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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妈是街道居委会的治保委员。在胡同里，那帮子不三不四的小青年都有点儿怕她，可是，她愣是对自己的两个儿子没辙。

老大因为偷钱包，从少管所刚出来又下了大狱，被政府发放到新疆去了。老二在十三岁时又走上了这条道儿，正好赶上“文化大革命”，比他哥哥偷得还邪乎。

李大妈没少管教儿子，骂不行就打，铁锹把子都打折了几根，贼骨头就是不软。最后实在没辙了，老伴儿给儿子上了脚镣。挺粗的铁链子一头锁住儿子的腿，一头固定在柱子上，任你是吃喝拉撒，不许出屋门一步。

三天以后，儿子的脚脖子被铁链磨出了血。当妈的心疼了，给他开了锁。也就是一转身的工夫，那小子就跑了。

从此，就再也没了老二的影子。

中午，李大妈炸好酱，正要下锅煮面条时，有人来了。来的是两个穿旧军装的学生。一个瘦瘦的，有点装腔作势的样子；另一个，个子高大，身板魁伟，神情很严肃。

“我们是学校保卫组的。你儿子偷钱包被革命群众当场抓获。我们是按他交代的口供，来提取他藏在家中的赃款。”瘦子板着脸说。

“有介绍信吗？”李大妈端起治保委员的架子，公事公办地说。

“有。”瘦子递过来一张纸。

李大妈不识字，但她认得纸上那枚圆圆的鲜红的印章。于是，她闪开身，让来人进了屋。两个人进到屋里，立刻就翻箱倒柜地折腾开了。

李大妈知道儿子有钱。上次老兄弟从乡下来找她要钱给娘治病，当时她手头上正紧，急得直嘬牙花子。儿子看到她为难，一下子拍给她四十元钱。唉，人穷志短，那钱，她也就用了。

“找到了！”瘦子惊喜地叫了一声。他砸碎了一座领袖半身石膏塑像，塑像的胸膛里，藏着二百元钱。

来人拿着钱匆忙地走了，李大妈一屁股坐在地上大哭起来：“儿子，这回可是完了。二百块钱！闹不好比你哥判得还惨。老李家祖坟上是哪根蒿子长歪了，把两个儿子都害了？”

儿子当天下午就回到了家，除了脸上有几道挨耳光子留下的指印以外，好像什么事情也没发生似的。

李大妈吃惊地看着儿子；儿子却看着打碎的领袖塑像发呆。

当天晚上，田建国和刘南征在莫斯科餐厅请客，招待参加洗佛爷的全体有功人员。

从这一天起，洗佛爷就成了老红卫兵们的重要经济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