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希·莫利诺的直觉告诉她，她碰上了一件不寻常的事。这可能是一条重大的新闻，可是到目前为止，这事还没成形，也不具体。此外，也还有一些别的问题。其中一个是，她还不知道她究竟要调查些什么。另一个是，她需要给《加利福尼亚检查报》搞别的日常报道工作，这就限制了她进行那捉摸不定的调查的时间。更加重她的困难的是，她还没有对任何人透露过这件事，特别是没有跟《加利福尼亚检查报》那位本市新闻编辑主任谈起过。这位主任总是催命似的要你拿出成果，而丝毫不理解，施展巧计和耐心等待有时也是一个优秀记者的极其重要的两种手段。就南希来说，这二者她都兼备。

自从那次在金州电力公司股东年会上，尼姆·哥尔德曼怒气冲冲地对她建议说“你为什么不去调查调查他？”以来，她一直在使用那两种手段。

“他”指的是戴维·伯德桑。

当然哥尔德曼当时是发了脾气，根本没指望她认真对待他的建议。但是经过思考之后，南希却真的这样做了。

她早就对伯德桑感到奇怪。南希往往觉得那些总是站在正义的一边，站在被压迫者一边的人们，或者说希望你认为他们是站在那一边的人们，有些靠不住。而戴维·伯德桑就是这种人，南希通过亲身经历，深知这种满口“自由”、“人民”、“为人做好事的正人君子们”往往一心想当“老大”，而把别人撇在老远老远的后面，捡些残羹剩饭。她亲眼见过的这种情形简直是多得很——不仅白人里有，黑人里也有。

南希的父亲，米洛·莫利诺不是一个自由派的以公益为己任的人。他是个建筑业的承包商。他一辈子都直言不讳地追求一个目标：把自己从一个出生在路易斯安那1农村的黑人家庭的穷孩子变成一个有钱人。他成功了，而且是老老实实干成功的。现在，他确实成了一个大富翁。

但是，她的父亲，南希注意到，通过提供稳定的就业机会，公平合理的工资，以及尊重别人作人的尊严，给他的同族同胞造的福，超过一千名政治活动家之流。那些人，正如人们所说的，是“从来不必出钱付给别人工资的”。

她瞧不起某些自由主义者，包括那些白人。他们做出一副要凭他们个人对三百年来黑人受的奴役赎罪的样子。这些白痴的行为使人感到：只要是黑人，就从来不会干出什么错事——不会。南希拿这些人寻开心，对他们傲慢无礼，看着他们逆来顺受，不计较她不可饶恕的行为。而这唯一的原因，就是她是个黑人。每当他们这样做，她对他们的轻蔑就更增加一分。

她倒并不看不起尼姆·哥尔德曼。事实上，她反而逐渐喜欢他，佩服他了。不过尼姆要是知道了，他会大吃一惊的。

哥尔德曼恨她戆直，这一点她一也知道。他十分坦率地恨她，从不设法加以掩饰：他恨这样的记者，也恨这样的女人。南希十分明白，这种恨，与她的肤色无关，即使她是个白种人、黄种人、或者皮肤略带紫色，这种恨也是同样强烈的。就他恨南希·莫利诺这一点上说，哥尔德曼可以说是个色盲。

这倒也好，事情本来就该这样。因此，南希尊敬他。

她有点反常地喜欢惹哥尔德曼生气，她自己也认为这是反常的。那才真是叫人高兴！当然，过分了也就不好。有两回她确实弄得他狼狈不堪，可是再继续这样搞下去，她也觉得不公平了。再者，这家伙真是有种，而且正直。而那次听证会上的绝大多数人，那些卑鄙的“正人君子”是不配这样的评语的。哥尔德曼在那次会上说了老实话，后来就被人家堵住了嘴。

关于这次听证会，她不得不照实写了一篇报道，因为她引以自豪的是她首先是一个好记者，而这就意味着要冷酷无情，把个人的情感和好恶放在第二位。不过这丝毫也没有妨碍她对哥尔德曼表示同情，衷心为他祝福。

如果有朝一日她能和他更熟悉一些——看来这是不大可能的事——她会告诉他所有这些想法的。

同时，南希·莫利诺还认为，她不再把哥尔德曼当作靶子，而把注意力转移到戴维·伯德桑身上，这也是合乎逻辑的，也是公道的。

对伯德桑她当然决不赞赏。即使根据她目前进行的初步调查，她也十分肯定这是个冒牌货，甚至还可能是个骗子手。

在金州公司股东大会后不久，她就悄悄地开始调查伯德桑搞的这个电力为人民服务会。这花了好几个月的工夫，因为她只能利用工作的余暇来进行，而有几段相当长的时间，她根本抽不出空来。不过，尽管进展缓慢，结果还是非常有意思的。

南希发现，伯德桑是在四年前成立这个电力为人民服务会的。那时，通货膨胀，加上石油价格上涨，使电力煤气的费用大大增加了。毫无疑问，这些费用的增长给低收入和中等收入的家庭，造成了很大困难。就在这时，伯德桑公开宣布他是为人民利益而奋斗的战士了。

他的浮夸招摇立即引起了舆论界的注意。于是他利用这一点把成千上万的人拉进电力为人民服务会。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雇用了一大群大学生挨家为他宣传。南希找到了几名给他干过这种事的人，这些人现在已经大学毕业了，他们无一例外，都对这一番经历深表不满。

“我们当时以为做的是高尚的事情，是帮助贫苦大众，”一个当时的大学生，现在做建筑师的人告诉南希说。“但是我们发觉，我们干的主要是给戴维·伯德桑个人帮了忙。”

这位提供情况的人接着讲：“我们出去宣传的时候，都带上发给我们的请愿书。这都是伯德桑让人印好的，请愿的对象是州长、州的参众两院、公用事业委员会等等，应有尽有。请愿书强烈要求‘对经济困难的居民用户降低电力煤气价格’。我们挨家挨户地请人家签名。真见鬼！你说谁会不签？几乎每个人都签了名。”

另一位替他搞过宣传的人——一位答应南希在这同一时间来介绍情况的妇女——接着说下去：“伯德桑要我们等到签了名之后（而不是在签名之前）就向签名的人解释：组织请愿这种事是费钱的。请大家给这次请愿运动捐款三元好吗？这三块钱还包括电力为人民服务会一年的会费。到这会儿，跟我们交谈的这些人也觉得我们为这件事出了不少力，应该向我们表示谢意，这一着巧妙地利用了人们的心理，伯德桑对这是非常拿手的。结果很少有人，哪怕是贫苦户，不肯捐这三块钱的。”

“我想，这本身也没有什么不正当，”那位年轻的建筑师说。“除非你认为募捐的款项大大超过电力为人民服务会的实际需要，才是不正当的。但是，伯德桑对待替他干活的学生的办法就不同了，那才是地地道道的欺骗。”

“伯德桑答应我们，”那个青年妇女说，“每捐到三元钱拿出一元给我们作工资。但他坚持全部捐款必须先交给他，说是为了入账，以后再付给我们工资。付给我们钱的时候真是‘以后’了，而且是‘大大以后’了。甚至就是那么晚，我们实际得到的工资只是本来答应给的四分之一，每三块钱里我们实得两角五分，而不是一元。当然，我们和他争执过，但他只是一个劲地说我们当初误会了。”

南希问：“你们当时没有文字上的凭据？”

“没有，我们当时相信他。无论怎么说，他是站在穷人这一边反对大企业的，或者说我们当时以为他是这么一个人。”

“另外，”建筑师又说，“我们后来才发现，伯德桑有意识地跟我们分别单独谈话。这样，我们就没有证人了。可是如果要说我们误解了的话，那么我们每个人的误解居然都是完全一样的。”

“根本不是什么误解的问题。”那年轻女人说，“伯德桑是个骗子。”

南希·莫利诺请这两个人和一些别的人估计一下总共捐了多少钱。伯德桑在公开声明中说，电力为人民服务会有两万五千名会员。但是和南希交谈过的大部分人都相信实际数字要大得多，也许有三万五千名会员。果然是这样，那么扣除了付给别人的工资，电力为人民服务会第一年的收入可能接近十万美元，其中大部分是现款。

“你看真是开玩笑，”建筑师在南希告诉他这个估计数字的时候说道。“伯德桑的这个行当就是赚钱！”他懊丧地说，“也许我搞错了行当吧。”

南希发现的另一情况是，电力为人民服务会的捐款活动还在继续进行。

戴维·伯德桑还在雇用大学生，——总归有需要打零活挣钱的新一代大学生。他的目标是每年发展更多的电力为人民服务会会员，同时也动员现有会员继续参加。看上去伯德桑目前不再欺骗雇用的大学生了，他或许意识到他不可能永远这么干而不被人抓住。不过肯定是有一大笔现款又流进了电力为人民服务会。

这笔钱伯德桑是怎么花的？似乎难于找到一个简单的答案。不错，他的确在好几条战线上积极地、大声疾呼地反对金州电力公司，有时还很有成绩，于是电力为人民服务会的很多成员就相信他们的钱并没有白花。不过南希对这却很怀疑。

在一个会计师的帮助下，南希计算了一番，即使把电力为人民服务会的费用打得最宽，即使把伯德桑个人的薪金也扣去，他也没法花掉大半数的收入。那么，剩下的钱呢？最大的可能是，伯德桑既然完全控制着电力为人民服务会，他正在把这笔钱侵吞掉。

不过，南希提不出什么证据。至少目前还提不出来。

南希的那位会计师顾问说，最终国内税收局也许会要求电力为人民服务会和伯德桑清算账目，但他又指出，国内税收局人力不足是尽人皆知的。因此，很多所谓非盈利机构的账目从未进行过审计，他们可以搞财务上的骗局而逍遥法外。

会计师问：南希是否希望他秘密地向国内税收局通个风？她断然回答：不要。她现在还不想向任何人通风。

南希之所以能够得到这位会计师的帮助，是因为她父亲是这家会计师事务所的大主顾，米洛·莫利诺公司经常延聘的一位律师也同样帮忙，南希把那些过去受伯德桑雇用的大学生带到律师那里去，请他们写宣誓书，证明他们所说的全是事实。这些人学生也都乐于合作。

她在仔细地积累材料。

南希·莫利诺了解到，伯德桑还有来自大学讲课和写作的收入。这当然没有什么不正当，也没什么奇特可言。但这却加深了她的好奇心：伯德桑用这些钱究竟干些什么呢？接着，她又在一次鸡尾酒会上隐隐约约听到一个传闻：伯德桑以及电力为人民服务会曾向红杉俱乐部请求经济上的支持。南希觉得这是不可能的事，而且，即令是事实，她也可以肯定，以红杉俱乐部的财力和声望，它是不会和戴维·伯德桑之流打交道的。不过，她多年来就形成了四处打听的习惯，所以她已经放出了一些触角。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什么结果。

接着发生了一件令南希百思不得其解的事。一月里有一天，她开着那辆默塞德斯450sl型小轿车，碰巧看见戴维·伯德桑在一条繁华的街道上走着。她不假思索就决定跟踪他。她把车急忙开到就近一个无人管理的停车场以后，就步行跟在他后面，同时又保持着适当的距离以免被他发现。接着发生的事就象是侦探里的情节一样。

虽然南希十分肯定伯德桑并没有看见她，可是伯德桑的行径却象是已料到有人要跟踪他，因而决心摆脱盯梢似的。起先，他走进一家旅馆的熙熙攘攘的大厅。他向四周围扫了一眼，就一闪身走进男厕所。几分钟以后他又走了出来，戴着一副墨镜和一顶软呢帽，而在这以前，他头上什么也没有戴。他这番乔装打扮没骗过南希。然而他的外貌确是改变了。她意识到，如果伯德桑一开头就是这样打扮，她可能就不会注意到他了。他从这家旅馆的一个旁门走了出去。南希让他先走了相当一段路之后，才跟了上去。

就在这工夫她几乎把伯德桑给丢了。因为他在旅馆前边一点的地方，坐上了公共汽车，车子马上把门一关，开走了。

她来不及回去开自己的车子了。幸好一辆出租汽车开了过来。南希叫住车子。开车的是个年纪轻轻的黑人。她亮出一张二十元的钞票，对他说：“盯住这辆公共汽车，但不要让人察觉我们在跟着它。可是每次车子停站的时候，我都要看看谁下车了。”

司机马上明白了。“行，小姐！您就坐在后边吧。交给我了，没错儿。”

司机聪明能干，点子很多。他两次把公共汽车甩在后边，而每一次又都灵巧地把车子开到靠右边的那条车道，这样，在外道上行驶的公共汽车就会从他的车旁驶过。当两辆车距离很近的时候，南希就把头转了过去。但只要公共汽车停下来，有乘客上下，出租汽车就总是开在她可以看得清楚这些乘客的位置上。过了似乎很长的时间，伯德桑都没有露面，南希甚至怀疑是否到头来还是把他丢了。后来，在距离他上车地点大约四英里左右的地方，他下车了。

她看得见他东张西望。

“就是那个有胡子的，”她对司机说。

“我看见他了！”开车的加快速度从他身旁开了过去，也没朝伯德桑那个方向看一眼，然后就把车子靠边道停下。“别掉头，小姐。我在镜子里看着他呢！现在他在过马路。”一两分钟以后，司机说：“真见鬼！他又上了另一辆公共汽车！”

他们又跟着这第二辆公共汽车。车子朝相反的方向开，走了一段回头路。这一回，伯德桑过了几个街口就下车了，又向四周张望，附近有几辆出租汽车停着，伯德桑坐上了第一辆。当车子开走的时候，南希看得出他从车子的后窗朝外看。

她作了另一个决定，对司机说：“让他走吧。把我送回市中心去。”

她是这样想的：好运不要走过了头。她希望伯德桑刚才没有发现她的出租汽车在后面跟着他，可是如果她继续跟下去，毫无疑问，他是会发现的。他上哪儿去，干什么去，要解开这个谜还得另想办法才行。

“哎呀，小姐！真摸不透您的心思，”开车的在车子换过方向以后嘟囔说，“起先您要跟那个家伙，咱干得不错。可您现在又不干了。”他接着咕哝说，“连开过去记下那辆车子的牌照都没办到！”

因为他出了大力，她决定解释一下她为什么不愿意跟得太近，不愿意被对方发觉。他先是听着，然后点了点头说：“明白了。”

几分钟以后，这个年轻的司机转过头来问：“您还打算了解这个大胡子上哪儿去吗？”

“是的。南希说。她越想伯德桑所采取的那些煞费苦心的防范措施，越是深信这里边有重大的情况。她一定得了解这个情况。

司机问：“您知道这家伙常呆在哪儿吗？”

“你问的是他家的住址吗？不知道，不过这不难打听到。”

“也许我们可以作一笔交易，”司机说。“我说的是我，还有我的两个朋友。他们都没有工作，但自己有车，车上有无线电话。我车上也有无线电话。我们三个人可以轮流盯这个大胡子的梢，换来换去，这样他就不会老是看见同一辆车了。我们三个用电话联系。这样，一个人要休息，就叫另一个来接替。”

“但要做到这一点，”南希指出，“你们就得整天监视着他。”

“这个办得到。我刚说过，我那两个朋友没工作。”

这个主意是有成功的可能性的。她问道：“这得要多少钱？”

“得算一算，小姐。不过不会象您想象得那么贵。”

“你算好以后，”南希说，“给我挂个电话。”她在一张名片的反面写下了她的公寓的电话号码。

那天晚上很晚的时候，司机打来了电话。这时，她已在电话号码簿里查到了伯德桑家的住址。

“一星期二百五十元，”那开车的说。“这包括我还有我那两个朋友。”

她迟疑了一下。这件事真的有这么重要，值得费这个劲，花这笔钱吗？她的直觉再次告诉她：值得。

那么，她应该向《加利福尼亚检查报》去要这笔钱吗？南希有些怀疑。如果她去要钱，她就得把她到目前为止发现的一切情况都透露出来，她可以肯定，这样一来，报纸一定要把有关伯德桑和电力为人民服务会的材料立即公布。照南希的意见，这样做目前还为时过早；她十分肯定，情况还远不止于此，值得再等一等。此外，报社那一钱如命的经理部门，除非万不得已，是不愿意花钱的。

她决定依靠自己的力量干下去。她自己先付这笔钱，希望以后能把它收回来。如果收不回来，这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灾难，尽管这会要破坏她的一条生活准则。

用大多数人的标准衡量，南希·莫利诺算得起是个有钱人。几年以前，她父亲就立下了一笔信托基金，可以按期向她提供相当可观的收入。不过，出于自尊心，她总是把她私人的财源和职业上的收入分得一清二楚。

这一次，自尊心只好受点委屈了。

开车的说，他希望预支一笔钱，这当然是合情合理的，所以南希叫他有空的时候到她这里来拿。

钱拿走之后，有六天工夫她一点消息也没有。第七天，那个名叫维克里的年轻司机送来了一份报告。南希没想到这份报告写得既详尽又工整。伯德桑的全部活动都一清二楚，都是正常而无害的，他也根本没表现出已经发觉有人在盯他的梢。更重要的是，他没有试图甩掉任何跟踪的人。

“这说明一个星期不够，”维克里说。“您想再试一个星期吗？”

南希想，见鬼，干嘛不再试试呢？七天以后维克里又来了。他又写了一份同样详细的报告，结果也是否定的。她感到失望了，对他说：“行了，就到此为止了。算了吧！”

那年轻人带着毫不掩饰的轻蔑神情看着她。“您打算现在就不干了？想想看，您已经花了多少钱！”当他意识到她有些摇摆不定的时候，他又劝她说，“豁出去！再试一个星期。”

“你应该去当推销员，”南希说，“不应该开车。”

她考虑了一下。她已经抓到证据，说明伯德桑是个冒牌货；她仍然相信他是个骗子手吗？打听出他那么鬼鬼祟祟地去的地方，对她打算写的那篇报道有帮助吗？最后，她是该减少点损失呢，还是象那个机灵鬼司机说的，豁出去干？她的直觉又起作用了。直觉告诉她，这三个问题的答案都应当是肯定的。

“好吧，小伙子，有你的，”她对维克里说，“再干一个星期，以此为限。”

第四天，他们就发现了苗头。

维克里先是打电话，后来又在当晚亲自到她的住处来了。

“我想你一定想马上就知道。今天下午大胡子又竭力甩掉跟着他的人了，就象那天你和我碰见他的情况一样。”他洋洋自得地说，“这***养的没斗过我们。”

“就凭我花了这么多钱，”南希说，“我也希望他没斗过你们。”

小伙子一边咧着嘴笑，一边把他准备好的书面报告递给她。报告上写着，戴维·伯德桑把自己的车从他住的公寓的车房里开了出去，停在市区的另一头。下车之前，他戴上了墨镜和帽子。然后他又坐一辆出租汽车穿过城市往回走，接着又改坐了两趟公共汽车，两次汽车的方向截然不同。最后又步行了一段，拐来拐去走到城东头的一幢小房子门前。

他进了这所房子。房子的地址也抄了下来，写在报告里。

“他在里面呆了两个钟头。”维克里说。

报告接着说，伯德桑在那以后雇了辆出租汽车，坐到离他自己的车两三个街口的地方。从那里他走到自己的车子旁，然后开车回家。

维克里满怀希望地问道：“您还想让我们再监视这个大胡子吗？”他又追加了一句，“我那两个朋友还是没有工作。”

“有你这个朋友，”南希说，“他们不用担心工作。”她摇了摇头。“不用再搞了。”

两天以后，南希坐在自己的车里，观察着戴维·伯德桑鬼鬼祟祟地进去过的那所房子。她在那儿呆了快两个小时。这时已接近正午时分了。

昨天，也就是维克里交来最后那份报告的第二天，她的时间是花在写一篇《加利福尼亚检查报》交下来的特写稿。不过，她还没有把它交给本市新闻编辑部。她打算明天再交。在这期间，她的时间就归自己支配了。

她监视着的这所房子是克洛科大街一一七号。这是二十年代建成的一排十几幢一模一样的房屋中的一幢。十年以前，有一个投机的建筑商认定这个地区一定会恢复昔日的地位，成为更高级的住宅区。因此他把这些房子整修了一番。这位建筑商打错了算盘。克洛科大街仍然是老样子。这是一条平淡无奇、单调乏味的大街，人们住在这里只是因为住不起更好的地方。整修后的房子又逐渐故态复萌：砖石欠完好，窗户有裂缝，油漆在剥落，这一切都是最好的见证。

依南希看来，一一七号和其余的房子没什么两样。

她小心翼翼地把那辆默塞德斯轿车停在一个街口以外的地方。在那里她可以清清楚楚看得见这所房子，而自己却不至于被人看到。还有几辆别的车子停在那里，这倒起了一点掩护的作用。她带来了望远镜，但一直没敢用，怕引起过路人的疑心。

她来这里以后，街道上简直没什么动静，一一七号更是一点儿也没有。

南希既不知道她究竟在等什么，也没任何计划。一上午快过去了，她希望能见到这幢房子的住户，但这个愿望也没有实现。她开始考虑，她呆的时间是否已经够长了？也许她现在应该离开这里，改天再来？这时有一辆车驶过她那辆停着的车子，前两个小时里也有几辆车子这样开过去的，无意之中，她注意到这是辆破旧的大众牌有篷货车，漆成棕黄色。有一边的玻璃窗是破的，用纸板和胶布马马虎虎堵了起来。

南希骤然警觉起来。这辆大众牌汽车穿过了马路，就在一一七号门前停了下来。

一个男人下了车子。南希冒险用了一下望远镜，只见这人很瘦，头发剪得短短的，留着浓密的八字胡。她估计这人至少有二十几岁了。跟那辆车子恰恰相反，这人自己倒是衣冠整齐，穿的是一套深蓝色衣服，打了领带。他走到车子的后边，打开了后门。南希用的望远镜倍数很高——她常用这望远镜在家里远眺港口的船只。从望远镜里她瞥见这人的两只手。这双手上好象有很多斑痕。

现在他把手伸进货车，搬出了一个坚实的红色圆筒。看起来这东西很沉。他把它放在人行道上，又伸进手取出另一个。接着他提起这两个筒往房子那里走去。这时候，南希才认出那是灭火器。

这人又在那辆大众牌汽车和房子之间往返了两趟，每次搬进两个红色的灭火器。前后一共搬了六个。在运进最后那两个以后，他在房子里呆了五分钟光景，然后又出了门，开着车子走了。

要不要跟踪他呢？南希一时拿不定主意。后来还是决定不跟踪。之后，她坐着想了一会儿。她不明白，为什么这么小一幢房子需要这么多防火设备。突然，她叫了一声：“真笨！”她居然没想到记下那辆车牌照的号码，这本来是易如反掌的事。现在要做已经太晚了。她责备自己是个不中用的侦探，心里想着方才她也许应该跟着那辆车子的。

不管怎么样，现在该回去了吧？她觉得是该这样。她伸手去拧发火装置，但又停了下来。一一七号有了新动静。她又一次伸手去拿望远镜。

一个女人从房子里出来了。她年纪很轻，身材苗条，穿着一条褪了色的粗蓝布裤子和一件粗呢上衣，衣着很不在意。她向周围扫视了一眼，随即朝这辆停放着的默塞德斯相反的方向快步走去。

这一次南希可没犹豫。她发动了汽车，从停车处开了出去。她慢慢地、小心翼翼地开着车跟在这女的后面，一直用眼睛盯住她。偶尔她还把车开到马路旁边，为的是不超过这个跟踪的对象。

这个女人没朝后看。在她拐弯的时候，南希等了好久才敢跟着拐弯。她刚好赶上看见这个女人走进一家小超级市场。这家市场附有一个停车场，南希把车子开了上去。她锁上车，跟着走进了市场。

市场里不怎么拥挤，买东西的有二十人左右。南希看见她跟踪的那个女人正在两排货架中间的一条走道的另一头，把罐头往一辆小推车里放。南希自己也推了辆小推车，从身旁的货架上随意取下几样东西放上车子，然后做出漫不经心的样子，向那个女人走去。

她现在看起来比从远处看还要年轻，简直还是个女孩子。她脸色苍白，金黄色的头发蓬蓬乱乱，脸上也没搽脂粉，右手戴着一只看来象是临时凑合着用的手套。显然，这是用来遮掩畸形或者伤痕的，因为她只用左手。她伸手挑了一瓶马佐拉牌玉米油，看看瓶子上的标签。

南希·莫利诺把小车推过了她站着的地方，又陡然一转身，仿佛忘了什么东西似的。她的目光刚好和那女人的相遇。南希微笑了一下，高高兴兴地说道，“嘿！咱们彼此认识吧？”她接着又说了一句，“我想咱们都认识戴维·伯德桑。”

对方的反应来得既快又令人吃惊。这年轻女人的脸色变得刷白，她分明在发抖，那瓶玉米油从她手里掉了下来，在地上摔得粉碎。

有几秒钟谁也没说话，什么动静也没有，只是那一大滩油迅速地在走道上蔓延开来。接着市场的经理急急忙忙跑了过来，嘴里啧啧有声，活象一只焦急的母鸡。“天哪！一塌糊涂！这是怎么回事？”

“这是我的错，”南希立即说道。“真是抱歉，打碎的这瓶油由我付钱。”

经理不满地说：“这瓶油钱还不够打扫地面的呐，是不是？”

“对，不够，”南希说。“不过您想想，借此机会您可以运动一下呀！”说着南希挽起了那个女人的胳膊，这时，她正呆若木鸡似地站在那里，好象失去了知觉。

“咱们出去吧，”南希说。这个身穿粗呢上衣和粗布裤的女孩毫不抗拒，放下了手推车，就和南希一起走了。

到了停车场，南希把女孩领向那辆默塞德斯牌轿车。她一打开车门上的锁，拉开了车门，这个女孩子就似乎警惕了起来。

“不行！啊，不行！我得回家去。”她的声音紧张得象尖叫。她们一起走出超级市场的时候，她本来已经不发抖了，这时，又开始抖个不停。她发疯似地望着南希问道：“你究竟是谁？”

“我是你的朋友。瞧，转过这条街有个酒吧间，我来的时候就看见它了。咱们上那儿去喝点什么，好吗？你看起来很需要。”

“跟你说，我不能去！”

“你能去，也一定会去的，”南希说。“因为你要是不去，我今天下午就打电话给你的朋友戴维·伯德桑，告诉他……”

她根本不知道怎么讲下去了，但这句话奇效如神。那女孩二话不说就上了车。南希把她身旁那扇车门关上，自己走到司机座那边。

只花了几分钟就把车子开到了酒吧间，外面就有停车的地方。她们下了汽车，走进了酒吧。里面光线很暗，霉味扑鼻。

“天哪！”南希叫了一声。“我们现在简直得有一只给盲人领路的狗才行。”她摸索着走到一张角落里的桌子跟前，远离开那几个已经在喝酒的顾客。女孩跟在后面。

她们坐下的时候，南希说：“我总得称呼你吧。可称呼什么呢？”

“伊维特。”

一个侍者走了过来。伊维特要了一杯啤酒，南希要的是代基里酒。酒送来之前，她们俩谁也没说话。

这一次，女孩先开口了：“你还没告诉我你是谁呐！”

南希想，似乎没理由隐瞒真相。“我叫南希·莫利诺。我是个新闻记者。”

这以前伊维特已经两次表现过大为震惊的神色，但这一回却更加厉害。她嘴一下子张得老大，酒杯从手里滑了下来，如果不是南希一把抓住，也会落得和那瓶玉米油一样的下场。

“别紧张，”南希劝她。“记者只有在肚子饿的时候才吃人，而我一点也不饿。”

这个女孩耳语似地低声问，话都说不利落：“你想要我干什么？”

“提供点情况。”

伊维特舐了舐嘴唇：“什么样的情况？”

“比如，你刚走出来的那所房子里还有谁住？那里在干些什么？戴维·伯德桑为什么老上那儿去？先从这些谈起吧。”

“这不关你的事。”

南希的眼睛对酒吧暗淡的光线已经习惯了，她可以看得出，这女人尽管顶撞了一下，仍然怕得要命。南希胡乱地开了一炮。“那么好吧，我看我当初本来就该到警察局去……”

“别！”伊维特几乎要站起来，但又坐了下去。突然之间，她双手蒙住脸，开始啜泣起来。

南希伸过手去。“我知道你碰上了麻烦。如果你愿意，我可以帮助你。”

她边哭边说：“谁也帮不了我。”过了一会儿，她显然是下了很大的决心才站起身来。“我得走了。”虽然她处于极度痛苦之中，她的举止还是相当庄重的。

“你听着，”南希说，“我提出一个交换条件。如果你同意和我再见一面，那么再见面以前我就不对任何人讲这件事，也不采取任何行动。”

女孩子迟疑了一下。“什么时候？”

“从今天算起三天以后。就在这里。”

“三天不行。”她又表现出疑惧的神情。“也许一个星期可以。”

看来也就只好如此了。“好吧。从今天算起一个星期，下星期三，同一时间，同一地点。”

伊维特点了点头，起身走了。

南希开着车子离去的时候，心里简直拿不准刚才这个局面她处理得是否得当。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戴维·伯德桑和伊维特在这件事情当中占什么位置？南希和伊维特谈话时提到警察局，这完全是不假思索，脱口而出的一句话，但当时却引起这个女孩近乎歇斯底里的反应。这表明有非法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情况属实，那么这又是哪一种非法活动？这一切真是令人懊恼：问题太多，答案太少，就象是你在玩一局拼板游戏，最后结果如何，心里连个影子也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