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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被拘捕，边亚军仅仅在监所里住了三天就被释放了。三天里，他只受到过一次提审。那是络腮胡子把他提到审讯室，没有问一句话，先是对准小腹给了他一脚，接着又照腮部狠狠地击了一拳。审讯随即就结束了。

显然，这个使用了假姓名的青年，没有引起警方的注意。

但是也有人说，边亚军被迅速释放，是陈成做了些手脚以后才促成的。他先是委派几个小流氓日夜不停地尾随络腮胡子，把他盯毛了。以后又亲自带着三十多个浑横的玩主去了络腮胡子的家，送上了十斤鸡蛋的厚礼。恩威兼施，络腮胡子只好交了陈成这个朋友。

这些都是传说。

边亚军在几经吞吐之后，极不情愿地告诉笔者：“这次拘捕行动是陈成刻意安排的，我和阮平津去北展剧场，除了陈成一家，还有谁能知道呢？”他说：“陈成的目的，一是把阮平津送回家，一是把我边亚军逼走。一石双鸟，可谓用心良苦。”

不过，事情的结局恰恰与设计者的意图相反。此举既彻底断绝了阮平津回家之路，也牢牢地把边亚军拴住了。这恐怕是陈成始料未及的。

二十几年以后，边亚军在谈到这次被拘捕及三天监所生活时，感慨良多。他说，我是在这里认识了阮平津的，也是在这里，我决意要改变自己对命运的选择。

在闲谈中，他常常提起一个姓金的朝鲜人。称老金是他在监所交的一个朋友。

拘留所是个小小的四合院落。北房是审讯室和办公室，南墙根处有一间男女共用的厕所。东西厢房为监室，男东女西，遥遥相对，中间隔着约十米宽的院子。

男监是一间二十几平方米的狭长平房。除了门窗前面有能容一人通过的一条过道外，整个房间实际上就是一盘大炕，上面横躺竖卧着三十几名被拘留者。

这些人中，除了边亚军熟识的佛爷和玩主以外，还有一些身份和案情都很神秘的人物，其中就有朝鲜人老金。

老金大约二十七八岁，是一条极英俊、极伟岸的汉子。他曾经是国内著名的足球明星，朝鲜族，“文革”开始后遭嫉恨者陷害，被“革命群众”批斗殴打后，差点儿被吊死在延边体育场的球门框上。老金携妻带子连夜逃往北京，但这位一向有着“快马”美称的运动健将还是慢了一步，“通缉令”先他到达，结果，在“中央文革领导小组”接待站“上访”时，老金遭到拘捕，一家四口都被送进这个拘留所。

整整一天，老金一动不动地站在窗前向女监眺望。女监的窗前，是他年轻的妻子和一双三四岁的女儿。这一家人在异国他乡的监号里，每天都这样默默相望，无言地倾诉着思念和抚慰。

边亚军站在另一扇窗前。他没有看见阮平津，却看见了老金的妻子。那是一个柔顺、美丽的女人，虽然面容憔悴，神情哀婉、凄清，但是那一双圆圆的大眼睛却是明朗清亮的，发散着动人的神采。

下午，在太阳快要落山的时候，老金突然变得非常焦灼、痛苦。他离开窗子，在狭窄的过道里狂躁地来回奔走，然后又猛地扑到窗子前，双手抓住窗子的铁条，愤怒地摇撼着，胸腔里发出困兽般低沉的嘶鸣，悲怆、凄凉而又绝望。

与此同时，老金的妻子也变得不安起来。她惊恐地睁大双眼，拼命咬住嘴唇，无声地但是极坚决地向丈夫摇摇头。后来，她闭上了眼睛，两串晶莹的眼泪滚落下来。

老金安静了下来。他无奈地叹了一口气，又默默地站在了窗前。天黑以后很久，他还一直站在那里，一动不动。二十几年以后，边亚军在经历了巨大的挫折与磨难，又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以后，他常常向人提起那个朝鲜家庭。他说他非常想知道他们是否还活着，他们生活得怎么样。他还说如果能见到老金和他的妻子，他想给他们一笔钱，让他们富足而快乐。“是的，我很想见到他们快乐。”他强调说。

“老金对你有恩吗？”笔者曾这样问边亚军。

“没有。”他不满地瞪了我一眼，说，“我们甚至没有说过话，我只是觉得那一家人可怜。

“是的，我也很可怜。但我失去的只是前途，老金和他的妻子儿女甚至失去了祖国。老金是个负责任的男子汉，当他发现由于自己的错误而使娇妻弱子走上了一条祸福难测、极可能是凶多吉少的绝路时，当他们被铁窗隔绝开，无法相互抚慰和扶助时，老金的内心一定有着难以抑制的痛悔和愁苦。他们只有听命于天了，而我，却仍有一线生机。只要不被判处死刑，我还可以走自己的路！”

“你就是从那个时候起下决心要痛改前非、改邪归正的吗？”我问边亚军。

“狗屁！你边爷无非可改，只不过以前玩得不好，以后玩得好一些就是。”

不过，边亚军从监所出来以后，就放弃了出走国外的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