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南海，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的办公所在地，也是中国人民向往的地方。

这个主宰中国命运的地方，对许多人来说充满了神秘感。“中南海”实际上并非是一个“海”，而仅仅是两块水面，一块叫中海，另一块叫南海，中海的北面与现在公众谁都可以去游览的北海公园水面相连。站在北海桥西往南看去，便可以领略中南海水面的大部分。中海、南海与北海在整体上是融为皇家公园的一体，但它们之间又有差别，中海、南海周围的建筑连成了一个大院落，因此很适合作为高级机关的办公地址，而北海则自成一体，且古迹名胜风景处处可见，所以更适合做旅游场所，在清朝时，这里便按现在的格局分开了，大概出于这个道理考虑。

毛泽东的住处菊香书屋及整个丰泽园院子，在南海的北岸。丰泽园大门临南海，而菊香书屋的北面临中海。

李银桥回忆道——

这是我们搬进中南海不久的一天。我陪毛泽东在南海散步，走到勤政殿门口时，毛泽东挥挥手说：“就要在勤政殿里开会了，咱们进去看看吧！”

因要开新政治协商会议，勤政殿被修缮一新。这个勤政殿原是皇帝休息和处理朝政的地方。

在陪毛泽东来之前，我已去勤政殿参观过，所以煞有介事地给他介绍：“这个古建筑非常雄伟壮观，听说是袁世凯当皇帝的地方。”

“不对。”毛泽东一听便否定说，“袁世凯当皇帝是在中南海的居仁堂，不是这里。”

我们一起走进了勤政殿。这是个很壮观的皇宫厅殿。进大门后，过一个小院才到过厅。厅后有长约五十米、宽十来米的木板地，中间铺着红地毯，两边摆满了许多名贵的鲜花、古文物和工艺美术品。勤政殿的正厅有两三层楼高，原是中南海院内最高的建筑物。站在北海公园和景山公园的一些高处，都可以看见这些大厅的上半部分。

站在勤政殿大厅的殿匾前，毛泽东止步，用了很长时间凝视“勤政殿”三个金光闪闪的大字，然后感慨而道：“过去皇帝建这个勤政殿是摆摆门面，但也足见他们这些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人都知道勤政治国的道理，今天我们是共产党人，就要真正做到勤政治国了，否则也会被人从这个勤政殿，从中南海赶出去的。”

毛泽东作为新中国的缔造者、开创者，他在勤政方面也是堪称典范。随着人们对他的崇仰之心越来越倾向于神化和狂热，中央对他直接到群众中去的纪律规定越来越严了，由于“黄鹤楼”和“正阳春”的风波，使得他不再有更多的“自由”了，然而，高高的中南海红墙都无法隔开毛泽东与人民群众的心。

为了准确地和直接地了解到人民的疾苦与要求，毛泽东开始动员他的卫士和身边的工作人员，到基层一线去作实地调查。

毛泽东的卫士们年龄比较小，一般到下面受不到外面的干扰，他们下去后很随便，在工厂和农村，普通群众与干部以为他们不就是上面派来的“学生娃娃”么，所以也就有话便向他们说，无拘无束，正因为这样，他们调查得来的材料，深得毛泽东的赞赏。另一方面，卫士们大多文化水平不高，不像知识分子写个文章、弄个材料什么的总要加些个人见解，卫士们的调查一是一、二是二，实打实。一次毛泽东拿着卫士写给他的材料，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对下面来的情况，就应该像我的卫士们写的那样，是啥就写啥，这样我们才能了解真情，了解了真情，才能制订出行之有效的方针政策。”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期，新中国刚成立不久，旧社会反动派遗留下一个烂摊子，如何解决好人民群众的吃饭问题，这是毛泽东和党中央极为操心的事。那时，几亿人中还有将近一半的人吃饭都成问题，毛泽东和党中央是十分焦虑的。为了迅速改变这种情况，中央作出了土改、成立合作社等一系列重大决策，而这些重大决策到底做得怎样，对人民群众有没有好处，这是毛泽东时时刻刻想知道的事。为此，毛泽东除了每天要看各个部门送来的材料，自己也多次亲自下去巡视了解，此外，他把身边的卫士都派到各地去调查、摸情况。

不久，毛泽东又指示中央警卫局、办公厅，给他专门成立了一个警卫中队，这个中队成员都是从各地派来的，并且具有一定的文化水平，约有一百多人，各个省市都有，中队成立时毛泽东亲自去讲话。

“……我以为，你们应该有三项任务：一、要搞好保卫工作；二、要努力学习文化知识；三、要做群众工作，要学会搞调查研究。第一项任务，是党和人民交给你们的，要完成好。第二项任务，是你们自己对自己的要求，也要完成好。第三项任务，是我要你们完成的。”毛泽东伸出左手，用右手一只一只地扳着手指对警卫战士们说着，“我是一国主席，要治理这么大的一个国家，光靠我一个人是不行的。你们来了，可以帮我了解一些情况。以后，你们每年到下面去一两次，还可以利用你们的探亲、出差机会搞社会调查，写成书面报告，拿来给我看。这样至少有两个好处：一是提高你们的文化知识水平，锻炼工作能力；二是使我了解全国的真实情况，并且使我从你们那里学到一些知识。”

从那时起，毛泽东身边的这些卫士和警卫战士出于一种责任和习惯，主动承担起了替他作社会调查的任务。

有的战士文化程度低，错别字连篇，毛泽东总要提笔一一改正。一个叫王文礼的战士一连写了六遍才把一篇调查报告写完，毛泽东一边看一边给他改错字，完后，他对小王说：“你写这篇东西是费了些劲，可你看，我帮你改错字使你提高了文化知识，我呢，从你那儿的材料中掌握和了解了群众的一些情况，我们这叫取长补短的合作，咱们订个协议，长期下去怎么样？”

小王不好意思地点点头，说：“我怕主席亏了。”

毛泽东睁大了眼睛：“嗯——”

“我……错字那么多，会占你许多时间。”

“哈哈哈……”毛泽东听完小王的话，高兴地笑了，“改几个错字是死的，可你给提供的材料是活的，要说占便宜的还是我么。”

小王被毛泽东的幽默逗乐了。

卫士高碧岭到农村后，写了一个合作社干部拖着重病的身体，带领群众搞生产，事迹很感人。毛泽东看后，把卫士和警卫战士找来，说：“小高同志的这篇材料写得好，我看后很受鼓舞和教育。大家都应该向小高学习，写出这样的好材料。小高，你代我写信问候这个干部同志，问问他的病好了没有？下次回家你再去看看他。”事后，毛泽东特意在这个战士的材料上写了一句批语：“此份报告写得不错，有分析，有例证。”

这份材料，如今仍保存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

“银桥，你们几个卫士也要下去。下去后不要搞特殊，我身边的人，什么时候都不能搞特殊。”一天，毛泽东找来李银桥，对他说。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李银桥及时向中央警卫局领导作了汇报，并对卫士作了安排，便分批分头先到了他们各自的家乡作社会调查，时间长短不一。

据李银桥介绍，在这以后，他和其他卫士先后多次专程或利用探亲假，到各地专门为毛泽东进行社会调查。每次临走时，毛泽东总要嘱咐一番，但从不出题，他要求卫士用自己的目光去看待问题，分析问题，记录社会的真实情况。

1955年2月，卫士长李银桥回到了他的家乡河北安平县，这时正值全国各地掀起农业合作化大高潮。

“走，都去开会啦！”这天上午，李银桥老家的村上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在一片锣鼓声中来到了打谷场上，这里热闹非凡，但人们的脸上却显得异常紧张。“大伙儿都听着，咱们村上的合作动员已经动员了好几次，可就是有那么一些人对新中国、对共产党没有感情，几次三番地动员，可就是不报名入社。”一名村干部站在一个土墩上，扯着沙哑的嗓门在说着，一会儿只见他拿出两张标语，一张写着“跟共产党走”，一张写着“跟老蒋走”。

“现在，我把这两张标语贴在墙上，谁愿意入社的就是跟共产党走，就排在‘跟共产党走’的标语下面，谁不愿入社的就说明他不是跟共产党一个心眼，那么就排在‘跟老蒋走’的标语下，现在开始排队——”

顿时，打谷场上一片喧闹。“跟共产党走”的标语下面迅速有一大批人站着，而“跟老蒋走”的标语下没有一个人。李银桥感到很高兴，可他转头见也有不少人哪里都没站，耷拉着脑袋闷闷不乐地回家了。

“银桥，你看往后我们这儿搞入社的工作就不用再去喊破嗓门动员了。两张标语这么一贴，谁入谁不入，谁的思想觉悟高，谁的思想觉悟低，不用我点名大伙儿心里都有数了！怎么样，这个办法好吧？”会后，村干部很得意地对李银桥说。

入社就这么简单吗？李银桥的双眉紧锁起来，问：“咱们这里是不是全这么搞的？”

“我们是从前村学来的，他们那是入社先进村，我们的后村也跟着前村学呢！”

“农民对这种做法反映怎样？”

“唉！农民呀农民，他们手里一有了田，自私自利的心就膨胀起来，你不给他来个快刀斩乱麻，就是到他家磨破了嘴皮子，他也不会答应你入社的。这两条标语一贴，想哪儿站，路线分明。省事又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