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美桂接受这一任务时，正值我到达库区采访。于是我们有了直接的对话内容——

“我们镇是个移民大镇，占全库区外迁移民的十分之一，数量大，工作任务自然也重。拿清库这项事来说，压力就够大的。清啥呀？我接受的具体任务主要是两项：厕所和坟墓。这是最难的两件事。移民走了，他们原先居住的地方留下了大量污秽之物以及带不走的地下有害物。厕所和坟墓便是最主要的两大清理物。三峡水库要在2003年6月底开始蓄水，所以清理这些厕所和坟墓是一项非常紧迫的工作。在接受任务后，我用4天时间，跑了10个村，掌握了需要清理的225处厕所、217座坟墓，外加339处猪羊棚的情况。当时镇里连我就给安排了4个人，而且全是妇女。清库的标准很高，为的是以后不给水库留下污染源和有害物质。别小看了处理这些厕所和坟墓啥的，其实这过程非常复杂，比如处理一个厕所，至少要4道程序：先是查看，估测出有多少粪便污秽物，然而再找人将这些粪便和污秽物转移到淹没线以外。第三步是消毒和夯实，这是主要的一道工序。最后是检查测定，并入档。

所有处理过程，我必须全部在现场参加，特别是第一道查看和估测，更需要亲自进厕所现场丈量其残留污秽物的容量等。干这活的时候，都是在夏天，一天下来，臭气熏得根本吃不下饭。这样的活一般大老爷们是不愿干的，而且干得未必细致。镇里让我这个女同志来干，可能是考虑到做得更符合上级要求吧？处理厕所和猪羊棚的活比起清理坟墓还是要简单些。我今年接受的清理坟墓任务是217座。大家都知道，中国人是最讲究孝敬老祖宗的。掘人家的老祖坟，这工作比动员移民的思想工作不知要难多少倍！人家说了，你们从国家三峡建设需要，说服我们背井离乡当移民也就当吧，可偏偏连我们的祖坟都要扒掉，接受不了！可水库建设的‘倒计时’牌像道无声的战斗命令，一天比一天紧地悬在我们这些当干部的头上，不抓紧行吗？所以再难的思想工作也要做。几乎是每搬一座坟墓，我就得跟坟主的后代或亲属展开一场‘拉锯战’。说不通再动员，动员后出现反复就再动员。

这个亲属做通了，另一个亲属又跳出来你还得做工作。在处理一家祖坟时，留在村上的亲属都同意了，我们正要动手掘坟，突然他们告诉我说，死者的一个儿子在外地，正赶回来要给亡灵最后烧把香火。说起来人家的要求也不算出格，可对我们具体的清理工作人员来说，则麻烦大多了。那么多坟墓，每一座坟都这么左一个事右一个事，来回不定，什么时候清理完呀？可为了不激化矛盾，我们还得百分之百耐心处理好这些特殊情况。那天等人家上坟祭祀完后，我们立即投入了清理工作，一直干到快天亮才完成。上级对处理坟墓是有特别要求的，入土不足15年的，要搬迁到175米淹没线以上；入土过15年的就地处置。这两样清理办法对我们来说都要遇上许多困难。15年以上的老坟就地清理，就意味着这些死者的后代或亲属们以后就再也找不到祭拜的地方了。所以一些人出来阻挠，闹得非常激烈。我们只能心平气和地做工作，直到平息为止。不足15年的新坟处理起来更难，你先得给人家选好新坟地，选完后就是掘土搬棺材。

这等于重新给人家办一次丧事。本来村民在死者去世时已经受了一次感情上的巨大伤害，你这回再把人家的棺材挖出来重埋，不等于让人重新在伤口上拉一刀吗？我就遇到这么一户，死者是个十几岁的小孩，患病去世的。当时全家为这根独苗苗的突然死亡，伤心得几个年头没缓过劲，孩子的母亲因此成了半个精神病患者，男人为给妻子治病和赡养年迈的父母，出外打工时又受了工伤，一家人的生活过得凄凄惨惨，连看病的钱都很难找到。那男人平常总在嘴里念叨着：‘如果第一个儿子不死，也可以出去打工挣钱了！’但他的这个愿望已经早早地被埋在土里。我们要将他们家10年前死去的儿子挖出来重埋，全家三代人伏在坟上哭天喊地，这情景就是铁石心肠的人也会看着落泪的。为了给这户贫苦的家庭安葬好这座坟墓，我同其他几位女同志，几乎包下了迁坟的全部活儿。那是口薄皮棺材，才十来年就腐烂了，我们用自己的钱给死者买了口新棺入葬，总算让死者的亲属得到了一丝安慰。同时我还向镇政府汇报了这户贫困家庭的情况，争取给予他们必要的经济帮助。”

“听说在搬坟过程中，你们还得替死者的亲属哭丧？做孝子孝女？”我问。

李美桂点点头：“那是常事。谁都有祖宗，谁都难免遇到亲人过世，作为死者的家属都会非常悲痛的。库区的百姓为了三峡建设已经牺牲了很多，家园失去了，祖坟也被搬迁挖掘了。作为移民干部，我们的心情与他们是一样的，所以在清库时我们多了一项额外的任务：就是在感情上为死者的亲属们分担一份悲痛。别看我是个女人，但性格很硬，平时不轻易掉泪，可为了完成清库任务，我不得不为别人做孝女，行哭丧礼，那滋味其实也很不好受。有一次在为别人哭丧时，我竟然哭得泣不成声，收不住眼泪了。原因是那个死者也是个男的，死期正好跟我男人去世的日子一样，而且家里也剩下两个孩子。我在为别人哭丧时，不由得想起了自己的不幸。我的两个女儿是双胞胎，就在家里最需要人手和经济支撑时，我丈夫突然甩手离我而去。一个女人家带两个4岁小孩，多么不容易啊！当时我虽是脱产计生干部，可我们这儿工资待遇低，一个月不到400元。

我怎么养活得了自己和两个孩子呢？最要命的是我还得工作呀！后来镇上的移民外迁工作开始了，几乎所有的镇干部全部投入到了移民工作中，我也被抽调去搞移民工作。大家都是有任务指标的，镇领导说我能干，给了92户的外迁任务。我可以给你一个参考数据，你就能算出我们这些移民干部每人的工作量是多少了：我做自家的亲哥哥的动员工作，前后用了5个工作日，少说也是用了50个小时的嘴皮子。至于那些钉子户，你至少得跑上十次八次。江总书记为首的党中央对我们三峡移民特别重视，十分注重移民的根本利益，所以要求我们的工作标准也细致，一项项的规定非常具体也非常多。我们在实际工作中，就得一项一项具体落实，甚至是移民家的一棵小树，兄弟姐妹、邻里之间的一个口角，都得跑上十次八次才能协调处理得了。至于要求移民配合填写的各种表格手续等不计其数，这些你当移民干部的都得帮人家办呀！比如按规定审核你是否符合移民资格，就得看你的身份证、户口本、结婚证，孩子还要出生证啥的，各种证件齐全了才行。有的移民本来就不愿搬迁，你向他要这证那证，他说‘我没证’。

这一句话，你就不知得为他多跑多少遍。是故意不给你的，你就得耐心动员他拿出来；如果真的没了或者丢失了，你就得跑这部门那部门尽力补。你说不能让移民自己去补？理论上当然是可以，但他移民都不想当，你能让他干这类事吗？还得你去跑。我们的时间有不少是花在干这种事上。这中间出现的烦心事没法用语言表达。有些人出示的是假证，他可能自己还不一定清楚，你还得先给他处理这些陈年旧账。我记得去年为一户移民的小孩子补办出生证，前后跑医院跑公安局跑民政部门不下三十多次。你这么没日没夜地跑，移民也未必会买你的账。有一户说好证补齐了就办迁出销户手续的，结果当我帮助他跑完最后一个证时，他却翻脸不认自己的承诺了，硬说软说就是不同意办理销户。我着急啊！那时已经8月份了，离外迁时间的‘倒计时’只剩下几天了！为了攻下这个移民困难户，我不得不连续5天做他的工作，那些日子根本没有时间回自己的家。为了做好移民工作，我两个孩子一个交给了住在县城的姐，另一个放在身边让邻居的一位老姑当保姆看着。

咱这儿的保姆便宜些，可一月也得150元！是我工资的五分之二呀！可我就是天天吃咸菜也得找个看孩子的人嘛！要不怎么完成近百户人的移民工作？最让我受不了的是我没日没夜工作，天天起早摸黑，甚至经常不能回家。即使我有时能回家睡觉，可怜的女儿也见不着我——通常我回家时，她早已睡了，等早晨她还没醒时，我又先起来为她做上一些吃的，把脏衣服洗了，便赶紧赶到移民村上。这还不说，有时半夜得知某个躲起来的移民出现在某个地方后，就连给孩子一个热被窝的机会都没有，便匆匆离家了。那次我5天没回家，到第6天晚上时，保姆突然给我打手机，说孩子找不到了。我当时一听心都蹦了出来！飞步赶回家到处寻找，就是找不到孩子。小家伙叫向锦，我沿着古镇的大街小巷一遍又一遍地喊啊喊，本来就沙哑的嗓门火烧火燎的，可我还是拼命地喊女儿的名字，但我听不到孩子叫妈妈的声音。我哭了，哭得直不起腰，迈不开步……我越想越觉得自己对不起孩子。4岁开始，小孩子就没了爸，而我这个当妈的又长年累月整天不着家，除了给她洗衣服做个饭外，啥温暖都没给她。我越想越伤心，越想越恨不得马上见到可怜的孩子。

可只有黑暗冲着我说话，冲着我嘲笑，我喊着走着，就倒在地上，一丝丝力气都没了……后来镇领导们都知道了，镇党委刘书记在县里开会，打电话通知镇上所有干部，让他们全体出动，帮我找孩子，而且一定想法找到。大家找啊找，不由自主地朝河边走去，因为大伙听我的邻居说娃儿知道我是在河那边的村上工作，便经常在河的这边遥望着什么时候能见到妈妈。这时的我心都碎裂了，只有流不尽的眼泪打湿着脸颊……孩子最后还是找到了，小家伙见我一直不回家，就跑到了一个小朋友家。那家好心人知道我常回不了家，便带着孩子早早入睡了。虽然那是一场虚惊，可当我见过孩子后，我们娘俩抱在一起哭得让在场的人都跟着流了不少眼泪。去年孩子到了上学的年龄，有一天小家伙搂着我的脖子娇滴滴地说妈你带我去报名上学。我想这是孩子来到世上第一个非常重要的日子，加上我平时总不能满足她的要求，所以就答应她入学报名的那天我会像其他小朋友的父母一样送她到学校的。小家伙当时高兴得手舞足蹈，还给我唱了一首《世上只有妈妈好》，唱得我泪流满面。你说我们这些移民干部有多苦！弄得孩子都跟着得不到温情与爱。

但我知道三峡移民关系到整个三峡工程的进度，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形象，所以也对自己能直接参与百万三峡移民工作感到光荣和责任的艰巨，也就把自己及家庭的得失抛之脑后。去年8月30日，当我把自己所担负的362位移民一个个护送到行将出发的外迁船上时，我的心就像开启了一片艳阳天。因为明天我可以带着孩子去学校为她报名了！我当时觉得这是一件大事，是一个没有爸爸的、几年得不到母爱的孩子的大事，我能弥补一下，满足她一下，就是件好事。可就在这时我的手机响了。

镇党委书记说，护送到广东的两名干部突然病倒，需要我简单准备一下立即上船跟移民们一起出发。这对移民干部来说就是命令，我不能不服从。从接命令到我上船前后不到两个小时，我这边没跟孩子见上一面就出发了。当船开动的时候，移民们此起彼伏的哭声是为告别故土而流，惟独我一个人孤单单地坐在船后，默默地为不能满足女儿的惟一一个小小的要求而流淌着同样发烫的泪……半个多月后，当我从广东回到家，孩子开学已经有一段时间了，由于她太小，不像其他孩子天天有大人接送，小家伙适应不了独立生活，学习因此跟不上。加上我回来又投入了新的移民动员工作，孩子上了不到两个月的学，老师就把她退了回来。无奈，只好让她晚一年再上学吧！

“何作家你说我怎么办？今年她又快要报名上学了，而我们今年的二期移民工作比往年更重，工作也难做得多。现在镇上已经定了，我今年还得参加护送移民到广东去的任务。现在只有三五天时间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对孩子讲，我真的什么都不怕，工作再重再累，再难做的思想工作，我也不会流泪的，可想起孩子一直没人照顾，我就无法忍住眼泪……”李美桂说到这里，竟然在我这个第一次见面的陌生人面前哭了起来，看着她瘦削的脸庞，我心头很不是滋味。

是啊，许多人都知道百万三峡移民背井离乡多么不易，可是谁知道我们的广大移民干部为了给百万移民一个满意的走法、一个满意的新家园、一个能够“逐步能致富”的环境创造各种条件，却默默地在牺牲着自己，也牺牲着家庭，甚至连孩子的前途都搭上了。

“我们什么都不怕，就是怕孩子因为自己的工作忙不过来，影响了对他们的教育，影响了他们上学、找工作，那可是耽误了一代人啊！”不止一个移民干部对我说过这样的话。

我感觉到的是一种代价，一种不是用金钱和荣誉能换回的代价。而这种代价，几乎所有从事三峡移民工作的干部或多或少地都曾付出过。

只有奔腾不息的长江记着他们，只有世界级的大坝会记着他们，党和政府及广大移民更不会忘记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