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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人们寻仇斗狠，尽可能以命相搏，残酷惨烈，为什么敌对的双方都要向毫无防卫能力的弱女子下手？为什么要以摧残女人作为攻击对方的手段？”

二十年以后，笔者曾多次向边亚军提出过这个问题。那天傍晚，我们坐在广州白天鹅宾馆歌舞厅的一个角落里，我又向他提出这个问题。

他目光阴沉地注视着舞池中翩翩起舞的各色男女，良久，才转过脸来对着我，认真地问道：“你想弄个洋妞儿玩玩吗？当然，由我付账！”

“不，不！”我慌张地拒绝，“我不特别有这方面的欲望。”

“要爱国啦，先生。那么多中国女孩子被洋人玩了，我们干吗不玩几个洋妞，报复一下？”边亚军笑着说。他难得一笑，但他笑的样子很耐看，开心而又阴毒。

他向一个漂亮的白种女人送去一个飞吻，那女人远远地回了一个媚笑，但没有过来。

边亚军叹了一口气，伤感地对我说：“大多数中国人目前还没有这种欲望，因为国家大而开放程度小，他们还没有机会亲身感受洋人的优越感与可恨。即便如此，他们同样对洋人有一种深深的自卑感。

“克服这种自卑感对女人来说比较容易，无非是比脸蛋儿，比屁股蛋儿，把人家的女人比下去了，也就出了气。于是，肥屁股塞进牛仔裤，短脖子套上狗链子。矮矮的个头，却偏要长发飘飘，肥裙着地；又黑又鼓的眼睛，硬要刷上宝蓝和青紫。比的结果虽然使自己更加丑陋，但在心理上却得到了平衡。用微不足道的投资，就能飞速拉平发展上的差距。

“男人则不同。男人之间相互较量的是财富与智慧。在这两方面，中国男人目前还没有实力和洋人一较高低。差别形成自卑，自卑深化成愤怒，愤怒必须得到宣泄。性占有、性攻击、性暴虐，就是一种弱小者宣泄愤怒的手段。

“我自己常常如此。白天，我要讨好洋人，争取他的订单，仰人鼻息吃饭；到了夜晚，我就去勾引洋女人，逮住以后，发着狠地干！我愿意听她们痛苦的哀告、哭喊！”

“这是一种原始情绪，是褊狭的种族主义意识。”我说。

他又笑了，道：“种族主义与爱国主义有多大的区别？日本人占了东三省，老百姓还认为抗战是蒋委员长和张少帅的事；日本兵强奸了中国姑娘，他立刻就会怒发冲冠，拍案而起；沈崇事件，弄得美国人在中国声名扫地。你说，抗议美军暴行的全国大游行，起作用的有没有种族意识？”

我目瞪口呆，无言以对。

“性，与社会的各种矛盾和斗争本无直接联系，但性却是诱发各种社会意识的最直接手段。黄世仁把喜儿的肚皮搞大了，愤怒的战士向戏台上开枪，要崩了那个演员；江青不忍让无产阶级最优秀的女性惨遭奸淫，抽去了这个情节，结果是观众们悠然自得地看戏，戏散后还争着一睹黄世仁的风采……”

“边老板，”我打断他说，直率地问，“你在当时，对女红卫兵，也有过这种宣泄的欲望，或者，有过这种行为吗？”

“你觉得这种酒怎么样？”边亚军顾左右而言他，“酒，我不喜欢洋的；女人，越洋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