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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走小燕以后，土匪单枪匹马地闯进了南城。

他带着两件武器，掩在衣襟里的七九步枪刺刀和灌进玻璃瓶里的浓硫酸。

在大街小巷转悠了一整天，没有见到白脸的影子。傍晚，土匪迈进白脸家的门口。

白脸的母亲和妹妹在家。

老太太慈眉善目的。她看着来人那疲惫、忧郁的面容，关切地问：“你找他有急事？你是不是他的同学？吃过饭了吗？”

“我吃过饭了。我不是他的同学，甚至和他不相识，但是我仍然有重要的事要找他解决。”

“他抢了你的钱？欠了你什么东西？要不，他欺负你了？有什么事你可以对我说，我去找派出所。”

“是的。他欠我很多东西，我也欠了他的东西。我要找到他，互相清了这笔债。”

“他离家已经五十八天了，公安局也在找他。你要是见到他，就劝他回家来吧！要不，早晚得死在外头。唉，上一次，差点儿就死了。”

“我一定会见到他的。我看，您也别那么操心了，为我们这号人操心，不值得。我走了。您老别送，别送。您老保重啊！”

白脸的妹妹，一个挺秀气、挺稳重的姑娘追了出来：“妈，我送送他吧！”

她对土匪说：“你怎么也不坐一会儿就走呢？真的，你找我哥到底有什么事啊？我能见到他，我可以代你转达吗？”

“我不能坐，一整天了，没坐过一下，我的怀里有把刺刀，挺长的，一坐下就会露出来。我要找你哥，也就为的是这件事，所以，你没办法代我转达。”

“我真弄不懂，有问题为什么不能依靠党团组织解决呢？非得用刺刀吗？”

“我也不懂，也许过正常生活的人能够按正常渠道解决自己的问题。可是，有许多的人过的是非正常生活。”

“你还挺有思想的。都是谁？又为什么要过非正常生活呢？是身不由己吗？”

“可能是。正常生活是理论规定的生活方式，而理论有时候也会变成教条。在现实生活中，谁都会遇到许多非常实际的问题。这些问题是理论没办法解决的。也许，这也可以算做是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吧！”

“我觉得你讲得太深奥了，我听不懂。你能举个例子吗？和你聊天真有意思。你怎么不说话了？”

“好吧，我举个例子。我认识一个人，女的。她为了给父亲治病，自卖自身地嫁给一个有不少金子和烟土的军官当老婆。军官又老又丑，又傻又瘫，拉屎撒尿都得别人伺候。这个女人从过门的第一天起就伺候这个活死人，守了两年活寡。后来不知怎么的就和另一个也是伺候瘫子的男人相好了。好是好上了，但是不能和瘫子离婚，只好明铺暗盖的，生下的孩子还得说成是瘫子的。这就是非正常生活嘛！”

“为什么不能离婚呢？不是有法院吗？”

“怕舆论。再说，那是解放以前的事情了。解放以后，问题还是没法子解决，总不能去找人家说，这孩子是在我丈夫还没死的时候，我和谁相好的时候怀上的吧。说了也没用，人家不信，还会说出不少难听的话来。”

“人应该自重，应该对自己、对孩子负责任，我讨厌那种表里不一的人。”

“你这是正常生活的意识，按‘应该’去想问题，去要求别人。谁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有不能让别人知道的事，强行按‘应该’去处理，非得把人逼到另一条渠道上去。”

“什么渠道？非正常的社会生活渠道吗？”

“是的，是反社会的渠道。”

“你的思想是危险的。”

“如果这个社会把那些‘应该’强化了，那么反社会的行为也会强化，那才是真正的危险。”

“可能吗？”

“完全有可能。因为没有人去革那些‘应该’的命，那么它们自己就在不断地强化，不断地俘虏人的思想，也不断地制造自己的叛徒。”

“你这种想法是哪儿来的？看书看来的？”

“看过一些书。另外，一个刚从大狱出来的老右挺有想法的，他和我聊过几个晚上。”

“你没觉得这就是阶级斗争吗？是两个阶级在争夺接班人？你这样走下去，就把自己毁了，太可惜！”

“知道，我知道。你别送了，太晚了，快回家去吧！”

“我还想问你，你刚才说的那个女人是谁？她现在在哪儿？还有，那个孩子呢？”

“我不能再和你聊了，你快回去吧！你瞧瞧，那个老太太注意上咱们了。”

“你告诉我，你是怎么认识他们的？那个女人和孩子。”

“好，我告诉你。那个孩子，就是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