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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好几天没有回家了。陈成给父亲所在的机关打了几次电话，都没有找到他。接电话的是个女人，她一本正经地告诉陈成，你父亲在机关参加运动，暂时回不了家。陈成预感到，父亲可能要出事。

傍晚的时候，父亲突然来到学校找他。他神态平和、安详，乐呵呵的，不像有什么事的样子，陈成稍微安心了一些。但是，父亲从来没有到学校来过，今天怎么就突然地来了呢？

父子俩围着后海和前海转了两圈，天完全黑了以后，他们在前海岸边的一块条石上坐了下来。

父亲默默地抽着烟，两眼望着水面出神。坐了很久，他从书包里掏出一瓶白酒和一包加工成薄片的牛肉，对陈成说：“儿子，你现在已经是大人了，爸爸要和你像两个男子汉一样喝一次酒，谈谈心里话。”

说完，他打开酒瓶，仰脖喝了一大口。陈成接过酒瓶，也照样儿喝了一口。酒是辣的，吞进肚里浑身发热，不一会儿，脸就红了。但是，酒并没有使他兴奋起来，他只是想哭，父亲从来没有对他这样慈爱过。

“儿子，我的罪名已经定了，两条。一是反党，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处理彭德怀，我给中央写过信，为他鸣不平；二是生活方面的事，有人揭发我搞过十几个女人，是腐化堕落分子。

“搞女人，我承认，但不是十几个，只有一个。机关造反派逼我说出她的名字，我没有说。本来就已经害了人家了，不能再害得她无法生活下去。

“至于反党，我绝不能认这个账。党内许多高级干部对处理彭德怀的问题有看法，只不过他们不愿公开讲出来，而我却讲了。”

说完，他又不说话了，只是默默地喝着酒。酒喝完了，他站起身来，用力把空酒瓶扔进水中，酒瓶在水面上漂了一会儿，咕嘟咕嘟地冒了几个泡，沉到水底下去了。

父亲笑了起来：“你看这酒瓶子，一根直肠子，灌满了水就得沉底。我们这些人也是直肠子，遇到事情不会打个弯儿，结果是吃了亏。有的人一生都在作假，吹吹拍拍的，现在反而是走红吃香。儿子，多学着点吧！别学爸爸，也别学那些小人。”

父亲临走时，把自己的大英纳格手表留给了陈成。他笑着说：“这玩意儿不错，走得准，从来也没骗过我。不像政治那东西，没有什么准头，闹不清什么时候就快了，就慢了，有时候，还掉过头来走。”

说完，他又笑了，笑得爽朗、开心。

第二天，他就死了。

造反派没有打他，只是逼他交代问题，整整围攻了一天。当晚，他就在自己的办公室里自杀了。他用的是裁纸刀，先是把腹部切开了，肠子流了一地，然后才是刺中心脏，手法准确有力。

当年，在洪湖苏区打白匪军时，他是以玩梭镖出名的。

事后，有人说曾听见他在办公室里笑，笑声很大，好像笑得很开心，但是不知他在笑什么。

陈成一滴眼泪也没有掉，处理完父亲的后事，他甚至还和机关造反派的头头握了手。

那是个女人，一个满脑子都是政治，张嘴就是政策的女人。

陈成贴出了退出红卫兵组织的声明，揣着一把匕首走出学校。

校门外，周奉天和宝安、顺子在等他。

“陈成，你不能蛮干，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周奉天用身体拦住陈成，压低声音说。

“我自己的事，我知道怎么办，不用你管。”陈成没看周奉天一眼，脸绷得紧紧的。

“看你是条汉子，我想管。”周奉天又往前逼了一步，“告诉我，陈成，怎么帮你的忙？”

“不用。”陈成侧开身子，绕过周奉天，头也不回地走了。

晚九时，造反派的女头领和一个女伴走出了机关大门。她们推着自行车，边走边谈着，下了便道，正要骑上车子时，暗影中闪出一个人拦住了她们。

这个人眼睛里冒着火，手里紧握着一把明晃晃的刀子。

“说，我父亲为什么会死？是谁逼的他，谁害的他？”

女人惊恐地向后退着，声音颤抖地说：“……小成，你冷静一点儿……他是自杀……”

“打白匪的时候他怎么不自杀？过雪山草地，几天吃不上一颗粮食的时候，他为什么不自杀？现在他倒自杀了，到底是为什么？是谁陷害他，逼着他自杀的？你说！”

“小成，你冷静一点儿，你父亲，是畏罪……”

女人的话还没有说完，从她的身后又闪出几条黑影。一把锐利的蒙古刀一下子就刺进了她的腹部。她哎哟了一声，摔倒在马路上。手上扶着的自行车也摔倒了，重重地压在她的身上。

女伴吓得惊叫起来。一把又粗又长的刮刀顶住了她的脸：“你要敢叫唤，我戳烂你的舌头！”

二十年以后，陈成仔细地研究了父亲的日记，才隐隐约约地猜到，那个女人，就是父亲“乱搞”过的唯一的女人。

他挺为父亲遗憾，竟“搞”了这么一个不是女人的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