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被书磨滑了舌头的男人们，光嘴上甜！王作秀偷偷笑骂一声，心里还是想着那个能把家安在一百多层楼高的大坝上的美梦。

她自然不知道，小个子姜达权他们和几名洋人是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几乎是靠个人的力量在进行着国家三峡工程坝基的勘测调查任务。她自然更不知道，就是被她“教训”得说话也结巴的小个子姜达权，正在以自己的智慧和判断挑战国际大坝权威萨凡奇先生关于三峡坝址那著名的“萨氏六方案”。这是何等的气概！几十年后证明姜达权他们的见解是完全正确的。

时至1947年，突然有一天姜达权跑过来告诉王作秀，说他们马上要撤出中堡岛了。

“以后还来不来了？”王作秀问。

一脸阴云的姜达权摇摇头：“不知道他们能不能再来，我想我会再来的……”

那天王作秀拿出家里所有可以吃的东西，为勘测队员们做了一顿特别丰盛的饭菜。可饭桌上大家默默无言，一片悲切。只有因为临别时想照相留影而磕掉上排牙的“小诗人”陈梦熊，一边流着泪水，一边念念有词地吟咏着他那“临别画坝址，峡影动恋情；但望十年后，巨工成奇景”的新作。

王作秀并不知道这些勘测队员回到南京后经历了一场生死抉择。尤其是小个子姜达权，他父亲是国民党政府的“立法委员”，几番为儿子买好了到台湾的飞机票，还准备了自卫的手枪。可姜达权没听从父亲的安排，却与钱昌照等一批人冒着生命危险，完整地保护了“中央地质调查研究所”，使新中国有了第一个最健全的地质科研机构。

解放了，王作秀上岛后第一次返岸，带回家的是一张毛主席的像。她把它贴在草棚里屋墙上的正中央。

1958年开春不久的一天，王作秀正在江边的沙滩上晒豆种，此时一条从武汉出发的“峡江”号轮船，正逆水向她的中堡岛方向驶来。农家妇人并不知道这条船的驶来，将使她王作秀普普通通的一生也添上了浓浓的一笔重彩。

这是毛泽东亲自作出“林李之争”的裁判，指示国务院“好好研究三峡工程问题”之后，周恩来总理亲自带着一批专家到三峡实地考察来了，而这次考察将决定三峡工程未来命运。

“那是3月1日上午。”95岁的王作秀在我采访她时一脱口就把这个日子说得清清楚楚。

“大嫂，你看谁来啦！”这一天王作秀刚从沙滩晒完豆种回到屋里准备做午饭，突然门外有人叫道。这声音既熟悉又陌生。她赶紧拍拍身上的灰尘相迎，哟，这不是那个十几年没见面的小个子姜先生嘛！

“是你啊！”王作秀乐开了嘴，“快进屋坐，坐坐！”

“大嫂，你看谁来你家了！”姜先生侧过身子向王作秀介绍他身后一位英俊慈祥的“大人物”。

“阿嫂好啊！”那一口吴语的大人物说着就走过来，握住王作秀的手，亲切地问，“你一家住在这个江心岛有多少年了呀？”

王秀作感到眼前这个大领导有些面熟，可又想不起是谁。她愣在那儿寻思着：到底是谁呀？

“大嫂，周总理问你呢！”一旁的姜先生轻轻捅了捅王作秀的胳膊，说。

“啊——您是周总理？！”王作秀的嘴巴张在那儿久久没有合拢。

“是我，阿嫂。我是周恩来。”周总理见王作秀的女儿坐在板凳上洗脚，便走过去蹲下身子笑眯眯地问孩子几岁啦，上没上学。

小孩子哪见过这么多外乡人，只知道摇头和点头，不敢说一句话。

周总理直起身对王作秀说：“岛上的孩子应该与岸上的孩子一样，有学上。”说着他突然想起什么似的，从口袋里掏了一阵，拿出两元钱，塞到王作秀的女儿手里，“希望你好好学习，将来为家乡的三峡建设贡献力量。”

那时两块钱可不是个小数，能买许多个鸡蛋哩！人民总理心系人民，温暖了峡江百姓几代人的心。

王作秀赶忙代孩子谢过周总理。然后悄悄问姜先生：“请总理和你们同志在我家吃‘三峡饭’啊！”

小个子姜先生一听直乐，指指周总理后面跟着的一群人员，然后给了她一句耳语：“这我说了不能算数。”

就在这时，只见周总理带着随行人员直奔当年苏联专家在中堡岛打井钻孔的地方。在此有必要提一下周总理为什么专程来到中堡岛的背景。自从萨凡奇来到中国三峡提出他的“萨氏计划”后，关于三峡大坝建在何处一直是中外专家最关注的问题。萨氏当时倾向在南津关建坝，而中国自己的专家经过大量调查认为应在三斗坪（现在三峡大坝就建在此），坝址之争因此十分激烈。1955年苏联“老大哥”派出的专家到三峡考察后，同样倾向于在南津关建坝，而且毫不理会中国同行的意见，他们的理论是：“没有不良的坝址，只有不良的工程”。这话意思是：我们选择的坝址不会有什么问题，你们以后三峡工程按我们选择的坝址开始建设后如出现问题，那肯定是你们工程质量出了问题。这陡然增加了中国技术人员的心理压力。然而所有这一切压力，并没有压垮中国技术人员的良知和对三峡工程的责任心，他们一再坚持南津关坝址地质条件不是最好的，三斗坪才是理想的坝址。这事一直闹到毛主席那儿。

“既然我们自己人认为三斗坪更理想，那就应该重视。恩来，大坝定在什么地方，这事等你去了现场考察后由你定。”毛泽东对周恩来这样说。

王作秀哪知这些事，所以她更不知为啥周总理到她家后匆匆直奔当年苏联专家打孔钻井的现场。那时岛上没多少人，苏联专家的钻井设备也比较简单，尤其是钻井打孔需要的水还得人扛肩挑。王作秀丈夫和岛上的男人们都被征用去为苏联专家打井服务，任务是一人一天挑20担水，给5角工钱。后来井越打越深，岛上的男人不够用了，又从岸上抽来不少民兵一起挑水。近半个世纪过去后，我到中堡岛村采访，上了年纪的庄稼人都说自己曾经为苏联打井队挑过水。对于那段历史王作秀最清楚，因为那井离她家不到300米，而且苏联人打出的大大小小的岩心一直留在岛上，大的要两人合抱才能够得过来。几十年后当三峡工程上马的人大决议广播后，—些中堡岛农民兄弟还借苏联人留下的这些岩心发了不少财。那时有人打着“三峡最后游”之名，引来中外诸多游客上三峡，中堡岛是未来大坝的坝址，又是江心之岛，所以游客们不辞辛劳，下船上岛，在竖着大大小小“三峡坝址留念”、“三峡中堡岛一游”之类的各种纸牌子跟前照相留影。

“我还赚过好几百块钱哩！”王作秀得意地对我讲，她因为沾了家在中堡岛的优势，远道而来的游客听说她是中堡岛最老的寿星，又是当年见过周总理的人，都纷纷争着要跟她合影，“不是我要收钱，是他们主动给我这个老太婆的，说是孝敬我的哪，瞧现在的人心多好！”老人颇为感慨和得意。

那天，王作秀见周总理一行从她家走后到了苏联人打井的地方看岩心，便凑过去看热闹。

在一大堆长长短短的岩心前，周总理饶有兴趣地左看右看，然后拿了一块拳头那么大的岩心，问身边的地质工程师姜达权：“往下打是不是都是这样完整的岩心？”

“是的。三斗坪和中堡岛的地质结构比较好，也没有岩溶洞。岩层相当完整。”姜达权回答道。

“这么说，你们提出在这儿建三峡大坝是有非常可靠的科学依据啰！”周总理高兴地反复掂了掂手中的岩心，很有些爱不释手，“我能带走一块吗？”

姜达权一愣，不知如何是好，因为按照规定谁也不能随便带走这种地质标本的，“这……总理有什么用吗？”

周总理笑了：“我是给毛主席带的呀！主席一直在为三峡大坝的事操着心，他能看到这里的地下有这么好的岩层会有多高兴呀！”

姜达权和同行的人都欢腾起来。

“行行，总理您就把它带给毛主席吧！”姜达权说完，从衣袋里掏出一支笔，然后在岩心箱的记录牌上端端正正地写了一行字：某年某月某日在多少米至多少米间的一段岩心被取走。并注上自己的名字。

周总理好奇地问：“取走岩心还要签字办手续呀？”

“是的，这是纪律……”姜达权有些不好意思地说。

“那我也签上名字。”周总理从姜达权手中要过笔，也在那块记录牌上认真地写下了自己的名字和日期。

王作秀自然还不知道后面的事：在周总理来到她家后的第28天，一艘“峡江”号大轮船，从重庆而下，在路过她的中堡岛时特意在江中缓行了许久。这时“峡江”号轮船上有一叶窗子，轻轻地被掀开，一位巨人站在窗前久久凝视着中堡岛，嘴里喃喃地念着“三斗坪，三斗坪……”他手中拿着的正是周总理从中堡岛带走的那块岩心。

这位巨人就是毛泽东。

从那时开始，王作秀这位中堡岛主人没有间断地接待了各式各样的工程地质人员，自然最熟悉的还是像姜达权这样的地质工程技术人员。

“姜先生呀，1947年那会儿你一走，咋就十多年没上我们中堡岛呀？”一日，王作秀问小个子姜达权工程师。

姜顿时语塞，他看看这位善良的峡江农妇，不禁潸然泪下：“知道吗，我吃了好几年官司呢！”

王作秀惊愕：“啥子事要让你蹲牢嘛？”

姜达权有些为难地不知从何说起，因为他不想提这件令人伤心的事。这位著名的地质学家与同事冒着生命危险保卫了旧地质调查所，便以一腔热忱投入到新中国的建设高潮中去。他接受的第一项任务就是负责新中国成立初期最早的水库——北京官厅水库的工程地质勘察。当时由于他听从长官意志的摆布，结果在工程程序上未能按要求做，建成后的官厅水库出现了漏水现象。有人借题发挥，当面责问姜达权等工程技术人员：“这绝对不是小事！淹了北京，就是淹了毛主席！”这么大的帽子戴上，姜达权因此以“反革命破坏罪”被关进了监狱。后来多亏水利部党组和何长工等领导实事求是指出工程出现的问题是某领导的长官意志所致，姜达权才得以从监狱里出来。

王作秀虽然并没有从姜达权自己的口中知道他白白遭的这份罪，但这位善良的农家妇女认定像姜达权这样长年离家到中堡岛来为修三峡大坝不辞辛劳工作几十个年头的“读书人”，肯定是好人一个。因此她心甘情愿地为姜达权这样的“建坝人”做了十几年的“三峡饭”。

那些日子里，王作秀把为这样的“读书人”做“三峡饭”看作是自己生活中最幸福和自豪的事。

她心中始终有个美好的愿望：早日能在“一百层楼高”的大坝顶上安上自己的家……

然而国人的三峡工程梦实在做得太长、太苦了，曲曲折折，时伏时起，朝现夕隐。像姜先生这样埋头执著工作的人竟然也时常忽儿上岛来，转眼又无奈地被调离工地现场，而且在“文革”时期一走便是几年、十几年……中堡岛上的岩心虽然依然耸立在滩头，却也饱受风雨侵蚀，不少被埋入泥土。王作秀觉得自己的头发也像这些纷落的岩粉，不是掉落，就是变成了白色。儿女们也有了自己的儿女，可三峡大坝就是没个影。她不明白。好在她的身体依然硬朗，她一直等着姜达权他们再来吃她做的“三峡饭”。

可姜达权再也没有来。

王作秀为此不止一次站在小岛中央默默地发呆……其实她哪知道身在北京的姜达权他们从来就没有间断过三峡工程的工作，只是这位卓越的地质学家因长年在野外辛劳过度，身体已像燃尽的油灯。当1986年国务院决定对三峡工程建设进行专家大论证时，姜达权已经无法起床，胃出血、肺炎、肺脓疡外加类风湿、强直性脊椎炎，使得本来就瘦小的他，五脏六腑、四肢七窍俱损。可他的心却始终系着三峡工程，对大坝和库岸稳定的技术问题尤其时刻牵挂。他瞒过医生和亲人，挥笔给当时的国家主席李先念写了一封长信。当听说国家领导人亲自批转他的意见后，兴奋之情溢于言表。1987年7月14日，被病魔折腾一夜之后，姜达权早晨醒来感觉似乎大为精神，便坚决要求出院。无奈之下，他的二儿子只好抱着体重仅有30公斤的父亲回到家。回家后这位地质学家便在自己的书房内趴在桌子上开始工作，仿佛要将失去的分分秒秒时间抓在手里。啊，上帝呀，你再给些时间，让我把要说的话都说完吧！姜达权艰难地将自己心中要向国家领导人说的有关三峡工程的建议写成“万言意见书”，他还没有来得及写完最后一行字，便心力全无，气丝不见……从医院回家的第三天早晨7时28分，一颗赤诚的心终于停止跳动。

八宝山火化工人在为这位科学巨匠做最后一次整容时，惊愕得不敢相信“世界上还有瘦成这样子的人”。

姜达权去世后不久，中直机关党委追认他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滔滔长江接纳了这位“三峡之子”最后的拥抱——姜达权的骨灰撒在了大江之中，撒在了他曾经吃过无数顿香甜“三峡饭”的中堡岛上……

王作秀同样不知道这一切。那时，她已是80岁的农家老妪，但依然是一个身体硬朗的期待看到“高峡出平湖”的老妪。

几年后，有一天晚上王作秀独自坐在门口听着长江的涛声——老人已经习惯在吃完晚饭别人看电视的时候，以自己的方式欣赏自然的美妙音乐。突然，她听到岛上有锣鼓声，后来岸上的不少人也划船上了她的岛。人们边歌边舞，那喜庆劲儿跟当年庆祝新中国成立的情景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