尽管有一张讨人喜欢的高颧骨脸蛋；如果头发干了梳一下，她也许还算好看。脱掉雨衣后，身材也还不错。

“你当然知道，大夫。我敢肯定你的记性比你的礼貌好一些。”他正想说点什么，她做了个不耐烦的手势止住了他。“昨天我没有，也无法告诉你的是：我们费尔丁罗思公司四年来一直在试制一种新药，用于减少肠内细菌产生的氨。这种药在你病人的那种危急情况下或许有用。昨天我只知道有这件事，但是还不知道这项研究的进展情况。”

“我很高兴听到已经有人在试验了。”安德鲁说，“但我还是不明白——”

“你听下去会明白的。”女推销员把耷拉到脸上的几绺湿头发抹到后面去。“他们试制的药叫做罗特洛霉素，动物试验已取得成功，正准备往人的身上做试验。我弄到了一点罗特洛霉素。现在带在身边。”

安德鲁站起身来。“你的意思是，我说……小姐，”他记不起她的姓名，头一次有点发窘。

“我没指望你记住我的名字。”她又不耐烦了。“我叫西莉亚·德·格雷。”

“德·格雷小姐，你是要我给病人用一种还处于试验阶段的陌生药，而这种药只在动物身上试验过，是吗？”

“任何药，都得有第一个用的人。”

“你别见怪，”安德鲁说，“我可不想做这种开路医生。”

女推销员怀疑地扬起一边的眉毛，声音也尖利了。“即使你的病人就要死了，而你又没有任何别的药可用，你也不肯吗？你的病人怎么样了，大夫？

就是你昨天提到的那位。”

“比昨天更糟。”犹豫了一会儿他又说，“她已昏迷不醒了。”

“那么说，她就要死了？”

“瞧，”安德鲁说，“我知道你用意是好的，德·格雷小姐。你进来时我对你说话的态度不好，请原谅。不幸的事实是，一切都太晚了。现在开始用试验性的药已太晚了，而且，即使我肯，你可知道要办多少手续，要签多少同意书，还有多少麻烦事儿要做吗？”

“我知道，”女推销员说。现在她的眼睛十分明亮，凝视着安德鲁；他忽然觉得开始有点喜欢这直率坦白、精神饱满的年轻妇女了。她接着说，“我完全知道要办哪些手续，要签哪些同意书。实说了吧，打从昨天离开你以后，我没干别的，一个劲儿打听这些事——办这些事，还有就是缠着我们研究部的主任，硬要他给我一点儿目前还很少的罗特洛霉素。三小时以前，在我们这个州最南部的坎登，我终于从我们公司的试验室里取到了药。然后，在这样讨厌的天气里，我又片刻没停地开车赶到这里。”

安德鲁刚说了声，“我很感谢你——”女推销员已不耐烦地摇起头来。

“还有哩，乔丹大夫，一切必要的文件都已办妥。你要用这药，只需再得到医院和病人直系亲属的同意，其他就没事了。”

他只能瞪眼看着她。“我真该死！”

“别浪费时间了，”西莉亚·德·格雷说。她把公文包打开，取出几张纸。“请你先看看这一张，它是费尔丁罗思公司的研究部为你准备的罗特洛霉素说明书。这里的一张是我们医务主任写的便条，告诉你怎样使用这种药。”

安德鲁接过这两份东西，看来接着要过目的还不少哩。

他一开始读起来，就完全钻进去了。

将近两小时过去了。

“你的病人inexremis（拉丁文，意为“已在弥留之际”。译者注），安德鲁，咱们还有什么可顾虑的？”电话里是诺亚·汤森的声音。安德鲁好不容易在一个家庭宴会上和这位内科主任联系上了，安德鲁向他说明有人提供试验性药物罗特洛霉素的情况。

汤森继续说，“你说那个做丈夫的已经同意了？”

“是的，而且是书面的。我把院长从他家里找到医院里来，他已让人用打字机把表格填好，当事人和连署人都已在上面签了名。”

签字以前，安德鲁同约翰·罗在他妻子的病房外的走廊里谈了话，年轻的丈夫非常愿意试新药。安德鲁看他那急切劲儿，劝他不要寄予太大的希望。

约翰·罗因为手在发抖，签的名字歪歪扭扭，但在法律上这是有效的。

安德鲁通过话筒对汤森说，“院长很满意，因为费尔丁罗思公司送来的其他材料符合要求。显然因为这药是本州生产的，使手续简化了。”

“你务必要把这一切过程都详细记在病历上。”

“我已记上了。”

“那么你只缺我这里批准了，是吗？”

“就医院方面说来，是这样。”

“我批准，”汤森大夫说。“倒并不是我对此抱有多大希望，安德鲁。我认为你的病人似乎是无法挽救了，不过我们死马当活马医吧。现在，我去吃美味的烤野鸡了，好吗？”

安德鲁在护士值班室放下电话后（他刚才一直是在这里打的电话），问道，“一切都准备好了吗？”

夜班护士长是位只上半班的注册老护士。她已准备好放有皮下注射器的盘子。她打开冰箱取出内有清澈药水的玻璃瓶放进盘子，这瓶药水就是费尔丁罗思公司女推销员带来的。“准备好了。”

“那我们去吧。”

安德鲁和护士走进病房时，早晨陪伴玛丽·罗的住院医生奥弗顿大夫正在病人床边，约翰·罗在不妨碍别人的地方逡巡着。

安德鲁向住院医生讲了罗特洛霉素的事。奥弗顿大夫是个粗犷、性格外向的得克萨斯人，他听后用南方人的拖腔说，“你指望出现他妈的奇迹吗？”

“不，”安德鲁简洁地回答。他转向玛丽·罗的丈夫。“我再强调一遍，约翰，这是没有把握的尝试，非常没有把握的。只不过因为，在这种情况下……”

“我懂。”声音很低，很激动。

护士在给毫无知觉的玛丽·罗做注射前的准备，这将是在臀部作肌肉注射。安德鲁对住院医生交代说，“医药公司讲，这药每四小时注射一次。我已开了处方，不过我希望你……”

“我会守在这儿的，头儿。记住了，四小时一次。”住院医生把声音压低，“喂，打个赌怎么样？大家机会一样地赌，要是——”

安德鲁瞪了他一眼，让他闭嘴。这位得克萨斯人已在医院里受了一年训练。这期间，他表现出是个极称职的医生，可是他对周围事物麻木不仁，这却是尽人皆知的。

护士给病人注射过后，拿了脉，量了血压，报告说，“没有反应，大夫。脉搏、血压和注射前一样。”

安德鲁点点头，暂时放心了。他并没指望有什么好转，但产生不良反应倒是可能的，特别是用尚在试验阶段的药物时。此刻他心里仍在嘀咕：玛丽·罗能不能活到明天早晨呢？

“她的情况如果更糟了，打电话到我住处来，”他交代说。接着，轻轻对病人的丈夫说了声“再见，约翰”，他就走了。

安德鲁回到公寓后才想起来，费尔丁罗思公司的女推销员还在医生休息室里等他的回话哩！这次他总算记住她的姓了——德·格雷。名字是辛蒂吗？

不对，是西莉亚。他正准备挂电话时，一转念，到这会儿她大概已打听出所发生的一切了。明天再找她谈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