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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芳是跟在边亚军的身后回到城里的。她没有回到那个小四合院去找阮平津。她恨边亚军，也恨阮平津。至于为什么恨，她不愿想，也想不清。

她又到了褚金平的家。褚金平不在，那扇被边亚军踢裂了的屋门大开着。在邻居们诧异的目光的注视下，她用一块砖头把散了架的屋门砸得勉强能关上。然后，她开始清理屋子，把屋里屋外收拾得清清爽爽。

中午，她为自己煮了碗面条。昨天晚饭时褚金平就是给她煮的面条。褚金平告诉她，爷爷生前最爱吃他做的炸酱面。老头子死的时候，已经穿上了寿衣，突然又睁开了眼睛，要吃孙子做的面条。后来，整整一大碗炸酱面下了肚，老头子才满意地闭上眼。

她不信，问：“你的爸爸妈妈呢？”

“跑了。”

“跑了？”

“台湾。”

她没有说话。不过，她突然对褚金平产生了信任感。这个人简单、坦直、不虚伪。相比之下，阮晋生和边亚军都是伪君子，在强烈的自尊心下面，紧紧包裹着深深的自卑。自卑的男人，是女人的最大危险。

慢慢地吃完面条，洗净锅碗以后，付芳脱下衣服，赤裸着身子躺在床上。她很平静，她要一直这样躺下去。或者，等到褚金平回来；或者，等到死。

半夜，有人进了屋。付芳从昏睡中醒过来，顺手拉亮了电灯。

来人是边亚军。

据边亚军自己说，他和付芳在一起度过了一个疯狂的夜晚，如饥似渴、默契和谐、花样百出、精疲力竭。

不过，第二天傍晚边亚军陪着付芳去北京火车站时，他们之间的关系似乎仍很冷淡。分手时，付芳连招呼都没打，径直进了检票口。

边亚军呆呆地望着她的背影，傻了似的在检票门口站了很久。

一九九〇年，边亚军第一次去香港时，在美丽华大酒店的一次冷餐会上遇见了一位美艳绝伦的妇人。他立即就认出了这个人就是当年的付芳。犹豫了一下，他端着酒杯过去与她攀谈。

妇人的态度冰冷而又不失礼貌。“先生，对不起，您认错人了。”她彬彬有礼地说。那是一口纯正的京腔。

边亚军只得无趣地走开了。

在他身后，妇人用潮州话对身旁的一位青年商人说：“大陆的改革开放也太过了，竟然把杀人犯都放出来做生意。”

“那位先生，他是杀人犯？”青年商人油头粉面，一副工商巨子的派头。整整一个晚上，他都殷勤地围在妇人身边打转。

“是的，刚才那位先生，是黑手党，真正的大哥大！”

还是一口纯正的京腔，清晰、生动而又放肆无忌。

那天夜里，边亚军在睡梦中突然被一阵电话铃声惊醒。

他拿起话筒。

“我是付芳。”话筒里传出妇人清亮的京腔。

“有何贵干？”

“边亚军，你不想到我的房间里来吗？”

“……当然想。二十二年了。”

“……”妇人没有说话，话筒里传来几声啜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