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好事吗？看你高兴的样子。”

“我赚钱啦！”

“是吗？多少？”

“一万五千元。”

“真的？！”

叶子高兴得从床上蹦了起来，抱住李伟，一阵猛亲。

当时，在海南，就两样来钱快，一是开歌厅，做小姐；二是炒地皮，搞建筑。

邻居——包工头阿康没有文化，谈判、接活、签约，老吃亏，他自然想到了有头脑、有文化的李伟，与他合伙，李伟不用投资，底薪两千，拿提成。这给了李伟迈向成功的一条路，一次机会……

李伟每天晚上十一二点钟，都跟小广东去消夜。他们俩像在密谋什么似的。不过，看阿康两口子，都是勤苦干事之人，没什么歪的邪的，我还是放心他们交往。

一天晚上，十二点多钟，李伟和阿康，从外面喝酒回来，径自躺到床上。

我问李伟：“阿伟，你最近经常跟阿康出去喝酒，是不是有什么事？”

“没什么事，你放心，他想拉我跟他一起做生意，两人合伙。”

“咱们那点钱够吗？”

“不用咱们的钱，我帮他干，拿提成，另外底薪两千。他没文化，谈判、接活、签约，老吃亏。这一个礼拜，他晚上带我到工地，我学得都差不多了。”

“跑工地太苦了，李伟，你别去了，整天在太阳下晒，吃不消的，海口太阳太毒。”

“现在，只要能挣钱，我什么都能干。”

“你决定啦？”

我有些惴惴，试探着问。

“基本上吧。叶儿，有些事你不知道，我怕你担心，没敢跟你说。我们那个公司，本是个小公司，说白了，就是‘空手道’，从别人那里代销来电脑，再加价卖出去。靠零售，房钱都挣不满，对单位销售又经常结不回钱来，老板整天在外边追账，让我替他盯摊。老板亏损，我还每月拿这么多薪水，心里实在不安。这段时间，我一直在找机会，这应该是个机会。在海南，就两样来钱快，一是开歌厅，做小姐；二炒地皮，搞建筑，你看那些楼盖得多快呀。”

现在，我要讲一讲李伟，这个我一生深爱且最爱的男人。

李伟原是北京b大学的团委书记，是b大学当年最年轻的处级干部。可正因为他年轻能干，不可避免地受到b大学最年轻的排在最后一个的副校长的排挤，也许他怕李伟风头太盛，会取代他。

因此，他处处给李伟设置障碍：评职称不给他评，加工资不给他加，校团委要搞什么活动也不支持，连经费都卡着不拨，阻碍他开展工作。当时在大学里，没有职称，就等于不学无术的工农兵干部，被人瞧不起。在这种情况下，李伟感到自己根本无力抗击，他的命运完全被别人操纵、拿捏着，他不甘心就这样被人埋葬一生，但又不知如何冲破这种僵局。万般无奈又无法排遣之时，他只身一人去了新疆。在新疆，他哪儿也没去，只在疆北草原上游荡了半个月，草原的日出日落，茫茫无际，使他豁然开朗，他感到人与自然相比，是何其渺小，何其短暂，那些无尽无休的残酷的争斗，那点儿小小的，甚至还未见到的利益，是多么的不值一提。这世界应该更广阔，应该有更多的事情值得去做。

刚到海口的那天，我坐在出租车内，看到被媒体炒得沸沸扬扬的淘金之地，竟和内地的小城市差不多。

窄窄的街道两边是陈旧斑驳的砖楼和木楼，砖楼上长满苔藓和杂草，晃晃悠悠；木楼下倚着黑瘦矮小，背着娃娃的妇女；每一个角落里，似乎都蹲着一两个老人，满脸的皱纹，头上缠着一圈圈头巾，吸一杆长长的水烟杆；不知经历了多少朝代的青石板路，到处是坑坑洼洼，坑中积满了浊水。

海口给我的最初印象，像一幅毫无生气的水墨画，颜色是黯淡的。

而现在，海口到处拆旧房建新屋，宽大厚重的推土机和吊车到处都是，两三个月就有一栋栋高楼大厦，像雨后的春笋一样疯长起来。新开的大片大片的地基在打桩，整个海口就像个大工地，嘈杂、轰鸣、忙乱，但生机勃勃，充满希望。

街上到处是拥挤的人群，匆忙的脚步，张贴的招工、招聘、招租广告。每个人都精神饱满，睁大眼睛，寻找着新的机会。

想到这些，我心里稍微踏实一些，抱紧了李伟：“亲爱的，我支持你。”

要丢掉现已熟悉的环境和工作，进入一个完全陌生的领域，他的不安比我更大。

第二天吃中饭时，我把这事跟若芬讲。若芬说：“男人如果决定做一件事，他一定有他的道理和想法，你不要阻止他，要多给他鼓励。”

若芬趴在桌上，只有玻璃杯中的酒和她的头，间或晃动一下。

我知道，她在无声地流泪和饮泣。

咖啡厅的灯光很暗，取名“冰点”的咖啡厅，是由纯色块组合在一起的，抽象、暧昧、混乱。

一会儿是缠绵低回萦绕的钢琴声，一会儿是爵士鼓手狂乱的鼓点和吼叫。这一切混在一起，似乎就是刻意要把你内心最隐秘最脆弱的一处，戳穿戳破，或是为了撩拨起你平日里压抑的情欲，纵容你释放自己。

泡酒吧的人，无外乎两种，一种是忧伤落寞之人，一种是***放纵之人。

“我很闷啊，叶子，你不知道，我很闷啊！”

“我怎么办，怎么办？”

她半侧过脸，脸上全被泪水洇湿，眼泪还在流淌，像不绝的河水。

我帮她把歪在一边的眼镜摘了。

“cheers！”

她端起杯又喝了大半杯去，这已是第五杯了。

“别喝了，阿芬，你是不是有什么难处，如果缺钱，我帮你，我们还存了一点。”

“我不是要你帮我，你帮不了我，一点希望都没有。上次我回广州，又去了代办出国的那家公司，他们说，出国费用又涨了两万，我哪去挣那么多钱？我一点希望都没有了！”

见她如此，我心里发酸，我知道她攒钱攒得很苦。

全公司所有的女职员中，老板只特许她一个人不用穿工装上班。可她一年到头，只穿一套蓝色的牛仔装，如果不是那副眼镜，没人相信她是老板的翻译兼秘书。为了攒钱，她每月回广州看女儿，坐船过海买的票都是四等舱，跟那些满身汗臭，扛着大包小包的民工混在一起；为了攒钱，她每天工作到半夜一点，连一包奶粉也不敢买。

她一直是个很自闭的人，她丈夫已经八个月没有音讯了，也没听她说过什么。

“阿芬，别哭了，坚强点，我不想看你这么伤心，你以前是那么坚强。”

“伤心？我能不伤心？我女儿已经发高烧四天了，我都不能回去看她，她奶奶已经不想带她了，我怎么办？”

泪水把她的脸浸泡得苍白，她的额角一次一次捶打着桌面。

我惊得赶忙死死抱住了她，让她不得动弹。

她渐渐地安静下来，趴在桌上睡了过去。

我不忍叫醒她，希望她此时能睡得久一点。

睡吧，若芬，亲爱的，我守着你。

轻轻抿了一口杯中的酒，缓缓转动着手中的酒杯，凝视着那半透明的液体，我想起了许多。

想若芬的老板，那个不会说中国话的矮胖的美籍华人，一月据说挣五万多元，还住着别墅，配有专车，一年还有半个月的假期。如果他能借两个月的薪水给阿芬，阿芬不就不用这么苦了吗？她就可以和她老公团圆了，孩子也就有爹有妈在身边照顾了。

我知道这不可能，我这么想很可笑，但仍忍不住这么想。

为什么就不可能呢？

这位暨南大学八二级的外语系双学士，高材生。

这半年，我在报纸、电视、电影上所看到和听到的，流传于海口大街小巷的各种消息里，都是南下打工仔一夜暴富的新闻和故事。

这么多的幸运儿里面，怎么就没有若芬？没有我？没有李伟呢？

想到李伟，我又想到了海南火一样的太阳，灼烤着人的肌肤和眼睛的热浪，和那突如其来把人淋成落汤鸡的狂风暴雨。想到了在烈日下在暴雨中奔波的，一日比一日消瘦，一日比一日黑的李伟。

我的心中涌起一阵悲伤酸楚，不禁落下泪来。

咖啡厅中回荡着《昔日重来》那忧伤、徘徊、缠绵、深情向往的曲子。

昔日，我是快乐的处处被人捧的一名少女，为了理想，为了爱情，抛家别舍来到这个陌生的城市，时光能倒流，昔日能重来吗？

我想到那个秋高气爽的日子，我接到李伟电报的那一天。

叶儿：

我在海口，我希望你能来和我一起奋斗。

李伟

1988年3月26日

想到这几行字在我心中灌满的喜悦，想到我毫不犹豫地向厂长辞职，想到厂长那张黑沉沉阴郁的脸，想到我在当地活得有尊严有地位，获得普遍尊敬的父母，不可避免地因为我的出走，受到流言的伤害。这一点，成了我心中永远的隐痛。我的故乡小城，那个闭塞的、懒怠的、保守的、无所事事的、无聊的、专门制造飞短流长、传播流言蜚语的故乡。我知道，今生我已成了它的过客，永远不可能回去了，回家的路不会是歌中唱得那么美好。

什么时候，好运才能降临到我们这些人的头上来呢？

第二天中午吃饭时，饭桌上不见了若芬，我想她是请假回广州看女儿去了。

一个星期过去了，若芬还是没有回来，我有些着急。

第二个星期，星期一上班时，我特意早早地来到公司，去宿舍找她。旁边那些女孩说，她还没回来。我心里很着急。

这天上午，陈先生找我，让我写一份招聘英文翻译的广告。我心中更加焦急，整整一上午，不断望着窗外，盼着她的出现，直到快下班时，我也没写一个字。这是我第一次拖延老板布置的工作，违背他的意愿。

下午上班时，我鼓起勇气到了陈先生办公桌前，陈先生见我进来，看了我一眼说：“林小姐，什么事？”

“陈先生，对不起，我想跟您说一下，若芬不是故意不来，是她孩子得了急病，孩子她奶奶又不想带孩子了，她没办法，才赶回去的。你能不能再等等她，她一定会回来的。”

“对不起，这不是我管的事，她是江先生的人，我不太好插手。”

我激动得手心都是冷汗，陈先生的语气，却还是一如往常的平静。我有些失望，但陈先生是对的。我知道再说什么也没用，说了声“对不起”，返回了自己的写字台前。

所幸的是，陈先生再没催我写招聘广告。

过了三天，招聘翻译和秘书的广告，白纸黑字，还是贴在了工厂的大门口。

广告贴出的第三天，公司就招了个秀美的女翻译，坐在若芬办公桌旁的另一张桌子上。

又过了三天，若芬终于回来了。这一上午，我都在提心吊胆地想着她。

中午吃完饭，我和若芬没有离开餐桌。

“阿芬，你女儿还好吧？”

“好了，发高烧，打了半个多月吊针，现在我妈带她。”

“你工作怎么办呢？”

“先混着吧，找到新工作再说，我现在需要钱，孩子这次生病花了四千多块，刚存的一万多，又去了一大块。”

若芬的工作被人顶了，又没给她安排新的工作。

在公司，人人都以忙为光荣。忙，说明你负担的工作多，责任重，受老板重视，有大好的前途，因此，人人都羡慕你，想靠近，巴结你。一旦清闲下来，老板不再排你工，或少排你工，就说明你在这玩完了，老板要炒你鱿鱼了，原来那些热情的脸，就会变得冷淡、倨傲、不屑。这时知趣的，不等老板发话就该自动辞职，保个颜面走了。

中午，下班时间一到，我就等在办公室门口和她一起走。晚上下班也陪她到宿舍门口。我不想让她一个人进进出出，显出孤单落寞的样子。

有一天，她笑了笑对我说：“叶子，你不用这么紧张，这么为我担心，没事的，比这难得多的事我都经历过，这不算什么。公司能够让我坐在那里，给我发工资，算是对我很宽大了。进厂时，我签了合同，病事假超过三天，算自动辞职，但我不想为了争口气而丢掉这个月的工资，另外，还有一千元押金，何况，我还没找到工作，我不想损失太大。”

听她这么说，我相信她是真的想开了。

每月15日，是公司发薪日。这天中午，不见了若芬，我的心有种重重的失落感。

我一直有种预感，没准哪天她就会走，却没想到她会走得这么快，这么干净利索，一声不响。

我以为，她走之前，最少也应该和我打声招呼，和我告别一声。

我有些不甘心。

傍晚吃过晚饭，我径直到了宿舍区，打开了我和若芬共有的那间宿舍的门。她的床上已是空空如也，只有空荡荡的床板床架，立在那里，使这间18平方米的屋子，陡生一种荒寂感。

我来到书桌旁，企图找到她留给我的只言片语，然而没有。

也许只有成功得意的人，走的时候，才会有热闹辉煌、温馨动人的告别酒会。对于一个失败失意的人，一个在困境中挣扎的人，有的只是悄悄地走，在心里默默地告辞了。

在这傍晚的半明半暗的屋中，我暗暗对自己发誓，这一生一定要做一个成功的人，一定不要失败。失败的人太可怜。

晚上下班，我回到家，李伟在教那几个学生学电脑。我没有进屋，今晚我觉得那间屋子太小，太憋闷，就坐在廊檐下乘凉。

到了十二点，学生下课出来，李伟也跟出来，见我一人坐在廊沿下，有些吃惊：“咦，叶儿，你怎么不进屋？”

我没出声，只摇了摇头。

李伟走过来，倚在栏杆上，伏在我的身旁，故意侧脸审视我半天，才说：“咦，我的小丫头，今天怎么这么乖，有心事呀？是不是哪个靓仔追你，你动心啦？”

我被逗得“噗”地一下笑了，用拳头捶打他：“你坏，你混蛋。”

李伟见我开腔，就正色道：“什么事，能讲给我听听吗？”

“阿锋走了，若芬今天也走了，我觉得在那做没什么意思了，我也想走。”

李伟沉默了一会儿，伸手扶住了我的肩膀，说：“叶儿，别傻了，你抬头看看这天上的星星。”

我抬起头，望向天空，第一次，我发现海口的天空，是那么湛蓝，那么纯净，那么幽远深邃，满天的星星，闪烁在这深蓝的天空中，像熠熠璀璨的钻石。

“真漂亮！”我由衷地赞叹。

“你看那颗流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