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事先有约，我们仅用半个小时“货”就到手了。老黄递给我三百五十斤粮票说：“这是你的，装好了。”接着，我们从“南七”搭乘一路汽车急急忙忙向火车站赶去。

正值冬季，社员们都空闲没事，坐车的人特别多。等候上车的人排着长长的队伍，乘客们按照先后顺序，一个挨着一个地通过入口处检票进站。眼前只剩下几个人就轮到我们了，老黄突然将挎包往我手中一塞，说：“你先进站，我去买包香烟。”说罢，转身飞快地走了。

我抬头一看，心中猛地一惊：入口处站了好几个戴红袖章的人。俗话说，做賊心虚，一点儿也不假。我吓得头上直冒冷汗，有心退回去已经来不及了，只好硬着头皮将车票递了过去，手却不由自主地颤抖着。不知是被他们看出了破绽，还是自己过分紧张，检查人员两眼盯着我上下打量，我下意识地低下了头。刚跨进入口处就听背后有人喊了一声：“同志，请你等一下！”我吓得魂飞天外，越紧张越不自然，战战兢兢地问了声：“是叫我吗？”

“你到哪里去？”

“淮南。”

“来合肥干什么？”

“玩玩的。”

“这包是你的？”

“是，不是的。”我早被吓得心慌意乱，随便应了一句。

“里面装的是什么东西？”

“不知道。”

“是你的包，里面装什么东西你会不知道？”

检查人员上前把包一提，说：“前言不搭后语，这包恐怕是你偷的吧？”

“你们别冤枉好人。”

“看你就不像是个好人，跟我们走！”

说罢，一前一后两个人押着我朝值班室走去。

我边走边告诫自己：要沉着，不能慌。他们不一定搜身，纵然查出粮票，三百五十斤也犯不了大法。想到这些，心里稍微平静了一点儿。

走进值班室，问话开始。

“这包到底是谁的？”

“是我朋友的。”

“为什么说是你自己的。”

“我一时心慌，答错了。”

“你慌什么？”

“这……”

“再问你一遍，老实说！这包到底是谁的？”

“确实是我朋友老黄的。”

“他人呢？”

“买烟去了。”

“里面装的是什么东西？”

“我真的不知道。”

“打开看看。”

我赶快把包打开，双手捧着放在桌子上。里面有两件衣服和一只装满酱菜的玻璃杯，检查人员将衣服翻了翻没发现什么。他拿出杯子看了看，摇了两下说：“姜主任，这杯子里有货。”

“打开检查！”姜主任命令道。他用一双犀利的眼睛盯着我，稽查人员熟练地打开杯盖子，掏出个油纸包，再将纸包打开，里面全是成卷的粮票。经清点，共有五千多斤！看到这么多的粮票，我傻眼了，惊呆了！

姜主任把桌子一拍，吼道：“看不出，你原来是个票贩子！”

“领导同志，这包确实不是我的，粮票是老黄买的。”我连忙解释道。

“不老实，给我搜身！”

“别搜，我自己拿出来。”说着，我从内衣口袋里掏出粮票。

“给，我就买三百五十斤。”他们并不相信，又在我身上细细地搜查了一遍。

“现在人赃并获，你还有什么话说？”姜主任说道。

“姜主任，这包是姓黄的。”

“不老实，将他带走！”我拼命喊叫：“姜主任，请你给我一次机会，包确实是老黄的。我带你们到列车上找，假如找不到他，你们关我也不迟！”姜主任见我讲得如此恳切，便说道：“好吧。你要老实，不准逃跑，假如找到姓黄的算你立功表现。”

庆幸的是火车还未启动，我心里踏实多了。心想，老黄啊！你一定要站出来证明我的清白！

两个检查人员一左一右跟随着我，从车头找到车尾，再从车尾找到车头，查看了两遍，连老黄的人影儿也未见到。这时我才明白，我中了他的“金蝉脱壳”之计。

我成了替罪羊。

“咔嚓”一声，一副锃亮的手铐卡住我的双手。

他们边给我戴手铐边骂道：“他妈的，你小子一点儿也不老实！”戴上手铐后还不解恨，又用力按了一下。手铐齿轮深深地咬住我的手腕，疼痛直钻心底，双手一下子麻木了。

当天，我被送进了拘留所。

第二天，他们从号子里把我叫了出来。

提审我的是位四十多岁的女干部。在她的脸上找不到一点儿女人的温柔，一副面孔绷得紧紧的。这可能是审讯犯人的职业习惯吧！问话开始前，先学习一段毛主席语录：“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结底对人民有利；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总是吃亏。”她念一句，我跟着说一句。

学这条有针对性的语录，无非是提醒我要老实交待问题。

学语录，我并不陌生。最有讽刺意味的是，两年前同样在省城合肥，我披红戴花，以学习《毛著》积极分子代表的身份站在演讲台上夸夸其谈、神采飞扬，是何等荣耀？说不定这位“提审员”连入会场的资格都没有呢。今天，我却成了阶下囚，蹲在地上，垂头丧气地跟在她后面重温毛主席语录，这是何等的反差！

那年头，问什么都要从家庭成份、社会关系开始。

“家庭成份？”

“贫农。”

“解放前你的父母亲都是干什么的？”听她问起父母，我仿佛遇到救星，于是把父亲当警察的事做了一番解释，而将母亲当红军的历史大加渲染。这一招果然灵验，她那冷酷的面孔终于露出了一点笑容。随即，她收起纸笔说：“这样吧，你先考虑一下，自己有多少过错就承认多少，要实事求是，今天谈话就到这里。”

这次提审后，有一个星期，她没有再来过。我猜想，肯定是去“外调”，抓老黄了。

夜晚，面对铁窗我久久不能入睡。很明显，这是老黄下的套。我心中懊恼不已：假如我能平安上车，他肯定会尾随跟来找我；若被查扣，他便溜之大吉。我怎么能这么轻易的就相信人？唉，我太幼稚了！替人担过，有口难辩，我悔、我恨！恨自己不听秋儿的劝告，一步走错，抱憾终生！抓不住老黄无法定案，秋儿怎么办？孩子又怎么办？她们靠什么生活？老黄啊，你在哪里？

老黄当天改乘汽车回到淮南，神色慌张地对秋儿说：“闫立秀出事了。”秋儿一听大惊失色，忙问：“出了什么事？”老黄叹了口气道：“他被抓起来了。”

“为什么呀？”

“都怪他胆小，自己倒霉不说，害得我倾家荡产了。”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我们俩人买的粮票放在他手上，有五千多斤，全被查去了……”秋儿听后放声大哭。老黄劝道：“你也别担心，我同他朋友一场，不会丢下你们不管的，眼下你必须赶快离开这里！”说罢，掏出三十元钱递给秋儿，“先找个地方暂避几天，一个礼拜后再回来。你放心，有我老黄吃的，决不会让你们挨饿。”

当晚，秋儿带着玉梅连夜去找弟弟了。

弟弟闻讯后，感到事关重大，多方奔走，四处托人。怎耐求告无门，几天后，他带着秋儿来到合肥。

拘留所有规定：为防串供，没有结案的在押人犯一律不准会面。

我们虽然没有见到面，但秋儿如实地向他们反映了事情的原委以及整个过程，与我的口供完全吻合。在我们既未见面又未串供的情况下，供词一致，应该说案情已经清楚，该放我回家了，但他们仍然不肯放人。我猜想，拘留证上写的十五天，可能要等到期满后才能出监。半个月很快过去了，这天上午我早早做好准备，只等管教干部来放我回家。

下午三点，果然有人来喊我。我不禁一阵窃喜，心中暗想，也许沾了母亲的光，或许是羁押期满该放人了。可是，当我跨进提审室时，心中陡然一凉：正面坐的仍是那位女干部，所不同的是多了两位“军代表”，他们个个表情严肃，看脸色我预感不妙。首先还是学习毛主席语录：“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学罢语录，女干部厉声说道：“你不仅是个票贩子，还是一个政治诈骗犯！明明出身反动家庭，竟敢冒充革命后代。今天不问粮票的事，首先查清你的身分。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你要老实交待！”我低头回答：“我讲的都是真话。”

“不老实！经过外调现已查明：你母亲当红军仅是谣传，你父亲是一个双手沾满劳动人民鲜血的国民党警察！站岗护矿是保护资本家利益，当资本家的忠实走狗！”在一旁的军代表插话道：“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父亲是国民党警察，儿子必然继承他的衣钵，坚持反动立场，挖社会主义墙角……”

“我的父亲是位善良的好人，我母亲是红军，土改时是经过工作队和村民认可的。”

“狡辩！”她说罢，将一张盖有闫家湖生产队“革命领导小组”公章的外调材料，朝我面前一放：“自己看看吧。”我用眼瞅了一下，只见上面写着：闫立秀父亲确系国民党警察，他母亲当红军纯系谣传！他本人不务正业，外出流荡……证明人依然还是老队长。什么也不用说了，此一时彼一时也。

我只好默不做声，心想，外婆全家都被杀害，怎么能说是谣传呢？不等我解释，女干部把桌子一拍：“你到处以红军后代自居，招摇撞骗混进革命队伍，当上省”贫协“代表，成了学《毛著》的假典型……”不等她话说完我大喊冤枉，越是喊冤她越说我不老实，越是叫屈她越是骂我思想顽固。两个军代表指着我大声斥责：“你小子嘴硬，告诉你，顽固到底，死路一条！”就这样，他们说我态度不老实，又把我送回了号子里。

他们一审再审，一问再问，多次提审，我仍是一口否认。女干部气急败坏地说：“我要把你一直关下去！”

在拘留所里，我被关了整整一百七十六天！这是对“不认罪”的囚犯最为残酷的整治方法，它让人看不到希望，看不到盼头，精神饱受折磨。

凡是在那个年代被关进过“拘留所”的人，对此都深有感触。用饥饿来整治犯人，又是一种“高明”的做法。他们每天只给你少之又少的食物，让你吃不饱，也饿不死。那点饭只能保证一个人维持生命的最起码的热量，但绝不会让你死掉。至今，一想到那些忍饥挨饿的日子，我就不寒而栗。

拘留所管理人员说：“进这里来就是让你受罪的，受罪就是受教育。现在社会上都在搞备战备荒，能让你们有吃有喝，就是最人道的管教。”

拘留所的存在就意味着强制和惩罚，如果认为被拘留也像在家一样，那拘留所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但对那些受到行政处罚、最高拘留十五天的人来说，吃点苦受受罪以达到教育目的，倒也无可厚非。而对于像我这样一个没有结案、长期关押的人来说，就是逼供，就是一种肉体上的摧残。

晚上一碗稀饭，两泡尿一撒，就会饿得前胸贴后胸。夜里饥肠辘辘睡不着，睁着眼睛盼天亮，就等早上那顿稀饭。即使是这一碗清汤似的稀饭，也能稍稍抵挡一下饥饿。用“望眼欲穿”来形容此时的心情，那是再贴切不过了。

每当双手捧起这碗稀饭时，是我最幸福的一刻，哪怕明天就上刑场，也会被忘得干干净净。稀饭几口就喝了下去，碗边上残留的剩汁，我用舌头舔了又舔，用手指抹得干干净净。

饥饿能使人丧失理智，丧失良知。为了一点点可以充饥的东西，什么礼义、廉耻、道德、教养，统统都会弃之不顾。说得严重一点，饥饿会使你失去做人的尊严，不得不按照提审员的意思去讲，去说。

长期关押，饥饿逼供，比严刑拷打更难忍受！

眼看这里关押的人犯走了一批又一批，进来一拨又一拨，我却“巍然不动”。我床头的墙上画满了“正”字，每过一天，画上一笔，“正”字不断增加，自由却遥遥无期。

长期关押，我已变得人不是人，鬼不是鬼，骨瘦如柴，形同骷髅，身体开始浮肿，连走路都很困难。

我深深地体会到了，什么是生不如死！

那时社会上传闻，说贺龙元帅饿得吃被套和棉絮，活活饿死在狱中，我还不相信，认为是坏人造谣。如今，我领教了，动乱年代的大牢，时刻都在威胁着“犯人”的生命！再这样下去，我必死无疑！我的精神防线彻底被摧垮了。我要出去，哪怕是被判刑，也不愿呆在这人间地狱！只要能留下一条命，到了劳改农场我可以再提出上诉。

于是，我写了“认罪书”，强烈要求提审员来结案，并保证“老实招供”。

提审员带着得意的微笑，开始审讯。

诱供也好，逼供也罢，对我来说已不重要，无论问什么我都会承认，需要什么我就交待什么，一直到他满意为止。

“你父亲到底是好人还是坏人？”

“坏人。”

“怎样坏？”

“资本家的走狗！”

“你母亲是不是红军？”

“不是。”

“为什么要冒充革命后代？”

“想混进革命队伍。”

“想达到什么目的？”

“想……想当官，出风头。”

“不老实，说！”

此时此刻，我感到天旋地转，粉墙上“为人民服务”五个鲜红大字渐渐变色，悬挂的“公正执法”横匾慢慢颠倒过来，眼前的提审员好似“催命判官”，我一狠心说道：“我想变天，我想推翻共产党！”

第一个问题总算过关了，他们满意地笑了，我的心也死了。

大概以这种荒唐的“口供”，他们无法结案，接着审贩卖粮票的事。从五千斤增加到一万斤，他们说少了；两万斤，指责我是属牙膏的，挤一点说一点；我一口报出两万五，他们还说我态度不老实，交待不彻底。这时我在想，反正豁出去了，于是一狠心，承认三万五千斤。这下他们满意了，装模作样地问我：“你讲的是不是真话？”我没有回答，提笔在供词上写下自己的名字，并按了手印。

提审人员根本不去核对证据，不做分析研究，不去细致调查。他们也不想想，三万五千斤粮票需要多大的本钱？钱的来源在何处？获了多少利？赃款又用在了什么地方？用不完的赃款又藏在哪里？就这么简单，只凭口供就结案了。

几天后，合肥市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一位姓汪的干部向我宣布：判刑三年。汪干部问我：“要不要上诉？”我回答三个字：“不上诉。”我知道，一提上诉还不知道要关到哪一天呢？接着他又问：“你有什么要求？”我说：“只有一条要求，尽快离开这里。”

时隔不久，监狱的生活就有了改善。

原来，铁道部副部长刘建章的妻子刘淑清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反映刘建章被捕后在狱中受到的非人待遇。老人家看后批示：“请总理办。这种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是谁规定的，应一律废除。”

周总理看到毛泽东的批示后，立即派调查组调查了解监狱的情况，随后又批示：“把犯人当人待。”可惜，等到毛主席、周总理的批示传达到基层时，我已成为劳改犯了。

三中全会后，我的案子得到了重新结论，可我失去的岁月，饱受的肉体和精神折磨，又该由谁来负责呢？

不管你在社会上身份贵贱、职位高低，也不管是罪有应得还是蒙冤受屈，只要关进劳改监狱，就得认罪服法；上诉，就是翻案！翻案，就要加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