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我把读者的认可当作最高褒奖

在三十集电视连续剧《盘龙卧虎高山顶》的开机仪式上，央视制片人李功达先生说，如果不把高老师的《最后一个匈奴》这部中国文学的红色经典，变成一部电视连续剧，那是中国电视剧人的羞愧，是我们中央电视台的失职。

而杨作新的扮演者潘粤明、黑白氏的扮演者刘涛，则在开机仪式上发言说，央视有信心把它打造成中国电视剧创作的一部代表作，他们则有决心把它打造成自己个人的一部代表作。

他们做到了，完完全全地做到了。我在看了样片以后，给李功达先生打电话说，我看了前五集，流了四次泪，我经常说长篇要“宏大叙事”，什么叫宏大叙事，这就叫宏大叙事。

我还说，中国共产党已经行年九十，但是很遗憾，一直没能认真地、有意识地为自己树一座纪念碑，现在你们这些人，一不小心就把这件事完成了。

我还向演员们致敬。我说，我看到一群表演天才在演绎人物，这些人物比我中的人物更鲜明、更具有戏剧张力，他们将中的戏剧因素挖掘出来，像吹气球一样无限放大。记得拍摄期间，我曾经三次前往陕北去“探班”，地冻天寒，山沟里钻着一群傻乎乎的人，面色呆滞，目光狼狈，像回到过去年代。我记得，只有当年（1979年冬天或1980年春天）拍《黄土地》时，我才有过这种感觉。

一部，一旦变成铅字，便有了它自己的命运。作为原作者，他现在唯一适合做的事情就是三缄其口，作壁上观。让它去经历吧。包括的经历，也包括这部电视剧的经历。在这里，我就是以一个局外人、一个旁观者的角色向剧组献上敬意。这个敬意还献给当代最好的家之一、本剧编剧葛水平女士，还献给尊敬的导演延艺先生、梁彤女士。

《最后一个匈奴》面世前后，有许多的事情发生。这也许是命运使然，是本身的命运，亦是作者本身的命运。哎，面世已经二十年了吧！二十年是个不算太短的时间概念。

它的启动是在1979年4月19日。当时，陕西作协恢复名称恢复活动后开的第一次创作会叫“新作者会”。会上，我和一位叫藏若华的北京女知青商量，要合作写一本关于陕北高原的长篇史诗。会后不久（大约是那年年底），若华女士去了香港定居，这样这部书就只好由我独立完成了。她留给我的所有资料是那个剪纸小女孩的口头传说和变成文字的包裹在中的那三千多字的短篇《最后一支歌》。

我开始了自己梦魇般的写作历程，开始像一个陀螺一样自转。十多年之后，到了1991年，已经完成一大半了。但是稿丢失了。

这事现在叫我想起来还觉得诧异。1991年7月，中国作协通知我到西安领庄重文文学奖。那时我在延安报社，行前，一位青年评论家朋友来我家，提出要把稿子带走去看。待我回来，他说稿子丢了。

我在那一刻如五雷轰顶，有一种世界末日的感觉。我找了许久，跑遍了这座城市每一个公用厕所，并且和能联系到的小偷、包括小偷组织的头儿商谈，还是没有找到，手稿从人间蒸发了。

终于有一天，我站在阳台上热泪盈眶。那时的我多么虚弱呀！我明白这是命运，我不应该被打倒，我要从头再来！

这样我只好从头写起。

行文到这里，我突然厌倦了自己这种伤感的情绪。本来我后面还想谈谈该后来吃官司、再后来某文学奖评选落选的事（这两件事互为因果）。但是现在我决定不说了。这里只说高兴的事。

一位东欧家说人们之所以觉得过去年代的阳光灿烂，是因为人们健忘，把不好的事都忘记了，而把美好的事一字不漏地记录了下来。老高现在就准备做一个这样的健忘者。

我感激尊敬的编辑家朱珩青女士。她说，能写出《遥远的白房子》的作者，肯定能写出惊人的长篇的。这样我和作家出版社签约。

该书写作途中，她又专程来催稿。她先到四川，寻找周克芹的遗稿，接着又从西安来到延安催稿。她对我说，世界上的事情件件都很重要，但是对你来说，重要的事情只有一件，那就是把《最后一个匈奴》这项“工程”完成。

1993年5月19日，北京《最后一个匈奴》座谈会上，她穿着一套西装裙，站在会场的门口，迎接来宾，年过半百的她，像小女孩一样，梦幻般地微笑着。这一幕也许我会记到死亡的那一刻。

北京座谈会上，国内的评论界大腕几乎悉数到场，他们给予《最后一个匈奴》以高度评价，给予这位涉世不深的写作者以真诚的鼓励（那年我整三十九岁）。因为来的人太多了，我这里不一一写出来了，我怕记不全，丢掉了谁。

不过有两个人我要特别说一下。

一个是主持座谈会的作家出版社常务副主编秦文玉。他已经于十五年前走了，在福州出的车祸。那是一个多么真诚多么敬业的编辑家呀！他主持会时那嘶哑的声音后来长久地回荡在我耳边。

另一个要感激的是《光明日报》记者、散文家韩小蕙女士。她的会议报道《陕军东征》，除了报道《最后一个匈奴》以外，还报道了陕西后来出的几本书的消息。“陕军东征”一时成为一个热门话题，成为新时期文学的一次重要事件。

《最后一个匈奴》以及由它引发的“陕军东征”，代表了长篇创作的一个高度。记得后来有一次，在北京见到柳萌老师，他问我怎么看当前的长篇创作。

我说“陕军东征”时期曾经达到过一个高度，后来又从这个高度滑落了。

该书也给出版社带来了可观的收入。记得作家出版社常务副主编王文平对我说，那一年该社的工资、奖金、年终奖，主要靠的这本书。

关于《最后一个匈奴》，说到这里为止。

根据该书改编的三十集电视连续剧《盘龙卧虎高山顶》，先在央视八套黄金剧场首播，（连播三次）接着在黑龙江卫视地方台首播，继而在全国各地方台播出。

我对陕西的广电局长说，时也势也，文学必须向影视“就范”，向网络“就范”。

我说，我的母亲不识字，我都写了三十本书了，母亲一个字也没有看过，但是当变成电视剧以后，她每天晚上都看，脸上洋溢着幸福，上卫生间也是一路小跑。八十岁的她，每年开春，每年入冬，都要住两次院，可是2011年的春天，因为忙着看电视剧，连生病都忘了。

不过电视剧有一个遗憾，就是名字不如叫《最后一个匈奴》那么响亮。许多人问过我为什么要改，我说这是审批时，上面叫改的，理由是不要用“匈奴”这两个字作噱头。唉，世界上的事情，总不能尽善尽美，能够播出，能够产生影响，这就算不错了。世界上的事情，但凡能做到八分，就叫圆满了。

随后，我的另一部重要著作《大平原》，也将被改编成四十集电视剧。预计在今年的8月开拍。运作者基本上还是那个团队，即央视电视剧制作中心的李功达先生出任制片人，不过，投资方变了。

《盘剧》给投资方带来了丰厚的回报，正如给出版社带来丰厚的回报一样。

但愿《大平原》的拍摄也能做到如此。因为我的劳动而给别人带来收获给社会创造财富，这总是一件叫人高兴叫人体面的事。

2011年，我还完成了一件重要的事情，即给匈奴民族的唯一都城、匈奴民族在行将灭亡前发出最后一声绝唱的地方，陕北高原的统万城，写了一个电影文学剧本。我原来想把这电影叫《统万城》，导演则将它定名叫《最后的匈奴王》。电影是大制作，类似于《约瑟王》、《木马屠城（特洛伊）》那样的大片。电影将来拟请联合国秘书长题写片名，通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向全世界发行。电影的拍摄，除了艺术的目的之外，它还有一个功利的目的，即能对统万城申请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一事，有所帮助。

而我下来该做的事情，是将这个七万多字的剧本，扩充成一个长篇。那也许将是我的一件重要作品，一件东方与西方沟通和对话的作品。我说过，“匈奴”这个话题，是全人类的一根大筋，一抽动它，东方的和西方的每个人，都会痉挛起来。匈奴民族因为消失而存在，那血脉在如今不同国家、不同肤色、不同种族的人们的血管里，继续澎湃着。

我仍然决定将的名字叫成《统万城》。我将调动我的所有积累，所有激情，所有艺术才能写好它。我今年已经行年五十又八了，这本书，也许是这个写作者向长篇这种艺术形式，最后的一次致敬了！

我不久前过的五十八岁生日。生日那天，我把自己关在工作室里，画了一天画。一边绘画一边思考，我给自己定了个“步入晚年三原则”。这三原则是；第一，到退休年龄就退休，绝不拖泥带水；第二，绝不欺行霸市，永远低调做人；第三，抓住剩余的人生，再写点好再画点好画。

行文就要结束时，说点有趣的事：几天前，一位专题片导演来府上拜访，他带来了一个讯息。他说，在江苏地面，有一位“赫”姓老板，说自己是最后一代匈奴王赫连勃勃的后裔，并且有家谱为证。而那家谱上一代一代，支脉清晰。这老板想拍一个《最后一个匈奴》的专题片，请我来当文学顾问。

这导演的话，我还是相信的。因为他就是不久前热播的那个八集大型人物专题片《作家路遥》的导演。

今天西安的天气真好。适逢长江文艺出版社重版《最后一个匈奴》之际，从而就在上面说了那么多的话。老百姓说：锣鼓长了没好戏！那么我的饶舌，到这里知趣地打住。

最后让我大声地说：谢谢亲爱的读者，我爱你们，我把读者对我作品的认可，当作最高的褒奖！

高建群

2012年2月9日西安

阿提拉羊皮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