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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晋生亲自去了陈成家。

陈成的态度冷淡而不失礼貌。他把阮晋生带进厨房，一人一只小板凳围着火炉子坐下了。

坐下了，谁都没有说话，沉默了很久。炉子上放着一只铁壶，水烧开了，滋滋呜呜地响。隔壁，陈成的几个妹妹在下跳棋，又吵又叫。

“陈成，你也有妹妹？”后来，阮晋生先开口说了话，声音低沉、阴郁、凄楚。

“有三个妹妹，我是老大。”

“我也是老大，我只有一个妹妹，阮平津。”

又是沉默。此时，炉火正旺，但他们两个人似乎都感到很冷，低着头，缩着肩膀，从心里往外打着冷战。

阮晋生从衣袋里掏出一包皱巴巴的中华牌香烟，说：“我不会吸烟，给你带的，想和你好好地聊聊。”

陈成从铁壶里给阮晋生倒了一杯水，说：“我也不会吸烟，不过，现在想吸一根。你和我都是成年男人了，要聊什么，就要像条汉子，能把话端出来，也能把话听进去。”

“当然，你我都不是小孩子，也不是女人。”

他们每人点着一根烟，吸一口，咳嗽，再猛吸一口，再剧烈地咳嗽；脸涨得通红，嘴里苦涩，心里压抑得想哭。这是两条过于早熟然而又没有完全成熟的汉子，自信而又自弃，痛苦而又愤怒。

他们开始聊，聊了很多、很久，话不投机但也没有争吵。因为两个人都很克制，小心翼翼地绕开那个最敏感而实际上又是两个人最关切的问题——阮平津和付芳，她们究竟在哪里。

一直到阮晋生告辞出来，他们都没有提到那两个姑娘的名字。

陈成把阮晋生送出院门以后，他们又在院门外的石阶上站了很久。望着天际那些灿烂的星斗，陈成神色黯然，低声说：“阮晋生，在你来之前，他们刚刚从我这里走。和你妹妹在一起的那个女孩子，她是叫付芳吧？在昨天夜里，付芳出了意想不到的事故。这样，阮平津就没有伴儿了，边亚军把她送到了我这里。但是她不愿意留下，还是和边亚军一起走了。”

“那么说，今天晚上，他们两个人是单独在一起过夜了。”阮晋生的语调冷淡、阴沉，甚至有几分绝望。

“不，不是单独在一起。至少，还有那条钢链。阮晋生，那条链子，实际上就是在代表你。”

阮晋生无语。天黑，看不出他是否脸红了。家庭的隐秘，一旦从外人的嘴里说出来，不是指责，就是羞辱。

过了很久，阮晋生才使自己冷静下来：“付芳，她出了什么事故？”

“一个女孩子还能出什么事故？无非是轻浮放任、感情失控或者……失足，一般的过失，她应该接受教训，学会收敛自己。”

“她现在在什么地方？”

“应该已经回家了。上午，边亚军送她回去的。”

“没有，付芳没有回家。”

陈成颇感意外地一怔，但没有说话。

“陈成，你见到边亚军时，请你给我带去一句话。”

“可以。”

“你告诉他，因为阮平津和付芳，他必须付出代价。”

“这句话我已经对他说过了，他也早有准备。我们每个人都必须为自己所做的一切付出代价。阮晋生，这也包括你！”陈成略停顿了一下，缓和了语气，说，“后天，我将在香山公园见到边亚军和阮平津。你有话带给阮平津吗？”

阮晋生把脸转向一边，淡漠地说：“她已无法证实自己的清白了，所以，我不愿意再见到活着的她。还有，请你告诉她，阮家，不会再容纳她。”

“阮晋生，你不要太绝情。你把她逼出了家门，现在又要把她逼上绝路。我告诉你，阮平津是清白的，不清白的是我们这些人！”

“陈成，你可以这样告诉我，我也可以这样告诉我自己，但是，我们谁都无法证实它！”

“良心可以作证！”

“我不相信良心，那是一种虚无；我只相信锁链，它是一种实在，因而才是铁证！”

据笔者调查，阮平津在一九六八年即将结束的那一段时间里，一直住在陈成家，和陈成的几个妹妹是非常要好的朋友。

笔者曾在陈成的小妹那里见到了阮平津的照片。从照片上看，她是一个很普通的女孩，面容清秀、平淡，还略有几分腼腆。照片上的她在笑，但是笑得很拘谨，难以掩饰她神情中的那种浓重的忧郁和哀婉。

笔者曾向陈成的小妹提出请求，希望把阮平津的照片作为资料使用。这位伶牙俐齿的女翻译断然地拒绝了：“阮平津生前是清白的，死后，我也不允许别人对她评头品足，随意玷污！”

“陈成和边亚军介绍我来找你的。”我强调说。

“他们算什么？两个刽子手！”女翻译冲我大叫。

阮平津的所有照片都被她哥哥烧掉了。据说，除了小妹手里的这一张外，还有另一张阮平津幼年时的小照留存了下来。那是一张仅四分之一寸大的黑白头像。

阮平津的父亲，那位已是耄耋之年的老将军，一直把这帧小照贴身珍藏着。夏日的傍晚，老人常常独坐在玉渊潭公园的长椅上，拿出照片久久地端详。

这时，他神情一如往常那样严肃、刻板，但是那双古井般深邃的眼睛里却盈出了水光。这位老人、父亲、将军，他在想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