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书记你想，现在是凌晨两点多了，司机们都在熟睡之中，明天他们还要开远路，半夜吵醒他们我有些不忍。再说你知道吗，二百多个司机都是市里从各单位抽来支援我们的，现在全部住在离这儿十几里的县城招待所，何况我们也不知道哪些司机的车是停在河滩上的哪些不是停在河滩上，这要是一折腾可不就到天明了！”

王镇长说的全是实情。吴爱军无奈地叹了一声，说：“那就要看我们几个人的命大不大了。”

女书记的最后这句话比什么都重。王镇长他们不敢怠慢，分组派人到香溪河边巡视观察水情……

“镇长，不好了！雨下大了！”有人前来报告。

王镇长的心“噌”地跟着立即提了起来：“快到河边去！”

刚出门，便可听得河滩上已经有喧喧嚷嚷的人声，转眼这喧嚷声越来越大。见鬼了！王镇长再用手电照了一下河水，发现一小时之前还是那么温情平和的水，此刻却浪涛滚滚……

“发大水啦！发大水啦——”不知是谁先喊了一声，立即整个河滩上喧腾起来，男人们吼，女人们叫，孩子们哭，总之乱成一团。

要出大事啦！王镇长的第一个反应便是这。他想喊，大声地喊，嗓子眼儿里却像塞着什么东西似的，怎么也出不了声。顷刻间，他眼里的两行泪水像决堤似的，默然淌下……28岁，太年轻的镇长！他没有经历过如此大的突发事件……

“抢车！先把车抢出河滩！”他呆呆地看着乱成一片的河滩，突然嗓子有了声音，“抢车！那是移民的财产，是他们的生命，是比生命还要重要的东西啊！”

在王镇长的提醒下，干部和移民们纷纷跳进已经汹涌的河中，投入抢车的战斗。

“不行啊镇长，车门都锁了——开不开哪！”

“妈的，司机们都到哪儿去了？都上哪儿去了呀！”移民们眼看自己家的东西要被无情的河水冲走，又急又恼，有人干脆操起大铁棍砸起车门。

“砸！就这么砸！会开车的就把车迅速开到安全地带，不会开车的，请大家马上撤回到岸上。乡亲们哪，千万要注意安全，车上的东西能抢的就抢，抢不到的就不要管它！我以镇长的名义向你们保证：政府一定会赔偿你们的，一分钱不会少大伙呀！你们得千万注意安全啊！”风雨中，王镇长站在湍急的河水中撕破嗓门高喊着、指挥着……

那是一场混战，那是一场恶战，那是一场令香溪镇移民们无法忘怀的离别故土时的生死考验！

移民李兆海家的东西装了两整车，看到滚滚而来的河水时，他发疯似的冲到河中央……身后，他的妻子孩子哭喊着宁要车上的东西，也不要命了。在这紧急关头，干部们立即跳入水中，先将他妻子和孩子拉上岸，然后抱住李兆海往岸上拖。谁知李兆海死死拉住车门就是不放手。

“你们给我滚！没有了东西，我还移什么民啊！滚，你们让我跟车子一起让水冲走算啦！呜呜……”泥水中的李兆海像头垂死的雄狮，号啕大哭起来，那哭声震撼着河边岸头，引来更大更多的哭喊声……

“海子，你这是熊啥劲嘛？镇长县长都说了，政府赔你全部的损失！快上岸吧！快快！”干部们拼命扯他走，但就是扯不动。

“我不走！死也不走啊！呜呜……”

“狗日的，看你走不走！”干部老叶抡起大巴掌，结结实实地打在了李兆海的脸上。

李兆海一愣，双手无力地垂脱下来。干部们趁机不管三七二十一将他拖回岸头。

王镇长见此总算落下了心上的石头，身子骨儿则像抽掉了筋似的瘫倒在地。顷刻，他看到大水已经开始吞没那些没有来得及抢上岸的车子，所发出的声音似虎啸狼嚎，骇人魂魄，地动山摇……

香溪移民在临别家园时经历了一场突如其来的浩劫，有人说这是上天想留住自己的儿女，有人说是昭君想念自己的故里亲人和姐妹们而显的灵，有人则说香溪河人之所以出峡后都能成为千古传颂的伟人，就因为他们总会经历比别人更严酷的离别家园的考验。

女书记吴爱军则痛悔地说，那是她工作的失误和移车念头不坚定所致。

可乡亲们说，这种事谁也不会料得到的。大家都在香溪河生活了那么多年，要说，就说是香溪河想留我们大伙在美丽的故乡多呆一会儿，跟昭君女多叙一会儿离别之情……

雨过天晴时，浩浩荡荡的移民车队真的要离开香溪河了。吴爱军还是想着一件事：“姐妹们，兄弟们，大伯大婶们，咱是昭君故乡的人。现在我们要出远门了，大家千万别忘了把我们的姑娘们孩子们打扮得漂漂亮亮呀！男人们把车子擦干净，女人们把自己的脸面化化妆！因为我们是香溪人，是昭君故里的人，就是当移民，也是像模像样的！”

“对对，我们是香溪人！是昭君的姐妹兄弟！一定要像模像样地出峡江！”

浩劫后的香溪边又恢复了阵阵欢快的笑声。这时，欢送的锣鼓声响起，女书记吴爱军和镇上县上的干部们一个一个、一户一户、一车一车地跟移民们告别，那亲切的道别、深切的叮咛和松不开的拥抱……走的和留下的男人女人们，无不是在挥洒的泪水中惜惜相拥相别。有人说，那一天香溪河里的“桃花鱼”特别特别的多，连成片，连成河……

城市举迁烽火

如果不深入三峡库区，就不会知道真正的移民工作重点在哪儿。到了库区走一走，才知道移民的最大战役是在那些城镇的搬迁过程中。

据统计，三峡水库淹没线以下的县（市）城13个，建制镇或者场镇114个。湖北的秭归、巴东和兴山县城；重庆的巫山、奉节、万县、开县、丰都和云阳县城基本全淹，还有涪陵、忠县和长寿县城大部分淹没，这就是说，以上县（市）城内的居民都是移民对象。过去的街道、码头、工矿企业、商店、学校和医院等一切城市基础设施将随之搬迁。

没有比这更波澜壮阔、更激动人心的大搬迁了！我三下三峡，亲眼目睹了库区城市的建设与搬迁过程，那种场面只有身临其境，才会有情不自禁的冲动。

那一天与素有“中国诗城”之称的奉节县陈县长见面，正好是他刚刚从旧县城赶回来的路上。陈县长顾不得拍一拍身上的灰尘，颇为兴奋地指着身后如长龙般的车队对我说：“每天我们要派出200辆的大卡车，从旧县城向新县城搬迁。这已经搬迁了三个月！估计还得用个把月，才能把旧县城的人和物全部搬迁到新城。”

三四个月！每天200辆大卡车！你见过这样的大搬迁？这不是一场波澜壮阔、激动人心的战争又是什么呢？

陈县长还告诉我一个数据：“在过去的三年多时间里，由于新县城正在建设之中，居民们大部分仍住在旧城，学校先搬迁到了新县城，每天从老县城接孩子们到新县城上课的车辆就有50辆之多！”

我不敢相信在这样一个小小的县城，一个江边的小县城，一个在山体岩壁上盘旋着的公路上，每天要进行如此规模的如此长久的大搬迁，该是一种什么样的大战役？而作为战役指挥者的陈县长他们所要付出的心血和代价又是怎样的呢？

无法想像，也不敢想像。我知道即使在北京这样有宽阔马路、一流交通设施的大城市，每一次几十辆的车队要通过长安街时，指挥者的心也总是吊在嗓子眼儿——惟恐出一丝差错。

三峡移民的十几个城市，114个镇（场），在几年中天天进行着这样的大搬迁！你我去那种地方当一回县长市长镇长试一试，敢吗？

三峡移民战斗中，我们的各级领导与干部们，押上的是自己的政治前途和身家性命。

然而，这仅仅是表象。

在三峡库区，几乎所有被淹的城镇，都是历史名城名镇，也就是说都是老祖宗们传下的宝贝疙瘩。怎么个搬？怎么个建？一句话：动一动，都是非同小可！

城市的迁移，决定着三峡库区的未来。每一个方案，每一个部署，都将影响子孙万代。

科学的决策更显得至高无上。

湖北秭归的秭归县历史悠久，商朝为归国所在地，周朝为夔子国，战国后期称归乡，距今已3200余年历史，先后7次迁城。秭归老县城归州将全部被淹，需易地迁建。旧县城太小，站在屈原寺的大庙高处望去，就像临江戏水的一个脚指头。整个旧城就那么两条街，最宽处不足7米，县长书记进县委大院从不敢放心大胆地坐着车子进去，因为只要对面有个人骑辆三轮车便可堵死道路。老县城没有一个交通警，更没有一盏红绿灯——事实上这些都根本用不着。3万来人，挤在不足1平方公里面积的这么一块小斜坡上。用秭归移民办公室主任王海群的话说，是“晚上睡觉都不敢痛痛快快放个屁，怕吵醒隔壁邻居”。这位湖北大学行政管理专业毕业的公务员告诉我，老县城不但没有交通警，没有红绿灯，就连一所公共厕所都没有。“我们这里的干部群众最平等——没有坑位，你县长书记照样等着忍着；有了坑位，你官大官小也照样平起平坐不是？”

可是今天我到秭归新县城所看到的，则完全是另一番景象。那景象让我感觉似乎连现在的北京市在许多方面都比不上秭归县城——可以说我对三峡库区的那些搬迁的新城镇都是这种感觉，因为在那里你看不到一所破旧的房子。这是包括北京上海广州甚至是深圳都不可能做到的，三峡库区的搬迁城镇却都做到了——他们居住在全新的漂亮的整齐的现代化的街道和社区内……

有句话叫：吃尽苦中苦，才有甜上甜。三峡搬迁城镇的人民享受着这份苦与乐。

他们在移民和搬迁中用智慧和奋斗创造着历史的新奇迹。

秭归县是三峡水库“首淹之县”，老县城属于全淹地。于是在三峡工程建设即将上马之际，有人传言说，既然归州全淹了，干脆将秭归一分为三，彻底抹了算了。“一分为三”是指将秭归分给临近的巴东、兴山和宜昌县。

“谁想当‘秭归末代县长’，谁就来接班，反正我不干！”时任秭归县长的汪元良愤怒地批驳谣言。

秭归是屈原的故乡，单单这一条在中国的行政版图上也不能没有它。县一级行政区划的决定权在北京的国家最高权力机构，不是谁说说就能做得到的。秭归人因此开始努力争取寻找走出大山发展的机会和可能。

他们把新县城的城址选择在离三峡大坝最近的地方。俗话说，依山吃山，傍水吃水。三峡大坝世界瞩目，如把县城建在大坝最近的地方就能迅速使县城与现代化接轨。

不行。管理长江包括三峡在内的实权机构——“长江委”否定了秭归人的梦想——三峡大坝7公里之内不得有城镇出现。

秭归人挨了一闷棍后仍不死心，而且有了更大的设想。他们在三峡大坝的下游看中了一块叫做高家冲的地方，不过那地方不属秭归，是宜昌县的。“没关系，试试呗！”秭归几位领导找到直管宜昌县的宜昌地委书记。

书记一听，笑了。然后摇摇头，说：“把自己的地种好，别总想打别人的算盘。”

秭归人好不懊丧。

那一年，国务委员陈俊生正好到秭归视察。

“有什么要求和想法，可以说来听听。”临走时，身兼国务院秘书长的陈俊生问汪元良。

汪元良一急，眼泪都快跟着出来了：“首长，我们秭归人民不怕为三峡作出多大的牺牲，就是担心没有一个好的县城城址供我们选择和决定啊！”

“别急，从头到尾慢慢讲来我听听。”陈俊生安慰道。

汪元良便一五一十地作了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