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杨作新在九江庐山，参加了半个月训练班，听头顶光光的蒋介石，训了一次话；回程的路上，又用了半个月，当他回到肤施城的时候，正好是伤兵离开吴儿堡的那一天。

其实，杨作新离开肤施城的这些日子，肤施城早就传开了，说杨作新只身单人，下了陕北，去投国民党。这话一传十，十传百，不由你不信。加之，杨作新走得急促，接到通知后，他只匆匆地到单位上告了一个假，回到家里，又给荞麦母子，“能”了一回。许多的人突然发现肤施城里少了个活跃人物，又不知道他哪里去了，所以听了这个谣言，也就只有相信的份儿。

杨作新回到西安后，搭乘一辆国民党的军车，到了红白交界的界子河。军车停了，于是到老乡家里，租了一只毛驴，直奔肤施。多日不见，他比先前似乎洒脱了许多，一身质地良好的织贡呢长衫，一副金丝眼镜，一根文明拐，江南的水土好，他的脸色也光亮圆润了许多，粗粗一看，一副大文人的样子。

肤施城里的熟人，见了杨作新，有的像瞧稀罕一样，远远地瞅着他，有的瞅见他的影子，便躲开了。杨作新见了，有些纳闷，不知道在他离开肤施的这些天，城里发生了什么事情。他出了一次远门，见识了一场大世面，此刻正是踌躇满志，春风得意，因此也来不及细想，就匆匆地进了七里铺，穿过南关街，上了南门坡，回到家中。

杨作新前脚刚迈进家门，后脚就跟来了边区保安处的人，传杨作新到边区保安处问话。

杨作新说，容他歇一歇，吃上顿饭，再去吧！来人却说，事情紧急，拉完话以后，再回来吃饭不迟。杨作新见说，以为有什么紧要公事，需要他调解处理，于是一撩长衫，跟上来人走了。

杨作新这一去，也就再没有回来。他被关在边区保安处的临时监狱里，整整关押了一年，直到一年后，头撞墙壁，自尽而死。

边区保安处，设在省立肤施中学院内（也就是杨作新的母校），占了院子的一部分房间。关押杨作新的地方，是一孔窑洞。窑洞里支了一张床，放着一张桌和一把椅子，门口有两个哨兵把门。来人将杨作新领到窑洞门口，交给哨兵，对杨作新说，要他静养一段时间，闭门思过，将自己变节自首的有关问题，写成书面材料，老老实实地向组织交代。说完，又对哨兵安顿了几句，便扬长而去了。

杨作新听了这话，宛如晴天霹雳，登时就呆在那里了。待他清醒过来，就要去撵那来人时，哨兵拦住了他，把他推进窑里，然后把窑门锁上了。

“这一定是个误会！这一定是个误会！”被反锁在窑里的杨作新，起劲地摇晃着门，一个劲地喊道。直喊到精疲力竭了，见没有人搭理他，于是便颓然地躺在了床上。

杨作新认为，这一定是个误会。他认为，只要有人传讯他，到了给他讲话的机会，他三言两语，就能把事情讲清的。所以最初的一段日子，他一直耐心地等待着，等待着传讯。他的内心十分狂躁，但是表面上不失风度。说来可笑，他这时候不是担心自己的生死，而是担心放出来以后，见了他的那些同僚们，见了那些习惯于评头品足的中学小学教师们，他的脸往哪里搁。

杨岸乡不明白父亲为什么被关在这里，妈妈的民间故事告诉他，只有老虎才被关进笼子里的。他请教杨作新，杨作新羞于回答儿子的问题，他告诉儿子说，他是好人，关他的人也是好人，世界很复杂，好人和好人之间，有时也会产生误会，不过，误会总会消除的，到时候，他就自由了。三岁的杨岸乡，当然不明白这些曲曲弯弯的道理，他只觉得父亲不能和他在一起了，这令他很伤心。“咱们回家，盛到咱家窑里去。晚上妈妈光哭，哭得怕死我了！”杨岸乡拉着父亲的衣襟，将他往外拽。

这时候，哨兵出来干涉了。杨作新怕吓着了孩子，于是斥责了哨兵两句，然后好言相劝，将杨岸乡哄得不哭了，又对荞麦使了个眼色，要她带孩子快走。荞麦母子走后，窑门又啪地一声锁上了。

外边在轰轰烈烈地闹世事，可是自己被关在窑里，死活动弹不得。杨作新觉得自己真窝囊。他急于想知道外边的情况，可是自从他被关起来后，便断绝了和同志们的往来（关于这一点，上级给哨兵专门做了安顿）。他能见到的，只有荞麦，可是荞麦一个家庭妇女、妇道人家，又能懂得些什么；她不在圈儿里，她仅仅能将街上看热闹看到的一些事情，合（合：陕北方言，“讲”或“诉说”的意思。）给杨作新听。

三个月头上，仍然不见有人来传讯。杨作新的心情，现在算是平静了一些。他这时候才意识到这不仅仅是一场误会，这桩事情的背后，有着更为复杂和深刻的背景。为了使自己不至于在长期的禁闭中，精神崩溃，他用毛笔，在一张白麻纸上，整冠沐手，写下了“慎独”两个字，贴在墙上。

整天待在窑里，闲着无事，又不能出去，于是，杨作新央两位哨兵，到学校的藏书楼，为他借一些古书来。哨兵在请示了不知什么人以后，同意了，于是从藏书楼里，借来了不少古书。

那些侠客义士的故事，早在杨作新上吴儿堡前庄小学的时候，就读过了，而且由于与说书人瞎子的交流，那些精彩的段落能记得滚瓜烂熟。现在，在这样的情势下，重读它，回想起自己少年时的慷慨悲壮和豪情大志，杨作新的心中，自然十分感慨。他一边读书，一边回忆着自己的一生，想起杜先生，想起黑大头，想起永宁山岁月，他觉得自己这一生，过得还不错，像个男人处世，对得起天地鬼神良心。

除了读这些古书以外，他还要荞麦，将家里那本《共产党宣言》拿来。这本书，是当年杜先生送他的。

一提到杜先生这个话题，杜先生临死前那一幕情景，又浮现在他的眼前；而他亡命出肤施时，在北城门口，面对杜先生时的那一段思考又回到了心中。是的，作为这一代人来说，作为杨作新来说，他们选择了共产主义，把马克思列宁的主张作为拯救百年积弱的中华民族、实现人类美好理想的阶梯和最终目标。他们只能这样选择。共产主义给这场东方革命以理论指导和行动纲领。共产主义给这个被各种绳索捆绑得奄奄一息的古老民族，注入了一股强大的生命力，使它犹如凤凰再生。人类已经走过了一段漫长的行程，人类还将有漫长的行程需要继续行走，不管这个摇撼整个旧世界根基的共产主义运动，将来的前景如何，命运如何，胜利或者失败，短暂的风行或者垂之久远，那些在这个过程中，为之奋斗过的人们，可歌可泣的业绩，它永远值得纪念，它有资格写进人类文明史那些辉煌的和最重要的篇章中，它是人类在寻找最合理的社会秩序和生存环境的斗争中，一次伟大而豪迈的尝试和实践。

有一阵陕北民歌的声音，从街上通过窗户传进来，传到杨作新的耳边。真正的拦羊嗓子回牛声，并且夹杂着骡子或毛驴的铃铛声，他们正唱着歌颂毛泽东的歌子。这是一溜一串从陕北高原北部地带，迁移下来开垦荒山的移民们在唱。他们在路上唱出的这个移民调《骑白马》，一些日子后，将由几位专业音乐工作者整理，易名《东方红》，先在陕北唱出，继而传遍整个中国大地。

“羊群走路靠头羊。”杨作新想。自从在吴起镇，在洛河畔那个荒凉的小山坳里，第一次见到毛泽东后，杨作新便对这个非凡人物，产生了深深的敬意。毛泽东身上那种像石头一样坚硬的意志力，令他折服，而毛泽东身上那种卓尔不群的伟人意识和非凡魅力，也使他着迷。对于长征以及长征以前的许多事情，他不甚了解，但是在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以后的这一些日子，由于他曾经经历了许多重要的事情，他明白，毛泽东是在群众斗争中，自然而然地产生出来的领袖。只有他具有这种凝聚力和号召力，一场革命，如果不产生出来公认的领袖，那么，它将是一盘散沙，一群乌合之众，它是不可能干成任何事情的。当然，这是一个领袖群体，但是非凡的毛泽东，是群体代表。

思考到这个份儿上以后，杨作新慢慢有些明白了，明白了自己被关押的原因。因为在形成以毛泽东为核心的权力机构时，毛泽东的权威性受到了挑战，在武装力量形成一个统一的序列的时候，它的内部出现了离心力。联想到进入肤施城前后发生的事情，杨作新有些明白了。

从理智上，他不能不认为，关押他是正确的，也许在当时，这是既可以制止事态发展、防止地方主义情绪激化，又不引起一场轩然大波的最好的办法。只有这样，一个好的局面才会开始，革命才会以最小的损失，健康前进。然而从感情上讲，这却又是一件多么残酷的行动。

《西行漫记》的作者斯诺先生，他不了解中国人的思维方法，因此他对刘志丹的行为，感到惊异以至忿忿然。确实，中国人缜密的思维中，有许多很难解释清楚的东西，它们构成了这个民族的心理特征，而那种因了“忠义”这两个虚幻的字眼，拔刀而起、引颈相向的种种举动，又不能不被我们感慨万端地认为是东方美德。

杨作新想起了，他为毛泽东答应过的，誊抄《七笔勾》这件事。于是提起笔墨，暂停那没有意义的自我反省材料，开始凭借记忆，抄写这个。毛泽东对“圣人布道此处偏遗漏”一句，很感兴趣，因此，这一句，现在也引起了杨作新的思考。

陕北高原当然是轩辕氏的本土，位于高原南面的黄帝陵，就是佐证。随着文明的渐进，以火与犁为先导，轩辕东渐，向黄河中下游以至长江流域发展，才将这块初创文明的土地重新交付于洪荒。先秦两汉之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偌大中国地面，遂形成了一个封建大一统局面，可是在陕北高原，这块轩辕本土上，由于连年的民族战争，由于在相当长的时间流程中，这块土地由游牧民族统治着，还由于民族交融、人种混杂的原因，儒家的各种观念只水过地皮湿，象征性地在这里留驻过一阵子。儒家学说的伟大功绩在于，在长达两千年的封建大一统岁月中，它产生了一种向心力和凝聚力，从而使我们这个东方文明古国，没有像另外三个文明古国那样，湮灭在历史的长途中；而它的罪孽亦在于，它束缚了生机勃勃的民族精神，限制了这个以聪明勤劳而著称于世的民族的创造力，而尤其是当历史进程发展到近代和现代之后，这种束缚与限制日见明显，明显到接近令民族窒息的地步。于是，偏僻的陕北大地，这块轩辕文化未被浸染的古老土地，这个“圣人布道此处偏遗漏”的地方，便仿佛横空出世，以强悍的姿态，向世界宣告，在这里，还有炎黄子孙奇异的一支。这些天生的叛逆者，这些未经礼教教化的人们，这桀骜不驯的一群，他们给奄奄一息的民族精神，注入一支强心剂。

毛泽东带着他天生的叛逆的个性进入陕北高原，仿佛龙归故渊、虎入山林，得到了那渊源久远的陕北大文化的滋养。他像民间传说的那种见风就长、一日三丈的巨人一样，在这块土地上迅速地成长起来。这是天意，这是中华民族的造化。斯诺先生注意到了这一点，斯诺先生说，这个东方民族最早的居住地和发祥地，就在这陕甘宁晋交界处的三角地带，时隔许多年以后，也许是一种巧合，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又在这块三角地带，开始他的拯救民族，再造神州的伟大事业。

杨作新将《七笔勾》用白麻纸抄好后，托哨兵捎给毛主席；捎到没有捎到，他不知道。

他现在是彻彻底底地安静了。事情想开以后，他明白对于他的不杀不放，只是一种策略，等这一段时间过了，局势安定下来之后，自然就会对他有个交代。他已经被关押了近一年了，他想，大约快出去了吧！

这时候发生了一件事情，这件事情促使杨作新过早地结束了他的生命。

黑白氏的儿子黑寿山，这一年满十四岁；在家乡上完了高小之后，黑白氏领着儿子，路途迢迢，来到了肤施城，联系儿子上陕甘宁边区师范的事。

黑白氏早就听说，她的旧日的情人杨作新，在肤施城里担任督学职务，杨作新的牢狱之灾，她倒是没听说。这次来肤施城，她来找杨作新，名义上是为儿子报名上学，其实内心里，还是想见见他。她已经知道他有婆姨了，所以也没有什么非分之想，只是多年未见，想见个面儿，拉一阵话。

黑白氏骑着毛驴，后边跟着个半大小子黑寿山，黑寿山的铺盖铺开了，搭在驴背上。

母子二人，咯咯拧拧，进了肤施城。进了城后，鼻子底下一张嘴，见了人就打问，打问杨作新的住处，随后，来到南门坡，杨作新家门前，槐树上，将毛驴拴了，然后上前叩门，到杨家投宿。

见了荞麦母子，一打问，才知道杨作新身上，竟发生了这样一场变故。黑白氏一下子恼怒得好像换了一个人，她想起杨作新离开袁家村时，她曾信口说了一句“血光之灾”之类的话，也是自己口臭，一句闲话，现在果然应验了。她问荞麦，这一年来，她都做了些什么，荞麦说，她一个妇道人家，又不识字，能做什么，只能一日两餐服侍好杨作新，慢慢看着，看将来事情咋发展，杨作新是被冤的，这一点，她可以肯定。黑白氏听了，当下就要去看看杨作新，荞麦说，把门的看得很严，外人不让见的。黑白氏听了，默默无语，“外人”这句话刺激了她。

当天夜里，黑白氏母子，便在杨家安歇。第二天一早，黑白氏领着儿子，先到陕甘宁边区师范，为儿子报了名，上了学堂。原来这考学十分容易，一个南方口音的女老师，问了黑寿山几句话后，又叫他写了一篇作文，就算录取了。黑寿山住进了学校，了却了黑白氏一桩心事，接下来，她就跑杨作新的事了。

黑白氏想以一个房东大嫂的身份，找一下毛泽东，诉一诉杨作新的冤情。这女人一向敢作敢为，凡事自作主张，她想到这一层了，遗憾的是没有直接去找。她想，得有个引荐的人儿才对，于是，便四处打问，去找她的娘家堂兄弟。我们知道，她的几个娘家堂兄弟，很早就参加了革命，熬到这个时候，也都或文或武，有了一定地位。黑白氏找到了一个，提出了自己的这宗事情。其实这宗事情的原原委委，渠渠道道，她的那个堂弟知道得很清楚，因此，他面有难色，他是陕北同志，担心这件事把自己牵扯进去了。最后，他还是答应了黑白氏的要求。

黑白氏在杨家，度日如年，又等了几天，天天去堂弟那里，听回音。最后，堂弟终于吐了口，说毛主席工作很忙，他说了，群众上访的事情，找信访部门处理。据推测，这个堂弟并没有去找，这是他自己的话。黑白氏听了，却信以为真，于是她失望了，就在堂弟那里，连人也不避，破口大骂起来，说到杨作新出生入死，一片诚心，最后竟落得这么个结局；说着说着，又哭起来。堂弟见了，赶快把她劝走了。

这期间，黑白氏试着去闯了几次保安处，但是正如荞麦说的那样，她都被警卫挡住了，最后一次，甚至连大门也不让进。一向有本事的黑白氏，现在才真正是傻了眼了，她怒从心头起，恶从胆边生，决定还是去找她的堂弟。堂弟是个领兵的，她要堂弟，领了自己的兵丁，砸了保安处，救出她的杨作新。堂弟听了她的要求后，张嘴笑了，说这事万万办不得的，纵然他愿意，手下人也不会跟他干的。黑白氏见状，耍开了“黑皮”，赖着不走。

双方磨蹭了好长时间，最后，堂弟答应，他去说一说情，让他的堂姐和杨作新见上一面，不过，不能声张，要黑白氏穿上荞麦的衣服，装做荞麦，去送一次饭。黑白氏见堂弟的忙，只能帮到这个份儿上，知道再求他，也没用了，于是应承了下来。

探视杨作新的这一天到了。早早地，黑白氏就坐在镜子前，开始梳理自己的头发。黑白氏这种类型的女人，她们没有年龄，岁月不忍心在她们的小白脸和尖下巴上，刻下丝毫的痕迹。她的皮肤依旧是那种奶油白，一双削肩，她的身段，好像是专门为穿那种中国式大襟袄所预备的，那么妥帖、自然、洒脱。脸本来就够白了，可她还是给脸上、脖颈上，淡淡地扑了一层官粉，以掩饰眉宇间两点芝麻大的白麻子。头发仍然是黑油油的，她将头发，梳理整齐后，在脑后，绾了个盘龙髻，然后用一个银簪子，从盘龙髻上穿过。黑白氏在收拾完毕，最后一次照镜子的时候，才发现头上有了几根白发，于是她央荞麦妹子，为她将头上的白发拔掉。

荞麦在一旁，早就把饭盛在了篮子里，等着黑白氏动身。看着眼前的黑白氏，老实的荞麦，不能不生出一丝醋意。自从黑白氏母子，风风火火地闯进杨家，口口声声地要见杨干大，荞麦心里，就有底了。只是，黑白氏迈着一双小脚，为杨作新的事情，老着脸皮，四处奔波，又不能不使荞麦感动。自从结识杨作新的那一刻起，荞麦就深深地爱上和依恋上了杨作新，现在她才知道，除了她以外，世界上还有一个女人爱着他，而且感情甚至超过她荞麦。想到这一点，她就很伤心，并且断定，在他们结婚以前，杨作新肯定和镜子前的这个女人，有过一段不寻常的关系。“他们是般配的，比我般配！她白‘一白遮百丑’！”荞麦为黑白氏拔白头发的时候，从镜子边，看见了自己的面孔，她悲哀地这样想。

黑白氏好容易离开镜子，提起竹篮上了路，走了约有二里路的街道，来到了陕甘宁边区保安处。黑白氏去的这个时间，是堂弟提前告诉她的，因此，大门口的哨兵没有挡驾，窑门口的哨兵，也表现得很有礼貌，二话没说，就打开了窑门，还破例给了黑白氏一个微笑。黑白氏没有理哨兵，她哼了一声，径直提了篮子，进了窑门。

杨作新正站在墙壁跟前，盯着墙壁上的两个字出神。他明显地衰老了，背有点驼，他的头发很长，黑白氏明显地看见，他的囟门的那一块地方，有一撮头发变成了灰白色。他侧身站着，黑白氏看见了他的半个脸，脸上长了串脸胡子，大约很长时间没有刮胡子了吧？

黑白氏站在那里，饶有兴趣地看着杨作新，等着杨作新转过头来，好给他一个惊喜。

杨作新早就知道窑里来了人，可是他没有动弹，他以为荞麦送饭来了，往日，荞麦总是在这个时候来送饭的。他不想吃饭，他没有胃口，而监狱里的生活，不管怎么说，使他的感觉迟钝起来了。

黑白氏见状，便放下篮子，踮起脚尖，上去用两只小手，捂住了杨作新的眼睛。“杨先生，别来无恙！”她笑着说。

听到声音，杨作新吃了一惊，他打了一个愣丁。其实，这悦耳清脆的仿佛像唱歌一样的上路话（上路话：指陕北北部无定河流域一带的口音。），多少年来，一直回荡在他的记忆中。他无法忘记交口河那个月夜，无法忘记是这个女人完成了让他变成男人的过程。许多年来，他一直以为他把这个娇小的女人忘记了，其实，他不会忘记，他只是把她的倩影、她的声音，珍藏在了心中，像安放一位女神一样安放在心灵中最隐秘和最温柔的地方，并且时时在梦中和她交谈。

他已经明白她是谁了，但是还不敢肯定，于是，他问了一声：“谁？”在问的同时，他抓住了捂着他眼睛的两手。手是那种聪明的女人所具有的富有感觉的手，手指纤细而修长。“这双手只有黑白氏才有的。”杨作新想。

背后的人儿，格格格地笑起来。“一位故人！”她说，“当年你投后九天的时候，我的丈夫给你送了两句诗：‘莫放春日等闲过，最难风雨故人来’，尔格，杨先生，此情此境，你得把这句话，回赠给我了！”

“黑白氏，你是黑白氏！”杨作新这下完全断定是谁了。他又惊又喜，转过身，伸出两只胳膊，抱住了黑白氏。而黑白氏，软绵绵地，靠在了杨作新的胸前。

“你怎么来的？你怎么进这个门的？”杨作新忙不迭地问。

黑白氏没有回答他的问话，她靠在杨作新怀里，仰起头来，细细地端详着她亲爱的人儿。她喃喃地说道：“你受了不少的苦，他干大，这我看得出来。你的眉头上，原先只有一道抬头纹，现在变成了三道。原先你的脸，椭圆形的，白里透红，像个小相公，现在脸色成了黄褐色，双颧插天，腮帮深陷，两道络腮胡子，从鬓边一直串到下巴颏。不过这也好，你更像一个顶天立地的男人了。”

黑白氏说着，并且腾出手来，用她的富有感觉的手，在杨作新的脸上抚摸，一边抚摸一边深深地叹息。

杨作新微微合上眼皮，听任黑白氏的手掌，在他的脸上抚摸。记忆中，只有母亲杨干妈这样疼爱过他，于是他眼睛有些湿润。

“你没有变，黑白氏，你还是那么年轻、美丽，好像画上走下来的人一样！”

“我老了，傻孩子，记得我整整比你大七岁！你今年叫二十九，我今年，三十六了（这一年，杨作新的实足年龄，其实是二十七岁。二十九岁，是中国民间的算法，叫荒岁，或虚岁。“叫二十九”，意即号称二十九，已经二十九了的意思。），外表没变，其实我的心，已经苍老得不成样子了。”

黑白氏的一句“傻孩子”，不知怎么，竟说动了杨作新的感情。两滴泪花，一前一后，离了眼眶，掉了下来。这眼泪一掉，就收不住了，哗哗大作，纷纷跌在黑白氏扬起的面孔上。

想到这一年蒙受的屈辱和委屈，杨作新终于按捺不住，大声抽泣起来。

成年男人的哭相是很令人害怕的。面孔扭曲，身子随着抽泣，一下一个冷颤。如果他能号啕大哭就好了，那样反而轻松一些和自然一些，可是，杨作新明白哨兵在窑外站着，他不愿意让哨兵听见他的哭声，更不愿意让哨兵看见他的软弱，于是，这经过压抑而发出来的哭声，便更加悲泣，更加令人感到害怕。

黑白氏不怕，她双手捧着亲爱的人儿的脸，看着他哭，鼓励他哭。她希望他能将所有的委屈屈辱，都吐出来，那样他将好受一些。

杨作新的抽泣终于减弱下来。他猛然意识到自己是在干什么，于是立即停止了。就在他停止的当儿，黑白氏掏出一只丝织的帕子，轻轻地为他拭去脸上的眼泪。然后说：

“他干大，咱们吃饭吧！”说完，她伸出两只手，将紧紧地环搂着她的腰身的杨作新的胳膊，轻轻拆开。

黑白氏揭开竹篮的盖儿，将篮里的吃食，一样一样，摆在了桌上。有一只烧鸡，两个开花的猪蹄儿，还有一青瓷老碗正在冒着热气的羊杂碎。主食是一小盒黄米干饭。除了这些吃食以外，最后，黑白氏还从篮底儿，拿出一瓶烧酒。“趁热吃吧，他干大！”她又一次督促说。

哭过一场后，心里舒坦多了，杨作新现在感到，有了一点饿了。他谦让了一下黑白氏，算是礼节，随后就坐在桌前的凳子上，狼吞虎咽起来。

黑白氏站在旁边，盯着杨作新吃饭，看得认真极了，好像这也是一场享受。她还打开了酒瓶，用舌尖抿了抿，说了句“酒还凑合”，随之把酒瓶递给杨作新。没有酒杯，她要杨作新就着瓶口喝。

吃饭的途中，杨作新突然想起了什么。“见到荞麦了？”他问黑白氏。

“见到了。我来肤施城，这些日子，就是住在你家。你那一个干儿，要上学，我领他到肤施，住了边区师范了。”

“你恐怕会笑话我的，荞麦的人样儿……”

“傻话！”黑白氏打断了杨作新的话，她说，“荞麦是个好女人，老实本分，过日子的婆姨。唉，袁家村一别，我一个人成天站在那棵树底下，咒你骂你，盼你找个瞎子瘸子，找个石女，找个臭汉（臭汉：腋窝里有狐臭的家庭，有遗传性。民谚云：宁找淫妇臭一辈，不找臭汉败一门。），谁知你杨作新有福气，有了荞麦，有了那么灵省的一个男丁。唉，见了你窑里有了女人，我只能高兴，我还能说什么呢？”

杨作新听了，不再言语，闷头吃饭。

他们之间的口角是在杨作新吃罢饭后开始的。口角破坏了窑里早先形成的那种融洽和温情脉脉的气氛。看了自己亲爱的人儿受罪，黑白氏不能容忍，她又动起了几天前在堂弟那里，说过的那个念头，不管怎么说，这个当年后九天寨子的压寨夫人，思想还停留在那个侠客义士的年代里，她不能看着杨作新在这里莫名其妙地受罪了，她要行动。如果通融的办法不能解决问题，那就只有刀枪相见了。这些年来，虽然她没有再过问江湖上的事情，但是只要抬出黑大头，抬出她这压寨夫人的名分，她想，她还是可以请来一些人马的，或者土匪，或者哥老会。而她，并不想大动干戈，只是要一股武装，轻装便从，瞅一个黑夜，劫了监狱，救出杨作新，就像当年，丹州城里，张三李四，去救黑大头的情形一样。

黑白氏压低嗓门，说着她的计划。杨作新心不在焉地听着，一边听一边应承，直到最后，他才幡然省悟。“怎么，你想劫狱？”

他吃了一惊。

黑白氏指了指窑外，让他小声一点，然后说：“正是这么回事。出了监狱，海阔天空，哪里没有个安身的地方。你说呢？”

这可是个天大的事情！杨作新赶紧规劝黑白氏，要她取消这个念头。他说他的关押，实在是一场误会，也许革命工作，需要他在这里独处一段时间，以便别的矛盾的解决。他说他活着是共产党的人，死了是共产党的鬼，他万万不能干那种大逆不道的事情。他还说，也许要不了多久，他就会出来的，那时一切又会恢复了原来的样子。

“你说你出来？”黑白氏紧追不舍，“那么，你给我说上一个准日子，我到这牢房来，用八抬大轿，雇上吹手，来抬你回家。”

杨作新语塞了。

“小人作祟，你不会出来了，憨娃娃。”黑白氏说，“与其这样没年没月地蹲下去，老死狱中，还不如反出肤施城，逃一条活命去吧！”

“你这是害我，黑白氏！”杨作新听到这里，声音高了，“为公为私，我都不能走这条路。

为私，我的半世清白，这下子就全完了，我如何面对杜先生他们；为公，我这事一出，连锁反应，谁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那样，我就成了千古罪人。我求你了，好嫂子！”

“我意已决！”黑白氏慷慨悲凉地说道，“我暂时离开肤施几天，去联系人马，到时候荞麦会通知你的。荞麦事先在饭篮里，给你带一支短枪和一包炸药，到时候外边枪声响起，你就点了炸药，往外冲，我在北城门外等你。”

“不可！不可！”杨作新摇摇头说。

“我走了！他干大，你好自珍重！”

当杨作新扭头看时，黑白氏已经提着篮子，小脚迈出了牢门的门槛。“这下糟了！”他说道。

这黑白氏果然说到做到，几天以后，她从距肤施城最近的大劳山匪窠里，搬来一股精悍的土匪，说好当天夜里，劫狱救人。这天下午，荞麦的送饭篮来了，杨作新揭开盖子，也看见了里面的短枪和炸药，知道事变就在当晚，不由得脸色煞白。

这短枪的用途，大家知道，那么，这炸药是干什么用的。原来，土匪们多年来摸索出来一个逃脱的办法，如果被堵死在了窑里，出不去时，就脱光衣服，点燃炸药（其实是火药，习惯上称炸药），霎时一道白光，仿佛冲击波一样，朦了人们的眼睛，身上由于没穿衣服，赤条条的肉色，这一瞬间，就是大模大样地从窑里走出去，围在外边的人，眼睛也看不见。这种办法通常用在白日逃脱，黑白氏所以在晚上也要杨作新这样做，是担心枪声起时，两个哨兵先下手为强，伤了杨作新，如果白光一起，他们就瞅不见人了。

荞麦告诉杨作新，是黑白氏让她这样做的。此刻的黑白氏，正在杨家，等着她的回话，那些土匪，已经鱼贯地混入城了。杨作新问荞麦，是哪里的土匪，荞麦回答说，是大劳山的。杨作新听了，倒吸了两口凉气。

吃饭的当儿，杨作新主意已决，决定自尽。吃饭时，他讲了许多的话，也许，这是他和荞麦结为伴侣以来，讲得最多的一次。他谈到了杜先生，他说，如果他有什么不测，那本《共产党宣言》，就作为他的枕头，让他长久地枕着它吧。他谈到了吴儿堡，谈到了已经故世的杨干大，和健在的杨干妈、杨蛾子。他已经从荞麦的口中，知道了蛾子结婚的事，他真诚地祝蛾子幸福。他还提到了杨岸乡，他的亲爱的儿子，他说世界是他们的，要荞麦好好地管教他。对于黑白氏，他也表示了一种深深的眷恋之情，他第一次向荞麦透露了他和黑白氏的关系。他说，原来他只以为，黑白氏是他单纯的情人，现在才意识到，对于他来说，黑白氏具有母亲与情人的双重身份。最后，他谈到，肤施城设州造府以来，它的最辉煌的一页开始了，陕北高原自轩辕氏以来，它的最辉煌的一页也开始了，虽然他看不到这一切了，但是这里面有他的一份贡献，因此他很满足，他的不死的灵魂将附着在行进的事业中，伴随着过程一道行进。

荞麦似懂非懂地听着男人讲这一番大话。她还太单纯，不能和男人之间，进行如此深刻的感情交流，但是她隐隐约约地意识到，今天要发生一件大事，她很担心，很害怕。

她笨嘴拙舌，不会说话，于是只是喃喃地、一个劲劝慰男人：“娃他大呀，你可不敢往瞎瞎处去想！”

吃罢饭，杨作新又提起瓶子，喝光了黑白氏送来的瓶子里的最后一滴白酒，然后突然对荞麦说：“娃他妈，你去看看，外边谁在叫我！”

心实的荞麦，见男人说了，于是调转头，向窑门口走去，还没走到窑门口，只听见后边沉闷的一声响声，伴随着杨作新的一声尖叫。荞麦赶紧扭头一看，只见杨作新，已经头撞石墙，死了。

他的天灵盖破碎，脑浆溅满了半面墙壁。他的手试图向上举，去捂脑袋，但是手在半途上，停住了，遂之耷拉了下来。他的一口气出在喉咙眼上，又咽了回去，喉咙眼里发出一声古怪的嗝声。

杨作新蜷作一团，倒在了墙根底下。他是彻底死了。

荞麦自然是一场号啕大哭。

黑白氏在家中，左等右等，不见荞麦，担心事情有变，枪支送不到杨作新手里，于是上街来打探消息。

消息传出，街上咯噪成了一窝蜂，都说杨督学寻了短见。黑白氏听了，叫一声：“他干大，是我害死了你！”然后仿佛疯了一般，直奔保安处。

窑洞门口，只有一个哨兵，正惊慌地站在那里（另一个大约是回去汇报去了），见了黑白氏，倒也认得，正是那天来的那位，便也就没有执意阻拦。黑白氏进了窑，好个女中丈夫，先去那竹篮里，取了手枪，别在自己红裤带上，用大襟袄掩了。她怕这支枪给杨作新留下后害。这件事做严实了，然后走过来，跪在杨作新面前。

“天下多少条路，你为什么要走这一条！你要知道，这条路走过去，就回不来了。”黑白氏哽咽着说。

黑白氏劫狱的那个宏伟计划，自然成了泡影。荞麦没有经过世面，早软瘫了，因此抬埋上山的一应事理，均由黑白氏张罗。保安处派了一班战士，备了一口薄棺，要帮助抬埋，黑白氏摆摆手，拒绝了。她从街上，召来了几个揽工的，将杨作新的尸首，背回家里，设下灵堂。又将盘龙髻上的那只银簪抽出，变卖了，换了一口像样的棺材。最后，又从学校里，叫回了黑寿山，让他穿上号衣，星夜前往吴儿堡，为杨干大报丧。

按照规矩，暴死的人不能埋进家族公墓。因此，杨作新埋在了肤施城外的一处荒山上。至于后来，本世纪行将结束时，杨作新的灵骨，由他的儿子杨岸乡自肤施城启出，一路扶灵，回归吴儿堡祖坟，那是以后的事，这里不提。

人死得突然，一点准备也没有，丧事也就办得简陋。黄土堆前，引魂幡高高竖起，两个孝子，一个亲生儿子杨岸乡，一个干儿黑寿山披麻戴孝，跪在坟前。荞麦和黑白氏，一个白如雪，一个黑如漆，分列左右，像两个泪人儿似的。杨蛾子来得迟了一步，消息送到吴儿堡，杨老太太得到噩耗，登时翻了白眼，唤了半天，才唤回魂影来。杨蛾子先打发黑寿山前脚走了，等到母亲不要紧了，她才匆匆赶到；到了坟头，拥着黄土堆，放声大哭。

丧事一毕，杨蛾子放心不下母亲，安慰嫂嫂一番，匆匆回吴儿堡去了。黑白氏倒是多待了两天，后来见荞麦情绪渐渐安定，黑寿山的学校生活，也已经走上正轨，于是依旧骑上毛驴，回她的袁家村去了。

杨作新的案子，就这样无头无尾地了结了。后来寡妇荞麦壮着胆子，到边区保安处问话，问她的男人，犯了哪宗事情，问来问去，也没有个结果。办案的人说，杨作新的事情，查证落实的有三条，一是去庐山受训期间，有自首变节嫌疑，二是回来后，没有及时向组织汇报思想，三是思想消沉，看起古书来了。三条意见，连办案人员也觉得不足以服人，于是后来也就不再说了，但凡荞麦来了，只是婉言相劝，将她哄出门外了事。

说话间过了两三年光景，却说有一天，一群肤施城的野孩子，在南川河里耍完水后，兴犹未尽，于是来到边区交际处的大院内。大院里靠河滩的一侧，是一片菜地，菜地里种着西红柿，这些孩子，是来偷西红柿吃的。

正是夏日中午的午休时间，交际处大院里，静静的，只有一个外国人，在一棵大槐树的阴凉儿下，支了张行军床。他正在床上，鼾声大作。

菜地里的西红柿，正是成熟时节，阳光下红艳艳的，逗得这些孩子们直流口水。菜地外边，用酸枣刺一棵挨一棵，围了一圈，要想去摘西红柿，得钻过这一道篱笆。于是，这些孩子，公推他们中年龄最小，个头最小的一个，从枣刺与枣刺之间的一个缝隙里，钻过去，偷西红柿给他们吃。

这个孩子正是杨岸乡。其实，不要小伙伴们催他，他自己也在跃跃欲试，在篱笆外边徘徊着，寻找着缺口。缺口找到了，杨岸乡钻了进去，西红柿搭成了一溜二溜的三角架，他在三角架***没着，挑那些大些红些的西红柿，往外扔。

最后，小孩子重新钻出了篱笆。一个个精着身子的伙伴们，现在人人都弄了个肚儿圆，嘴角上也沾满了西红柿红色的汁水。大家腆着肚皮，就要离开交际处大院。

这时候，杨岸乡又发现了一件好玩的事情。那个行军床上的外国人，穿着一件半裤，他注意到了，外国人交裆里的牛牛特别大，鼓囊囊的一团，仿佛要将裤子撑破的样子。于是，他喊了一声，小伙伴们听到喊声，就都跑了回来，围着这个外国人看。

杨岸乡从篱笆上，摘下一根又粗又硬的红牙枣刺，轻手轻脚地走到了行军床跟前。

小伙伴们都明白了杨岸乡想干什么，心里有些胆怯，就哄地一声，跑到交际处的大门外去了，然后一边在墙头上瞅着，等着看笑话，一边做好逃跑的准备。

杨岸乡猫着腰，钻到了行军床底下，然后探出头来，伸手用红牙枣刺，在这个睡着了的外国人的牛牛上，轻轻地扎了一下。

这个外国人正是大名鼎鼎的马海德，当时他正在肤施城的保育院（后来又称保育小学、育才小学）当医生。马海德在睡梦中，感到下部火辣辣一阵疼痛，迷糊之间，伸手揉了起来，然后又睁开眼睛，朝四周看了看。

四周空荡荡的，一个人影也没有。那些围墙外边的孩子，早缩回了头，笑着捂住肚子，在地上打滚。

马海德以为大约是蜜蜂或者别的什么东西蜇了他一下。他摇摇头，嘟囔了一句，继续沉沉睡去。

围墙外边的孩子，见那个外国人又睡去了，于是又在墙头上，伸舌挠耳，指手画脚，怂恿杨岸乡再扎。杨岸乡受了怂恿，便又从行军床底下，探出头来，伸手要去扎第二次。

这时候，从交际处东边那栋小楼的门口，传来了笑声。杨岸乡听到笑声，吓了一跳，赶紧缩回了手。他搭眼望去，只见一个身材魁梧的首长，站在那里，正在望着杨岸乡笑。

“你过来，伢子！”这位首长说。

墙头上趴着的孩子，见有人发现了他们的恶作剧，喊了一声：“快跑，大人来了！”登时就没影了。

杨岸乡想跑，可是不敢。那首长正一步一步地向他走来，于是，他就钻在了行军床下。他在床底，任来人怎么说，也不肯出来。

“你是毛主席，我认识你。我们家的墙壁上，挂着你的照片！”杨岸乡在行军床底下说。

“我是毛泽东。那么你是谁呢？谁家的孩子，这么淘气？”那位首长说。

这确实是毛泽东。那天，他到边区大礼堂开会，来到南关，因为下午还有会，于是中午时间，便在交际处休息用饭。这些孩子刚才摘西红柿的情景，他都看见了。孩子们的举动唤起了他的童心，他带着会心的微笑，注视着这一幕田园剧，并且阻止了警卫员的打搅。直到最后，杨岸乡用枣刺扎马海德的这一幕，才引起了他的不快，于是走出来制止。

杨岸乡见毛主席问他，答道：“我大叫杨作新，殁了；我妈叫荞麦，我……”

毛泽东打断了他的话。毛泽东说：“你先别说你的名字，让我想想：杨……白杨……一棵白杨傲岸地站立在陕北的山野上。你叫杨岸山，对吧？”

“不，我的官名叫杨岸乡！”孩子答道。

“是的，是的，杨岸乡，一个好听的名字！”毛泽东说。他像想起什么似的，又说：“我认识你的父亲。我们是朋友。他是一个优秀的陕北知识分子，陕北才子。可惜他死了。他太脆弱了。”毛泽东还想说什么，可是话到嘴边，又咽了下去。

听说毛主席和他父亲是朋友，孩子不再怯生了。他从行军床底下爬出来，拽住毛主席的手。

“你不会处罚我吧？你不会给我娘告我吧？”孩子说。

毛泽东没有言语，他的脸色很严峻，他俯下身子，轻轻地抱起了这个只穿一条半裤，浑身尘土的小男孩。毛泽东详细地问了荞麦母子现在的情况，最后说：“我要你做一件事情，你愿意做吗？”

“什么事？”

“你应该上学了，伢子。我想介绍你到保育院去，你愿意吗？那里有许多孩子，当然他们比你大，有彭湃的女儿，方志敏的儿子，还有刘志丹的女儿，你愿意和他们一起上学吗？”

“那得问妈妈。”

“妈妈那里，我会派人去说的。”

行军床上的马海德，现在一场大梦，终于苏醒。眼皮还未睁开，他又下意识地，揉了揉自己的交裆。待要睁开眼睛，一眼看见站在身边、抱着孩子的毛泽东时，他为自己刚才不雅的举止，有些脸红。

马海德自我解嘲地说：“蜜蜂，这里的蜜蜂，叮人专会找地方！”

“是的，院子里有蜜蜂！”毛泽东的眼睛，朝空中望了一下，笑着说。

马海德问毛主席有什么事。毛泽东敛了笑容，严肃地说，一件大事，他怀里的这个孩子，是个烈士的遗孤，他要马海德，亲自将这个孩子，送到保育院去上学，安排在初级班。

“那么现在，亲爱的孩子，”毛泽东将杨岸乡放下来，拍拍他的后脑勺，说，“你仍旧从那个去处，去为我摘颗西红柿来；当然，最好是两颗，还有一颗，给这位大鼻子叔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