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那已经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

对于吴儿堡的居民，对于自那两个风流罪人而开始的这个家族，对于这块在岁月的冲刷之下，愈来愈见贫瘠的高原来说，每当提起这个凄清而又美丽的家族故事时，叙述者总要以这样的喟叹作为结束语。

它的真实与否，他们认为这是不重要的。单调而寂寥的景色、贫困而闭塞的生活，给代代的陕北儿女以梦想。而这个玫瑰色的家族故事，很大程度上是他们梦想的产物，是他们试图给这个默默无闻的家族，给家族所占据的这一块凄凉的黄土地，罩上一层光晕。

然而这个家族故事，也许是对这一方人种形成的一个唯一的解释，因为在吴儿堡以及方圆地面，一个生气勃勃的人种成长起来。男人们长着颀长高大的身材，长条脸，白净面皮，宽阔前额，浓重的眉毛下一双深邃的眼睛，他们的鼻梁总是很高很直，从而衬托出眼睛更为深邃，他们的长长的腮帮在年轻时光滑而俊美，而在长出络腮胡子以后，又显得威仪而高傲。他们衣衫褴褛，冬天，常常是一领磨得半光的羊皮袄，袄上的羊毛里藏着虱子和苍耳，随着走动，给空气中留下淡淡的膻味；夏天，则是一领粗布做的半衫，胸部敞着。他们的头上，永远蒙一条脏里吧唧的白羊肚手巾，脚下，则是一双百衲鞋。没有人注意到他们的脚趾，但是想来，那脚趾也许是完整而光滑的一块，也许会不规则地分裂为两半。而一般说来，分裂为两半的脚趾的这位后裔，通常，他对土地表现出了更多的爱恋，他生性温顺，用一句大家都在说的话说就是“随遇而安”，或者“知足常乐”。而那些脚趾光滑的后裔，他们的性格像他们那眉眼分明的面孔一样，身上则更多地呈现出一种桀骜不驯的成分，他们永远地不安生，渴望着不平凡的际遇和不平凡的人生，他们对土地表现出一种淡漠，所以厮守它只是因为需要它来提供维系生命的五谷杂粮，他们做起事来不循常规，按老百姓骂牲口的话来说就是“不踏犁沟”，他们在人生的最初阶段总是雄心勃勃，目空天下，而最后总是以脱离不了生活的束缚，从而重重地跌落在黄土地上，沦落为穷得丁当响的穷光蛋作为结束。

在成为穷人之后，他们的性格通常分裂为两种：一种是成为乞丐，一种是成为“黑皮”。

有理由相信，在陕北，在那“下南路”或者“走西口”的朝朝代代的乞丐队伍中，有一部分人确实是乞丐。而有一部分，他的家里，并没有沦落到需要走万里路、吃百家饭才能生存的地步，这些人的成为乞丐，很大程度上，是天性中一种渴望游历、渴望走动的愿望的驱使。一年农耕下来，最后一次在农耕的这块土地上，伸一伸腰，吐一口唾沫，诅咒一句这离不得见不得恨不能爱不能的黄土地，然后仰天望着高原辽远的天空，流浪的白云，于是眼眶里突然涌出两行热泪。他们胸中于是激荡起那古老的激情，那“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异样的歌声，那金戈铁马的岁月，于是他要出去走一走了，“下一趟南路”或者“上一趟西口”。他的脖子上挂一杆唢呐，一路吹打，经过一个又一个村庄，经过一户又一户人家，虽然没有踏踏的马蹄为伴，没有啸啸的杀声为伴，但是一年一度的游历仍然给他那不羁的灵魂以满足。怎么说呢？如果有了第一次伸手在饥饿与自尊心，再加上这游历的渴望这诸种因素反复较量之后，而终于伸出手以后，那以后的乞丐生涯，却是一件十分快活的事情，或者说一种令人羡慕的职业。

但是，这种令人羡慕的职业只能一年一度，时间也只限定在秋庄稼收割以后到年关来临这一段。然后，其余的时间，仍然必须厮守家门口那块必须春种秋收的土地，这时候他就只是一位地道的农民了。没有了幻想，没有了激情，填满他脑子里的是荞麦、糜子、谷子、洋芋、高粱、黑豆这些概念，和单调荒凉的土地以及没有任何内容的天空。

一个陕北籍的乞丐，当他一个人行走在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迢遥山路上的时候，他在想什么呢？他也许在此刻，将自己想象成一个帝王，而身边拥拥挤挤、滚滚而来的蜡黄色的山头、山峁、山梁，是他的麾下的十万方阵，而那沟里，一棵挺拔的白桦，或者山峁上，一棵兀立的杜梨树，那是他招之而来呼之而去的妻妾。他这种想法是有根据的，因为在五百年前，一个叫李自成的和他一样走在山路上的人，曾经骑着他的铁青马横行天下。当然此刻，也许他并不去遐想，而是扯开嗓子，在惊天动地地呐喊着，用他的拦羊嗓子回牛声。如果偶然遇见一个人，这个人不解地望着他，为他的由衷的欢乐而莫名其妙，那么，他会用歌声回答：穷欢乐，富忧愁，讨吃的不唱怕干毬！

前边说了，那些脚趾光滑的后裔，由于他们心比天高、命比纸薄，有些人往往会沦落为乞丐，而另一些人则会成为“黑皮”。

黑皮是一句陕北方言。它的意思，大致与“泼皮”相近，也就是说，是无赖；但是在无赖的特征中，又增加了一点悍勇。他们不纯粹是那种永远涎着面皮，没头没脸无名无姓的屑小之辈，他们通常也讲道理，当然讲的都是歪理，他们在人前仍然露出某种强悍，但是这种强悍，却明显地带有霸道的成分，从这一点来说，他们的某些方面又像恶棍。但是公允地讲来，他们不是恶棍，他们天性中还残留着某种为善的成分。总之，他们叫什么，也许准确一点说，是无赖与恶棍的混合物，是这块贫瘠之地生出的带几分奇异色彩的恶之花。

他们轻易不与凡人搭话，不去惹是生非，但是只要谁惹恼了他们，他们便会出来和谁玩命。或者动刀子，或者去堵谁家半山腰上那出烟的烟囱，或者改动水路，让山水从这家窑背上滚下来，或者打发自家的婆姨，脱成光屁股，睡在仇家的炕上。他们需要黑皮这种恶名，认为在弱肉强食的世界上，这种恶名足可以使他们立足和立于不败之地。他们把与人拼命叫“扬灰气”。届时，他们装疯卖傻，众人面前把自己装扮成一个“灰汉”，让人怯其三分。如果灰气扬出去了，从此他们便奠定了在一村一乡的地位，如果灰气没有扬出去，也就是说，恶人还须恶人治，他们遇见了一个更为强硬的对手，于是乎便闭门不出，鼓鼓的肚子软软塌下来，不久，在乞丐的队伍中，便可以看见他佝偻的身影。

县志中，将这种黑皮叫“刁民”。历朝历代的县志，修志的老先生常以感慨的口吻，谈起“刁民甚多”这个话题。这种黑皮是一窝一窝地聚的，往往在某一个地方，会成为一种风气，所以修志的老先生又会在“刁民甚多”这句话前面，加上“民风强悍”四个字。顺便说一句，每遇天下大乱，这些黑皮，往往会成为啸聚山林的刁顽盗寇或大智大勇的领军之将，从而令世人对“黑皮”这色人等，畏惧之外又加上几分欣赏，更不敢说小觑了。

那么女人怎么样呢？那两股鲜血的交融，在培育出男人的同时当然要培育出女人。

它给予了男人那样奇异的面孔和奇形怪状的思想，那么，它将给女人以什么样的影响呢？

在吴儿堡以及方圆地面，在这个生机勃勃的家族中，鲜艳而美丽的女人，像庄稼一样一茬一茬地生长起来。她们有着乌黑的头发，白皙的面孔，鲜红的嘴唇，修长的身材。

她们像一朵一朵野花零散地开放在陕北的沟沟岔岔。她们的脸型同样呈现出颀长，眉眼分明，但是不像男人那样有棱有角，而是十分柔和。她们的炭一样黝黑的眉毛下通常有一双热烈的黑白分明的大眼睛，这双大眼睛毫不畏惧毫不忌惮地望着你，哪怕是生人也敢向他倾吐爱情。她们的身材那是怎样的亭亭玉立的身材呀，两条细长的腿，和同样细长的腰身，雪白的白天鹅一样的脖颈，擎起一颗黑发飘飘的秀美的头。她们的衣衫通常是简朴的或者说是褴褛的，顶多在逢年过节的时候，添置上一件红颜色的衫子。一双天足，一双也许小时候缠过，后来又放开的秀美的双脚；一根红裤带衿在腰里，红裤带的头儿越过大襟袄的袄襟，将半寸长的一截露在衣服外面。那褴褛的衣衫裹不住青春勃发的身子，有时候，衣服上会有一个破洞，于是露出一块细腻白皙的皮肤。

在这样呆板而贫乏的土地上，在五谷杂粮和酸白菜的营养下，生活竟能源源不断地奉献出这样的女儿家，这情形真令人惊异。而尤其令人惊异的是，她们的举手投足，她们的言谈举止，她们的一笑一颦，丝毫不能令人看出，她们是粗野的农夫的女儿；那分明是一位不幸流落民间的高雅的公主哪！一代一代的陕北民歌，以持久的热情，来礼赞这黄土地上的女儿家。“五谷子田苗子唯有高粱高，一十三省的女儿哟就数兰花花好”，这流传久远的歌谣，只是千百首赞歌中的一支而已。“妹子好来实在是个好，走起路来好像水上漂”，人们选择这样的比喻赞美一个陕北女子的走势，而如果这歌谣变成俚语，让浪漫变成诙谐，那话该是这样说：“穿得飘，走得快，肚子里装着酸白菜。”

美丽的副产品是多情。

阳光在空中火辣辣照耀着，催促着庄稼和女人一起走向成熟。庄稼成熟的标志是花朵变成了果实，而女人成熟的标志是开始唱酸曲了。她站在高高的山峁上，对着呆板而冰冷的黄土地唱，她用“我穿红鞋我好看，与你别人毬相干”来回敬小伙子们的目光中那怯生生的探询。她站在家门口的土佥畔上，对着门前的大路唱。她用“是我的朋友你招一招手，不是我的朋友走你的路”来扰乱脚夫那平静的心灵。她也许开始交朋友了，也许不至于如此，但是她的心灵，一定不会安静。“六月的黄河十二月的风，老祖先留下个人爱人！”她渴望着爱人和被人爱，她渴望着陕北民歌中那些叙事诗式的爱情故事，在她身上得到一次重复，她蔑视名声，蔑视这种半饥半饱的生活，她惊惧于高原这种无声无息的寂寞和昏昏欲睡的日月，于是不惜由自己引起一场风波，不惜在已经多得不可胜数的民歌中，再增加让自己成为主角的一首。后来，她们匆匆出嫁了，四十块大洋的聘礼，一顶花轿，结束了少女自由的身子和自由的梦，开始生育了，开始奶孩子，开始用那山泉一样的乳汁哺育新的一代土地的奴隶。她们终于安生了下来，习惯了单调的风景，习惯了在丈夫的臂腕上酣睡，接着她们又意识到了责任，因为新的一代成长起来了，需要为他们的生计和将来的婚嫁准备，于是她长长地叹息了一声，在叹息的同时她变成了陕北婆姨。

但是那酸曲将永远停挂在她的嘴边，作为她苦难生活的一分稀释剂，作为她对少女生活的最后一点记忆，作为她对平凡的命运的最后一丝仅仅是语言上的抗争。她端着簸箕，站在土佥]畔上，大声地唱着，这时候的她，已经不屑于唱那些没有实际内容的浪漫曲了，她的歌词变得猥亵和质朴，声声都是那些隐秘的情事，声声都是那些难以启齿的脏话。这些话通常是难以说出的，但是，当它们作为歌儿唱出来时，在听众眼里，她们一半把这当做吐露心声，一半把这当做艺术表现，因此，便宽容地接受了它。甚至那些听众还这样认为：那些“做”的人心灵得到了某种满足，因此她们在人前总是缄口不谈，作古正经，那些没有“做”的人无法得到排遣，于是时常在嘴边上过生日，她们说儿话不干儿事，她们像母狼一样站在土佥畔上嚎叫，其实是一种饥饿的表现。

那么这个时期的酸曲都是一些什么呢？“白格生生的大腿水格灵灵的x。这么好的东西还活不下个你！”“隔窗子听见脚步响，一舌头舔破两层窗！”“墙头上跑马还嫌低，面对面睡上还想你！”“你要来你一个人来，一副家具我倒不开！”婆姨们站在土佥畔上，歌唱着，用这种假想的情人和假想的情节自娱，安抚自己孤独的灵魂，刺激自己生存下去的欲望，并且希望黄土地的山山峁峁，因了这撩拨人心的歌声，不再单调和寂寥。如果说上面的酸曲因了信天游格式的艺术处理，毕竟还可以作为半艺术品看待，那么，另外一些酸曲，则纯粹是些不堪入耳的东西了，例如《舅舅挎外甥》，例如《公公烧媳妇》，例如《干大烧干女》，例如《坠金扇》，等等，这些叙事诗般的酸曲，毫不遮掩毫不羞涩地叙述下一次一次房事的过程，并且由于当事人之间的特殊身份，从而产生了一种难以言传的暧昧成分和谐谑效果。所有的民歌收集者们，在整理这些东西时，都仅仅只录用第一段歌词，不待情节进入纵深，便戛然打住，接下来是一个括号，括号里通常是这样一句话：“其余十段或十三段歌词从略。”沿袭此例，因此我们的叙述，也明智地在这里打住。

哎哟哟，我们以这样的笔墨，奉献给黄土地上那鲜艳而美丽的婆姨女子们么？其实，很大程度上，她们是些行为规范举止端良的农家女子，她们是忠于职守的妻子和母亲，她们是黄土地上永远不知疲倦的耕耘者，借助她们的肚皮，和异常强盛的繁殖能力，一窝一窝的儿女从窑洞里爬出来，踏上山路。那么，我们是怎么了，我们一定是受了代代传唱不息的酸曲的错误诱引，再加上无凭据的想象，将她们仅仅停留在嘴边的故事，看成了正在发生的真实。

女子大了，便要嫁人，或嫁到前庄，或嫁到后庄，或不知哪辈烧了高香，嫁给一个大户人家，被带进锦绣繁华的肤施城，或者受了大路上过来的赶脚汉的勾引，加入到赶牲灵的队伍中去，被带进那荒凉的北草地。总之，那遥远年代的两个罪人，他们的血脉靠了一代一代女儿的婚嫁，像纷纷扬扬的种子，以吴儿堡为中心，呈一个扇面，向四周辐射和播撒。我们无法说清，这个生机勃勃的家族，它究竟有多少传人，因为年代过于久远，还因为根本无法考证，久远得正如每一个叙述家族故事的人，在叙述完后总要发的那句感慨一样“那已经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而考证则是一件愚蠢的事情，原因我们上边已经说了。

但是吴儿堡还在。那两个风流罪人重返吴儿堡后，寻找到了自家的那三孔窑洞，并且从那里开始后来的故事；到了二十世纪，那三孔窑洞依然存在，而且那窑洞里居住着的杨姓居民，正是自那两个罪人开始的他们的直系后裔。因此，越过漫长的历史空间，我们不妨把这家的成年的男人和未成年的男人，看做是那最后一个匈奴，看做是他们打发到二十世纪的一个家族代表。何况，我们能够说得出口的是，从杨干大到杨作新，从杨作新到杨岸乡，在人类二十世纪这个经典时间里，他们或多或少都有一些值得一提的表现，他们或多或少地深入进了二十世纪的政治生活，并且在人们的记忆中留下自己的名字。他们涉及了二十世纪许多重大事件，而亲爱的读者知道，二十世纪，在中国，陕北是个不可忽视的地方。至于他们是谁，他们的脚指甲是光滑的一块还是不规则的两半，原谅家，他没有脱下他们的鞋子去看，而且，他认为这件事本身也没有什么大的意义，或者说，无关宏旨。

那三孔窑洞坐落在一架大山伸向川道的一条山腿上。有一条劳动时踏出的小路，顺着山腿，蜿蜿蜒蜒，一直通向山顶。窑洞在村子的南头。经年经月的烟熏火燎，窑洞的墙壁已经变得乌黑。窑洞前边是一块小小的平地，那叫土佥畔，也就是我们所说的陕北女人端着簸箕站在那里唱情歌的地方。土佥畔上有一面砬子，一个不大的羊栅，靠近坡洼边还有几畦菜地。

自南向北，吴儿堡这个几十户人家的小村，坐落在山坡与川道接壤处的一个阳洼上。当年集中营式的建筑布局，如今已经让位于一种零散的错落有致的布局，整个村庄，顺着川道，稀稀拉拉，有一里多长。

秋庄稼已经完全收割完毕，碾打完毕，颗粒归仓了。按照往年的习惯，这家的主人杨干大，这时候该做的事情，是脖子上挎一杆唢呐，肩膀上搭一条褡裢，下趟南路，他要去进行那我们已经知道的那令人羡慕的职业去了。可是，此刻，在绵绵的秋思中，在天空中掠过的大雁的一声声啼叫中，这个蹲在土佥畔上，擦着铜唢呐的汉子，擦着擦着，他的动作缓慢了下来，他想起了一桩心事。

其实，这桩心事很简单：他想让九岁的杨作新上学。他听人说了，前庄办起了一所新学，学费不算太高，教书先生也识文达礼，村上几户有见识的人家，已经把自己的孩子送去上学了，因此，他想起了自己在山上拦羊的孩子。他觉得自己已经半截入土了，应该拿出自己的全部力量，为孩子的前程着想。他不想让孩子一生都像他那样，跟着羊屁股或牛屁股后边转悠，拿着拦羊铲或吆牛的鞭子。其实，他的宏大抱负也十分简单和可怜，他只想让孩子识几个字，长大后或者当个教书先生，或者在镇上谋一碗公饭，或者至少，会帮助他记记收入和支出，而家里过年时的对联，也不必用一只小碗蘸上墨汁，在红纸上扣坨坨了。

但是，上学需要花销，而对一个农家来说，供一个学生，就意味着需要拿出全部的积蓄，需要在以后的日子中节衣缩食，勒紧裤带。穷虽然穷，杨干大还是有一点家底的，然而，这点积蓄是为了别的用场，积攒它，绝对不是为了有朝一日杨作新上学。

杨干大想攒足足够的钱后，为祖上传下的这三面土窑接上石口。为窑洞接上石口，这是人老几辈的愿望。在乡间，衡量一户人家的光景怎样，其中紧要的一条，就是看他能不能住上接口石窑。杨家自那两个风流罪人开始，也许代代都有这个打算，但是都落了空。攒下一点积蓄，刚想乍舞，不是遇上天灾，就是遇上儿婚女嫁的大事。天灾还有个深浅，婚姻这事，真是个填不满的坑，通常贴上所有的积蓄，还要背上些债务，然后媳妇过门，慢慢地还。债刚还完，儿女一个跟一个地长大，儿子要聘礼，女子要嫁妆，圈窑的事，眼看就要变成现实，又黄汤了。

杨干大的本名叫杨贵儿。媳妇过门那阵，媒人哄新媳妇，说杨家有三口接口石窑，新媳妇一听，欢天喜地地过了门。轿子落地，新媳妇挑起红盖头偷偷一看，哪里有什么接口石窑，分明是三孔烟熏火燎的黑窟窿，媳妇当时就哭了，泪水打湿了红盖头。事后，杨干大解释说，确实有过接口的打算，只是，结婚时四十块大洋做聘礼，他的力量已经耗干，再没有力气圈窑了，不过，他有一身的力气，只要夫妻齐心合力，男耕女织，再加上锅里一口碗里一口地省，要不了几年，就可以住上了。新媳妇听了，才止住了哽咽，转而，恨起要聘礼的娘家来，她发誓说自己三年不登娘家的门。她还要求自己掌管家事，她说，男人是个钯钯，女人是个箱箱，不怕钯钯没齿，就怕箱箱没底，她保证管好这个家，为有朝一日的三孔接口石窑着想。杨干大应允了她。

新媳妇跟杨干大解释说，住什么她倒不在乎，瞎好有个狗刨的窝就行，娘家的日子比这儿还苦，她只是为了争个脸面，村上的同年等岁的姑娘们，听说她嫁了户好人家，光光堂堂的三面接口石窑，都羡慕死了，如今，她美也美过了，能也能过了，谁知，说过的话，现在跌在了地上。往后，见了那些姊妹们，叫她的脸往哪里搁呢？杨干大听了，深深地叹了口气，他勒了勒裤带，对新媳妇说：我说话算数，接口石窑，我要在自个手里，把它圈起来！

如今，积蓄差不多快够了，如果明年风调雨顺，秋庄稼下来，也许就能乍舞了，可是，杨干大有了另外的心思。凭一个庄稼人的直觉和理智，他明白自己的抉择是正确的，然而，他记起他给婆姨说过的话，他想起他和婆姨这些年来的苦苦奋斗，他不知道这件事该怎样向婆姨开口。于是他没有心思再擦唢呐了，他将擦得明晃晃的唢呐提在手里，进了正窑，将它仍旧挂在墙上的钉子上。

婆姨正盘腿坐在炕上，纳鞋底。他瞅了婆姨一眼，走到炕边，屁股担在炕沿上，一横身子。上了炕，他走到窑掌墙壁正中的那个窑窝跟前，揭起缦着窑窝的一块粗布，然后两只手小心翼翼地向窑窝里，搬出一个瓦罐。

“不要看了！不够圈窑的。我昨晚上刚数过，五个袁大头，五个孙大头，二百零三个大铜元，七十个小铜元，剩下的，是一堆麻麻钱！”婆姨见杨干大搬出了瓦罐，看了他一眼，说。她继续干着她手里的活。她是在给杨作新纳鞋底。拦羊娃整天上坡溜土瓜，一个月得一双鞋。

杨干大没有理会婆姨的话，他还是将瓦罐搬出来，小心翼翼地将里边盛的东西“呛啷呛啷”倒在沙毡上，然后一样一摊，细细地数起来，甚至连麻麻钱那些“乾隆通宝”、“道光通宝”、“光绪通宝”这些字样不同的，也分摊另放。最后，他伸了伸疲劳过度的腰，是的，这些钱准确的数目，正如婆姨方才向他通报的那样，而且，这些钱，为三孔窑洞接口，确实也差一点。为土窑接一个石口，并不比另圈一面全新的石窑便宜，因为石窑的窑腿细，省工省料，而土窑的窑腿粗，一孔窑与一孔窑之间的间隔又大，因此，要想将窑面齐刷刷地贴上一层细石料，用料和工程量也是不小的。杨干大想到这里，叹了口气。

“村上老五家的小子上了新学，你知道吗？”杨干大试探着问婆姨。

“听说了！”婆姨答道。

“听说，有多几家都在乍舞，也想让孩子去上！”杨干大又说。

“各家有各家的光景，各人有各人的算计！”婆姨仍然淡淡地回答。

“你是在给新儿纳鞋底吧。这孩子，越大越匪，一双鞋，不等一个月，前边就开了蛤蟆口，露出了脚指头！”杨干大这时转变了话题。

听说提到他们的儿子，婆姨脸上露出了笑容。她抿着嘴笑了笑，没有言传。

杨干大继续说：“新儿他妈，你说，咱们的光景也不薄，说起话来，也是个人前的人，那别人家的孩子能上学，咱们新儿，是不是也背上它一回书包？”

“你看着办吧！你是掌柜的，杨家的主意得你拿。”

“这么说，你同意了？”杨干大一听婆姨这话，高兴得差点要喊出来。

“新儿也是我的孩子么，他成龙变虎，我比你还要高兴！”

“我的好婆姨！”杨干大一阵高兴，他想不到这个问题竟这样轻而易举地解决了。他拉住婆姨的手，真想咬她一口。

“小心针扎了你的手！”羞红着脸的婆姨说，“你就是心偏，光记着新儿，根本心里就没有蛾子。”

婆姨要杨干大赶快把瓦罐收拾起来，她说他是穷命，腰里有了两个，就烧得不得了了，显富，还不赶快藏起来，当心过路人听见了响声，晚上来撬门。

杨干大应承着，他捡起这些摞成一堆一堆的银钱，往瓦罐里放。可是，在放的途中，又记起了圈窑的事，婆姨这样痛快地答应了，这使他感到意外，同时，也令他感到自己对不起婆姨，对不起自己当年结婚时许下的口愿，于是他对婆姨说：

“上学自然是好事，可是，新儿一上学，圈窑的事就得往后搁一搁了。孩子上学要花销。新儿他娘，不知你想到这一层没有？”

“想到了！”

“要不，让孩子学吹手吧。‘种麦不如种黑豆，念书不如学吹手’，孩子学成了吹手，也是风风光光、吃香喝辣的一辈子，且省下了上学的开销，这样，圈窑的事也误不了。咋样，你说哩？”

“不！当那低三下四的吹手干啥，坏了门风，还是让孩子上学吧！窑不圈了，新儿学成了本事，成了人前的人，比留给他三孔接口石窑，要体面得多。再说，他有本事，他手里把这窑圈起来，不就得了！”

“好婆姨，你真有见识！”

杨干大这回彻底是高兴了。他把瓦罐重新放到窑窝里，又用布缦遮好，然后溜下了炕。“我出去说个话。”他对婆姨说。接着他出了门，下了坡坎。他的五岁的小女儿杨蛾子，正和一群女孩子在土佥畔下面的官道上跳方。他喊叫了两句，让她把裤子提起来，把裤带衿好，不要让裤裆吊在半胯里，这么大的女孩子了，不像个女儿家的样。他在喊叫的同时，扬起头来，朝山头上看了看，看那在山上拦羊的杨作新，随后，他就到孩子已经上学的那家，打问情况去了。

通往山顶的那条又细又长的小路，千百年来被人的脚千百次地踏过，被牛的蹄子驴的蹄子羊的蹄子千百次地踩过，小路十分光滑和坚硬，像一条白色的带子，穿过弓一样的山脊。路旁生长着牛蒡草和一丛丛的马莲草。小路尽头，是那棵杜梨树。杜梨树已经十分古老，斑驳的树皮，粗壮的树身，伞一样的华盖。树上，有一个半大孩子，倚在靠近树梢的枝桠上，正在摘杜梨果吃。这是杨作新。

树上的杜梨果很密，一圪塔一圪塔的，不过这些还都是青的，或者褚红色的，也就是说，还没有完全熟透。熟透的杜梨果，是绛紫色的，或者粗粗一看，像是纯粹的黑色。这绛紫色的杜梨果很甜，果子像豌豆粒那么大，里边有一个核儿，核儿和皮的中间，是一层薄薄的蜜一样的果肉。

有几只乌鸦也在树上落着，和这孩子抢食吃。乌鸦的身子轻，眼睛尖，鼻子灵，因此，那些最先成熟的杜梨果，往往被它们先吃了。它们能够在绕着树飞的同时，轻而易举地找到那些熟得快要落下来的果子，哪怕果子在树梢上。它们落在树梢上，晃晃悠悠地，用嘴鹐着。

好在经了一场霜后，杜梨果在大批地成熟，所以孩子在每天拦羊的时候，攀上这棵巨人一样的树；树上总有孩子吃的。而且他灵活的身姿，也确实不亚于乌鸦，他也能够爬到晃晃悠悠的树梢上去。

孩子最爱吃的，是那些乌鸦用嘴鹐过，但没有吃净的杜梨果，这种果子最甜，甜得舌根发麻，一填进嘴里，果子就化了，只剩下一个核儿。

山峁的背面更为陡峭的山坡上，是一群零零星星吃草的羊只。山坡太陡，不能用做耕地，因此它荒芜着，长着蒿草和狼牙刺，还有一些不知名的野草，而靠崖畔的地方，开着几束秋菊，黄蜡蜡地十分耀眼。“春放一条鞭，秋放满天星”，按照父亲的教诲，秋天，羊只赶到山上以后，你只须站在高处，眺着它们，让它们安安静静、自由自在地吃草，不乱跑，不跌进天窖，不让野物作践，就行了。秋天各种草都已经结籽，羊吃了上膘。这个季节是拦羊娃的好日子，满山的野果都可以吃了；也是羊的好日子，它们每天都能吃个肚子圆。

这个半大孩子，一边在树上摘着野果吃，一边叼空照看羊只，他不知道，此刻，在吴儿堡的家里，他的父亲和母亲，正在进行着关于他的前途的谈话。

巨掌一样的杜梨树，将这孩子高高地托起。因此这孩子的眼界十分开阔。山头一个一个，像牛头一样，挤挤拥拥，从他的脚下开始，一直排列到遥远的天边。天十分高，十分蓝，十分洁净，那遥远的天边，停驻着一层层一列列云彩。云彩迎着阳光的一面，洁白得好像绵羊毛，背着阳光的一面，则是褐色，或者瓦灰色，好像山羊的颜色。在这空旷的高原上，在这自由自在的生活中，在饱餐了一顿甜甜的杜梨果以后，这孩子突然觉得自己幸福极了，滋润极了。他想唱歌，可是他年纪还小，还不会唱歌，不论是那些曲调悠扬的信天游，或者那些趣味无穷的酸曲，都与他无缘，于是，他按捺不住，扬起脖子，大呐二喊起来。

随着孩子的呐喊，四面八方的“崖娃娃”，也随之应合。“我想吃肉”，孩子大声地喊，喊声刚落，喊声碰到四面的山崖上，折射回来，于是，“我想吃肉”，“我想吃肉”，一声接一声，重重叠叠，前呼后应，此起彼伏，惊着野雀子盲无目标地乱飞，震得崖壁上的土块簌簌地往下掉。

孩子在这一刻觉得自己伟大极了。于是他又撕开嗓子，喊道“我想尿尿”，忠于职守的“崖娃娃”，立即回应：“我想尿尿”，“我想尿尿”。

“崖娃娃，我x你妈”，孩子不等前一声平息，接着又喊了一句。他估摸这回崖娃娃不会跟上应和了，因为这是骂它们的话，它们不会那么傻。谁知，孩子的话音刚落，崖娃娃便毫不脸红地跟着呼应起来。而且，由于这一次的字数多一些，四面回声重叠起来，好像轰隆轰隆的雷声。

这时候，突然有一阵嘹亮的唢呐声响起来。最初，孩子以为这仍然是崖娃娃在造怪，直到后来，回声慢慢地停息以后，而那唢呐声却更为嘹亮地吹奏起来，于是孩子明白了，是谁家迎亲，或者谁家送女，或者谁家在抬埋死人哩。

孩子仍然攀在高高的树顶上。他腾出一只手，搭在额颅上，顺着响器响起的方向望了望。孩子看见有一顶轿子，几个吹鼓手，还有一些骑高脚牲口的，骑小毛驴的，从远处的川道上，自北向南，向吴儿堡方向而来。“这是谁家结婚？”孩子想。

按说，吴儿堡无论谁家结婚，那在村里都是一等一的大事，半月二十天以前，村上就该吵红了的。迎亲这天，族里乡亲，都会赶去帮忙或者庆贺，而对于孩子来说，这一刻，无疑是他们红火热闹的一个节日。大家会早早地挤到主家门口，眼馋地往窑里张望，或者聚在人家门口玩耍；遇到主人心情好，说不定会抓一把刚刚炒熟的南瓜籽，塞到你的手里。待到那鞭炮响起，胆大的孩子，会在爆竹声声、纸屑飞扬、烟火四溅时，抱着头，去抢那些没有来得及响或者攒眼了的炮仗。先用脚将炮仗在地上蹭一蹭，保险了，再用手去捡；当然，有时候，炮仗会在小孩的手中爆响，炸得他满手硝烟。

孩子瞅着，看这一行人在谁家落脚。

谁知，迎亲的队伍仅仅是穿过村子而已。“这肯定是一户大户人家成亲，好排场呀！”

孩子想。遇一个村子，这一行人便要吹一阵唢呐，炫耀一阵，过了村子，便又偃旗息鼓，匆匆赶路了。唢呐声停息了，大路上难得的这几个行人，现在也不见了踪影，四周变得空荡荡的。高原重新恢复它死一般的静寂。静寂得叫人难受。

孩子瞅得那一行人转过山峁，消失了，才回过神来。他感到在这荒山野坬有些孤单，就没有心思再吃杜梨果了，也没有心思像个憨憨一样大呐二喊了。他拍了拍自己圆滚滚的肚皮，用两手抱住树身，哧溜一声，溜下树来。

吴儿堡开始升起了炊烟。

孩子挥动牧羊铲，铲起土块，站在高坡上，向四下里甩着，开始将羊只归拢在一起。

后来，他便赶着羊，缓慢地向山下走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