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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四点，贺二根又来到电影院门前。这一次，他只在开水摊子上喝了半碗水。

二十分钟以后，他起身走了。临走时，他把身上所有的钱都留给了瞎眼的小丫头。钱不多，但也有几十元。

瞎眼老汉面无表情地接过钱，飞快地塞进光板羊皮袄的大襟里，然后，他用手摸着小丫头的头顶叨咕了几句外人根本听不懂的话，小丫头立时就像一只还了阳的猴子似的，脱下破皮袄，轻巧地蹦了过来，跪在地上重重地磕了一个响头。接着，她两手平举，手心向上，翻着两只白糊糊的眼睛呆望着贺二根。

她还要钱。

小丫头今天在头上系了一根红毛线绳，平添了几分俏丽。可是已经快到冬天了，她怎么不穿衣服呀？贺二根心里竟有些酸酸的。

他没有钱了，手中只剩下一枚二分的硬币。

四点二十八分，贺二根走进电影院对面的百货商店。

进商店以后，出现了两个没有意料到的情况，这是他在推开店门的那一瞬间就立刻发现了的。他稍微迟疑了一下，但很快就下了决心，径直走了进去。

店里空荡荡的，竟没有一个顾客。贺二根进来以后，十几个售货员的眼睛都朝他看，像看猴子似的，还能下手吗？

还有一个情况是，在离钟表柜台最近的文具部，聚集了五个售货员在闲聊。这两个商品部之间隔了一个很宽的出入口，一旦发生什么情况，这些售货员几秒钟之内就可以冲出柜台。

“没关系，这还不是最糟的。”贺二根安慰自己说。如果她们都聚在店门口，那就真的什么也干不成了。现在，店门口只有两人，加上在店堂里扫地的这个人，一共是三个。虽然都是男的，但毕竟只有三个人。其中，只要有一个怕刀子，就无法拦住我了。

他走到钟表柜台前。和一年前一样，柜台里陈列着几盒国产手表；里面的货架上，则是式样一致的双铃闹钟。

“我买一只闹钟。”他告诉售货员。

售货员乜斜着眼睛看看他，慢悠悠地往这边走过来。

贺二根对售货员的态度根本不介意，而是像所有顾客一样，紧靠柜台，专心地察看货架上的商品。

如果这时有人能够稍微留意一下，就会发现这个年轻人的站位和姿态很古怪。他太靠近柜台了，上半身前倾，几乎俯在了整个玻璃台面。而他的左手却极不自然地放在胸前，被胸口和柜台紧紧地挤在中间。

他不得不如此。他左手捏着一枚二分的硬币，此刻，硬币已掀起台面，他的左手食指也***了台面的下部。

这时，他紧张地回了一下头。

店门外那条小马路上，已经陆续出现了电影院散场的观众。

他显得有些急迫：“快点儿，取几只让我挑一挑。”说话时，他腮边的肌肉习惯性地跳动了几下。

售货员不耐烦地嘟囔了一句，极不情愿地回转身去货架上取闹钟。她的动作很慢、拖沓，大概以为只有这样才能发泄对这个顾客的不满。不过，她很快就为自己的小心眼付出了代价。因为，当她拿着两只闹钟再转过身来时，闹钟已无处可放了。

买闹钟的年轻人旁若无人地掀起了整张玻璃台面板，把手伸进柜台，从容不迫地取出一整盒全钢手表。

售货员被这种明目张胆的抢劫惊呆了，张了一下嘴，竟没有能够发出声音来。

贺二根根本没有顾及售货员的存在。他有条不紊地把手表倒入书包中，顺手把空盒放在柜台上，然后才疾步向店门口走去。

他已经推开了店门，才从他的脑后传来第一声惊呼。那是一声没有内容的、变了调的叫喊，惊异、骇然而又惶乱无措。

任何叫喊都没有意义了。一走出店门，那个抢劫犯立即就被卷进了电影院散场观众的大潮中，已经无影无踪了。

据说，当时贺二根曾随着人流挤到电影院门前的开水摊前，把一块手表塞进了瞎眼小姑娘手里。他知道，此生此世，他不会再见到她了。

三十分钟以后，贺二根登上了东去的客车。

在大同市同家梁煤矿的生活区，贺二根把手表全卖给了一个矿山掏粪的老汉，老汉颇晓其中规矩，根本不问货品来路，只是拼命压价。贺二根拔出了刀子，双方才最后成交。

第三天深夜，贺二根把一千元钱交给了陈成。然后，他突然双膝一跪，泣不成声：“陈爷，我的两个姐姐、一个妹子，才七岁的瞎妹子，都害在了他的手里。陈爷，你，主持个公道！”

“他”是谁，陈成的心里当然很清楚。这里的是非曲直、恩恩怨怨是很难说清了，哪有什么公道可言？双方都是道中人物，不争强中强，必为寇中寇。物竞天择，弱肉强食，或许，这就是公道？鬼工尚未可，人力安能存，自己又怎么能主持公道呢？随他们去吧！

他无可奈何地挥了挥手，算是默认了。

事情过去二十几年了，陈成对以后发生的事以及他对贺二根的默许，始终讳莫如深、绝口不提。不过，在他的内心里，他却有着很深的自责。

一九九二年初，北京市在进行开通南二环路工程时，把南护城河堤彻底铲平了。已经在美国定居、回国探亲的陈成特意带着小女儿来到工地，想最后再看一眼这南大堤。

“爸爸，这儿是北京的十大景点吗？”女儿问。

“不是，在这河堤上死过人。”

“好人还是坏人？”

陈成的脸涨得通红。“坏人。”他说。

“坏人？你为什么要来看坏人？”

“坏人也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