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无论如何也要抗拒辫发，那就只有剃度出家。大量的人在此时出家了，其中有个吕留良，法名叫做耐可。他宣传华夷之别和回归封建，自然也会联系到排满思想。他的著述引发问题的时候，本人已经在五十年前死去，但还是被戮尸。时间是雍正十年（1732）。

雍正帝采取的方针是以思想对思想。他没有杀据说曾继承吕留良思想、图谋造反的曾静，还撰写了《大义觉迷录》。这是在论述清统治的正统性和华夷思想的不当性，曾静的《归仁说》被收入附录。然而到了乾隆帝时代，一度被饶的曾静被处以死刑，连《大义觉迷录》自身都成了禁书。

到了乾隆帝时代，文字狱之所以在一段时间内非常严格，是因为思想界中排满思想在底流逐渐扩散。此时也出现了连子孙都被处死的情形，目的是让学者畏惧。在笔祸案中，除了明显能让人意识到的以外，也混有文字偶尔被误解的情况。想提笔写诗文的人必然大大减少。学者为避免危险，开始专注于考据学。这样的话就基本安全。清代学问中以考证学为主流，据说还萌发出了科学精神，不过如此产生的背景让人哭笑不得。

乾隆帝发起《四库全书》的编纂工作，令人抄写从古今书籍中精选出的良书，次等良书则只把题目和解说加进去，共三千四百五十八种，约八万卷，被分成七部，数字之大让人窒息。其中还包括了日本的山井鼎、太宰春台、根本武夷等人的著作。这的确是个很大的文化事业，但其中也有很强的思想检查的意味，很多书成了禁书被焚毁。

雍正帝时代没有大的外征，而乾隆帝时代却频频发生。乾隆帝发兵两次远征准噶尔，远征回部（南新疆），进兵金川、台湾、缅甸、廓尔喀等地，远征军甚至到达了尼泊尔加德满都附近。清在西藏设驻藏办事大臣，强化对此地的统治。乾隆帝自夸有前后十次大军功，创立自己的记录《十全记》，自称十全老人。和康熙相比，乾隆外征给国民造成了相当大的负担。而且，康熙时期三藩之乱后，台湾的朱一贯之乱基本上是唯一一次，但乾隆时期内乱频发。台湾天地会之乱、湖北白莲教之乱全都是秘密结社起义，这反映出病灶已深入肢体。大概可以说清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了。

其中也有老害的原因。乾隆帝说不能超过祖父康熙的六十一年，于是在第六十年退位，时年八十五岁。实际上尽管乾隆帝已经退位，据说他仍一直忙于政务，直到八十九岁时死去为止。湖北白莲教叛乱直到他两眼一黑为止，还没能平定下来。最大的宠臣和珅利用自己的地位中饱私囊，乾隆帝竟对此毫无知觉。监察御史弹劾和珅奢侈，却反遭撤职。

嘉庆四年（1799），乾隆帝一死，和珅就被历数二十条罪状，被命令自杀。家产被没收，他侵吞的以一百五十万两黄金为首的财产被查明，相当于国家十年的岁入。而他得权不过十几年，每年侵吞了岁入的差不多一半却没有被注意到，这明显是乾隆帝的责任。

对学者来讲，清是个严酷的“文字狱”时代，而庶民还能享受相当长期的和平。也有生活容易的原因，人口逐渐增加。康熙时期的两亿人口过了大约一个世纪，到乾隆末年增加到了四亿。而耕地面积只增加了百分之十几，因此，在这个大部分人口为农民的国家，人民就必然会被生活所迫。到乾隆末年，外征时欠下的账单终于寄回家了。

宠臣和珅的出现是政治颓废的现象之一。在文化、生活层面上，也会让人觉得人们在被什么东西所腐蚀。官员和军队纲纪松弛，民众生活逐渐穷困。在清初石涛、八大山人以及康熙至乾隆中期前的扬州八怪（金农、郑燮、李鱓、黄慎、罗聘、李方膺、汪士慎、高翔）时代结束后，就没有出现过优秀的艺术家或文人。乾隆末年开始频发的叛乱，就是如此颓废的表现之一。

白莲教的教义是宣传弥勒下生，要求改革社会，而元末动乱也是由以白莲教信徒为中心的红巾之乱拉开大幕的。乾隆帝之死是1799年，正要进入十九世纪。“三世之春”后的时代需要改革，所以以湖北为中心的白莲教之乱甚至波及陕西、四川。不仅如此，白莲教的一派天理教甚至影响到了在宫廷当差的宦官。嘉庆十八年（1813），在宦官信徒的引领下，约一百名天理教叛乱军攻入紫禁城，还抵抗了两天。这被称为“禁门之变”，此次在外朝和内朝的分界线隆宗门匾额上扎着的箭头，到现在还保留着，简直就是在象征着王朝的日薄西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