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即出发！”浩浩荡荡的移民车队迎着晨风和朝阳飞驰在广阔的田野上，男人和女人，老人和小孩的脸上都挂满了一个个欢快的惊喜……

2000年9月，来自重庆奉节县的三百多名三峡移民风尘仆仆地来到了晋江市西滨镇，在这里安下了新家。起初，他们对周围的一切感到陌生，甚至有些手足无措。但他们很快发现这里的干部群众和人民政府不仅为他们安家做好了一切准备，而且为确保移民们能够在较短时间内适应当地生活，逐步走向致富之路，提供了各种便利渠道。

“办厂。我们也要像这里的百姓一样办厂尽快致富！”移民们为了勉励自己奋发图强的决心，干脆将“移民村”改叫为“思进村”。

思进村从此远近闻名，因为他们在当地政府和人民的支持下，在安家的当年也办起了自己的工厂，这在三峡库区是祖祖辈辈没有过的事。

“第一个吃螃蟹”的三位移民作为“股东”，每人投资几万元，与本地一名工艺品方面的行家联合办起了工厂，并起了个吉利的名字——万事发树脂工艺公司。厂子虽不大，总投资二十多万元，但有一百六十多位工人，除了三四十名本地的技术工人外，全都是移民。

“腌腊鱼好吃，海鲜好吃，加点花椒的海鲜火锅更好吃！”如今已开始富裕的三峡移民回忆起初来乍到时的那个“黑夜不敢走”的往事，不好意思地笑称自己当初“太老土”。

“蜀道难，难于上青天。

晋江路，路路通向艳阳天！”

——这一幕发生在福建晋江。一位奉节老乡，用闽南话给我背诵自编的小诗，那声调圆润又甜美，不见一点奉节口音。

8月，骄阳似火的著名侨乡——广东惠阳人民正忙碌着迎候又一批新村民的到来。

自接受安置三峡移民任务后，这个侨乡的政府和人民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要挑最好的地段给移民们盖新村。可在这毗邻深圳，与香港隔岸相望的寸土寸金之地，所有沿城沿路的好地好几年前全都有主了。怎么办？

“三峡移民是我们尊贵的新村民，代价再大也要找最好的地方给他们！”惠阳市政府作出这一决定，受到了全市人民的赞同。

于是，一个由市长亲自挂帅的20人组成的“移民新村选点组”全面开始工作，他们用了两个多月时间，按照“五靠”即靠城镇、靠公路、靠学校、靠医院和靠基础设施好的标准，为重庆巫山的900位移民一一找到了新的家园。地处惠州市郊的水口镇，是当地工业相当发达的名镇，在此工作的外地劳务人口超过本地常住居民，用地相当紧张。为了给移民找个好地方，镇政府三番五次地跟有关土地使用单位协商，最后要过来的一块移民新村置地，竟让政府倒贴了几十万元。5月，巫山县的移民代表来到水口镇进行对接，见了当地为他们安置的新家，兴奋得当晚就要求“签约”。镇政府安排移民代表住在镇招待所，有人躺下后习惯地抽起烟来，立即被同行的几位移民齐声斥责道：“你一点也不文明，在床上抽烟燃着了不把我们政府的房子给烧了？”

“稀罕，你们咋还没搬过来，这儿就是你们的政府了？”那抽烟的移民惊叹不已。

“我们的政府？哈哈哈……可不，我们户口未到，心已到惠阳了啊！”

“可不，老子恨不得马上把家从三峡搬过来。这地方，真个是天堂啊！”

移民们做梦也不会想到外迁使他们吃到了“天上掉下的馅饼”。

那阵子，我正在惠阳采访，便问当地领导，为啥惠阳人如此大方地为安置三峡移民而“不惜代价”——我知道仅为移民置地盖房一项，惠阳这一县级市就从财政上拿出了五六百万元！

移民办主任何光胡说得非常明白：我们惠阳是叶挺将军的故乡，全市几乎每一户都有亲人侨居在海外，寄人篱下的移民生活比谁都感受深切。改革开放使我们这儿先富了起来，作为侨乡人民，当听说三峡移民要到这儿安家落户，我们惠阳的上上下下，就像迎接从海外归来的亲人一样，生怕哪一点不周到会伤害他们。再说，我们也有这个能力，有这个义务让每一位到惠阳的新居民尽快过上与我们一样的富裕生活嘛！

没有半点矫揉造作，只有亲人般的真情，这就是社会主义祖国大家庭的温暖，这就是三峡移民们的时代幸运。

“昔住长江头，今住长江尾，江头江尾皆故乡，同饮一江水……”

中秋佳节那一日晚，现居上海崇明县新河镇卫东村的胡明祥将一家人叫到新房门前，抬头举目望明月，无限深情地吟着这首被赋予了新意的诗词。

“娃儿，把这刻在石狮上的诗再给爸背一遍。”胡明祥对儿子说。

儿子从木凳上站起，身子笔直地站在家门前一对石狮中央，便朗朗有声起来：

百万移民内外迁，两头雄狮念故土。

乡土酸甜三十载，骨肉分离故乡情。

宇宙奇观展宏图，秦王醒来惊三峡。

婴儿降临崇明岛，成龙成蛟父母养。

…………

“知道爸为啥子千里迢迢从老家带来这对石狮子吗？”

“知道。让娃儿记住昨天我们是三峡移民，现在我们要当好上海市民。”

胡明祥对儿子的回答是满意的，然而即便如此仍掩饰不了自己内心那滚滚翻腾的激情。作为一个有6年工龄且也算农村文化人的胡明祥，这移民崇明一年来，他有太多的感触。

2001年初，当他家被确定为外迁移民时，便毅然辞去“铁饭碗”，举家报名外迁上海崇明。胡明祥是个高中毕业生，也是位喜欢触景生情的农民“诗人”。当乡亲们忙着搬迁前甩旧物置新物时，他从后山开采了两块巨石，然后一锤一锤地凿起来，硬是没日没夜地干了70天。后来人们才发现原来他花那么大工夫雕琢出的竟是一对石狮子。

“那是我对故乡的全部思恋，也是对新家园的全部寄托。”胡明祥告诉乡邻，也告诉自己的孩儿。

在胡明祥全家迁移崇明岛后的2002年末，我在他的新家看到了这对石狮。它就傲居在两层小楼房的门口，特别醒目，又特别能感受到主人那片刻骨铭心的故土恋情，以及响应政府号召当好三峡移民的坚定信念。

石狮的手艺算不上精致，然而在胡明祥的心里是任何有价的工艺品无法取代的。孩儿背诵的那首诗虽然粗糙，可就因为它出自一位三峡移民之手并嵌刻在这对石狮身上，因而叫人感到格外的沉甸与崇高。

38岁的胡明祥虽说是个农民，但他却有着诗人的气质，一位喜欢把自己内心的理想与现实揉碎后重新编织成美丽梦想的有着与众不同追求的人。

在他的小楼前后，我惊喜地看到两个巨型的塑料棚，里面养着几千只鸭子。主人告诉我，这是他和另外3家移民合作建起的养鸭棚。

“这一圈鸭已经是第5茬了。我们从三峡搬迁到这儿不到两年，就出棚了上万只肉鸭……”胡明祥颇为得意地说道。

可不，我从陪同采访的当地镇领导那儿得知，胡明祥等几位新落户的三峡移民在极短的时间内就经营出如此规模的养鸭场并产生可观的经济效益，这即便是当地土生土长的农民也很少能相比。

“这就是我和所有到上海市落户的移民们特别感到幸运之处。”胡明祥听说我是从北京来专门采写“三峡移民”的作家时，仿佛见到了可以倾诉真情的知己，一把将我拉到他的里屋，认认真真地说了句掏心窝的话：“作家同志，到了上海这个地方我才真切体会到，上海为啥能发展得比别的地方快，根本的原因就是上海人干什么事都能从长远着想，从细微入手，别人没有想到的事他们想到了，别人想不周全的事他们想周全了。就说为我们这些三峡移民操办安置的事吧，他们做的每一件事都能设身处地地从移民利益考虑，把事情往深里想，往细里做，你说能把事情做到这个份上，世上还有啥子办不成的事？”

移民胡明祥的一番朴实而动情的话，引出的却是在世界移民史上尚需大力倡导而在中国三峡移民过程中被上海人运用得极其精湛的深刻理念，即以人为本的理念。

陆鸣，上海崇明县主抓移民工作的副县长，一位受国务院三峡建设委员会表彰的“三峡移民工作先进个人”。

“1999年第一次到重庆参加全国安置三峡移民工作会议时，什么都不懂。会上，领导讲三峡移民工作的重要性，我听了以后感到责任重，压力大，怕工作做不好而影响三峡工程建设，影响国家政治大局，影响移民们的生活与生存，影响他们的子孙后代。当时我暗暗发誓，先把移民工作到底是啥回事弄弄清楚再开始干自己的具体工作。回到上海后，听了市领导的动员，又一遍又一遍地研读了《长江三峡工程建设移民条例》等政策性材料和知识性书籍，心里才开始明朗起来：国家在进行三峡移民工作时，特别是近几年来进行大规模外迁移民过程中，始终不渝地贯彻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从移民的根本利益出发，十分明确地提出把维护移民的合法权益放在重要位置，把妥善安置移民，使其生产与生活达到或超过原有的水平作为一个基本点，把‘迁得出，稳得住，逐步能致富’作为移民工作的根本原则贯彻始终。说到底就是以人为本，这是我的一点学习体会……”陆鸣现在不仅是个安置移民的组织者和领导者，而且又是个移民理论工作研究者，能在大学讲台上不用讲稿便可滔滔不绝地说上三四个小时的专题报告。

陆鸣所在的崇明，是上海全市安置5000余名三峡移民的试点县，也是安置移民人数最多的一个县。正是他和同事们一丝不苟地执行国家有关的三峡移民政策，一开始就充分注意从以民为本、以人为本出发指导移民的安置和管理工作，高度关注移民的需求与愿望，既从长远和大局考虑问题，又从眼前和细微处入手，才使得搬迁到崇明的每一位三峡移民在走进新的家园时，处处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

先说多少户移民安置在一起比较合适的问题吧，上海市政府的思路就颇见匠心。

开始，有人主张“大安置”，几十户几百人地安置在一处，如崇明岛的某一个农场，也有人主张“小安置”，一户一户地安插到村民小组里边去。上海市的同志认为，这两种办法都不可取。

上海市的领导同志对我说，三峡移民是为了国家才舍小家，告别故土，来到新的地方。我们不能用简单的方法安置。如果高度集中安置，现在看起来工作要简单方便些，可从长远来看这样做对移民日后融入当地社会带来不利因素。移民从整体而言，在新的地方相对来说是个弱势群体。过于集中地安置在一个地方，狭小的天地使他们难以融入到当地社会，这样容易造成移民群体的独立与封闭，影响他们与当地社会生活的同步发展，不利于社会的安定和群众的团结。但过于分散也不是好事，会造成移民心里的孤独感和无助感，同样不利于融入当地社会，同时，过于分散增加了管理的难度。

“相对集中，分散安置，以三五户为一个移民点，比较适宜。”上海提出这样的方案，据说是几十个专家花了几个月时间调研，最后通过村镇区市级层层干部会议确定下来的。

效果怎么样？请听移民们的回答：三五户在一起，让我们既不感到势单力薄，回家聚在一起回味和重温原有的文化与风俗，走出家门，又能让我们自觉自愿地跟当地人亲密相融。

上海的安置谋略，将在10年20年后更能显示其优势。

再说房子的事吧。

所有到崇明和上海其他区县落户的三峡移民，他们全部住上了漂亮宽敞的二层新楼。3人一户其面积一般不少于120平方米；4人户的面积一般不少于150平方米，5人户的面积则能达到180平方米左右。

凡看过上海给三峡移民们盖的楼房都说太漂亮太宽敞了！

上海的同志告诉我：“上海是全体中国人的上海，中国人的上海正在向国际性现代化大都市迈进，我们百姓的生活自然要跟上去。三峡移民来到上海落户就是上海市民了，给他们把楼房盖得漂亮和宽敞一点符合发展的需要。”

有人提出新的疑问：“你们上海发展速度快，财大气粗，可以给移民一下建那么好的房子，别人可无法学呀。”

关于盖房的资金来源，上海的同志给我亮了个底：每户移民的新楼房一般得花5万元至8万元。移民自己拿出国家给予的补偿费占了三分之一，安置地政府支持的也在三分之一（这与其他省份的做法一样），另有三分之一是上海独有的做法，即完全按照市场经济规律办事，采取移民们到银行贷款的办法。贷款的利息由初始的减免，到一定时间的低利息，再到一定时间的正常利息。“老实说，我们不是拿不出钱来补贴这‘三分之一’，可我们没有这样做，其原因是，希望移民们能够早日适应市场经济规律，适应生活在上海这样一个经济与金融国际都市所必须具有的那种能力。”

“这是否会给还没有具备适应能力的移民们增加经济负担和心理压力呢？”有人这样问。

带着这样的问题，我走访了几户移民。他们的回答令我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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