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记得频繁地去奈良的时候是昭和十六年(1931)。那时我已考进大阪外语学校，从入学考试中解放出来，可以做自己喜欢的事了。我住在神户，感觉能去奈良就证明自己长大了。

当时我是喜欢历史和美术的少年，享受着激烈战争之前的短暂自由。在学生中流行彻夜行军的事儿，经常以奈良和橿原为目标长距离行走。而我更喜欢谁也不必顾虑、想看什么就看什么的独行。

去法隆寺大都是我一个人。那时周围的房屋没有现在这么多，通过悠闲的乡间小路，就能突然望见高塔。我很喜欢那样的环境。

我喜欢法隆寺，是因为寺内没有沉香的气氛，还能嗅到“书香”(书籍的气味)的缘故。

这个寺的别名叫法隆学问寺，那里有各种宗教团体，原本是进行研究的地方。据说，现存世界最古老的印刷品是法隆寺保存的《百万塔陀罗尼》。平定了“惠美押胜之乱”后，称德天皇许下了愿，制作了塔高为4寸5分(约14公分)，塔底直径为3寸5分(约11公分)的100万座三重塔，按其命令在塔身中装入印在纸上的《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咒文，于宝龟元年(770)完成。100万座微型三重塔，是用制陶旋盘做成的木制品，塔尖的部分是插上去的，下部放进陀罗尼的印刷本。四种类型的陀罗尼经分别印刷了25万张。

这100万座小塔各分为10万座，分别安放在大安、元兴、兴福、药师、东大、西大、法隆、弘福、四天王、崇福10大寺院，可现存的原物只剩下法隆寺保存的4万余座，这就是世界最古老印刷品的命运。实际上1966年在韩国庆州的佛国寺发现了印刷的《陀罗尼经》，虽没有标明年代，但据说可能比日本的百万塔更为古老。因为它使用了武则天创造的则天文字。但由于“圀”这个则天文字后来一直使用，所以?庖坏慊共荒苋范ㄋ舻氖贝?p>日本的10大寺院，曾各收藏过10万座装有咒文的三重塔，现在只有法隆寺仅存4万余座，具有象征性的意义。免于战乱和天灾就充分表明了保护小塔和咒文的强烈意识。

圣德太子被视为救世观音或如意轮观音的化身。据相传，安置在梦殿的救世观音像是按圣德太子的样子作的，到1884年佛诺罗萨美国东洋美术史学家。打开梦殿的门扉为止，救世观音像一直被视为秘佛。当然救世观音像与太子身高相等，同金堂的释迦三尊像一样属于北魏式。

如果用中国的朝代来说明，圣德太子生活的时代相当于隋朝至唐朝初期。但当时法隆寺的气氛或者文物，无论怎样看都是北魏式的，这么说更易于理解。

北魏属于鲜卑拓跋部在中国北方建立的王朝。北魏孝文帝将国都从平城迁到洛阳，为推行汉化政策，还禁止使用自己的语言和服装。这种政策是文明开化的，禁止胡语和胡服，大概也应视为当时的国际化。日本圣德太子没有实行这种极端的政策，而以佛教为中心热心地推行文明政策。例如当时从百济等地有大量移民渡海来到日本，呈现多民族的国家形式。可能为了笼络民心，寄期望于佛教超越民族的理念。北魏迁都洛阳是494年，早于圣德太子时代约一百年。据《上宫圣德法王帝说》记载，太子出生于574年。

当观赏法隆寺传世的《玉虫厨子》时，我反射性地想起敦煌的魏窟(例如第254窟)。《玉虫厨子》与画在佛龛上的《舍身饲虎图》属于相同题材的画。法隆寺的《玉虫厨子》中的虎，要比敦煌壁画上的更为出色。这是释迦牟尼前世的摩诃萨青王子为太子时，以跃身投向饿虎的故事为主题的壁画。敦煌壁画中的虎似乎饥饿至极，被画成像蜥蜴一样细长的样子。在中国那一地区有虎，而日本人应该连虎都没见过才对，却把虎画得那么像。

释迦前世的故事“本生谭”，在当时一定不断地被人们口传，这在佛教界应该是共同的话题。如将这片广阔的区域称为亚洲，这就是东方与西方在精神上有共同点的证据之一。

以法隆寺的释迦三尊为代表，飞鸟时代的各种佛像属于北魏式，梦殿的救世观音也是如此。从形式来看属于北魏风格，这是因为北魏的统治者将敦煌的工匠带到了大同，相同的宗教环境也扩展到这个地区，可以认为其中也包括法隆寺，然而令人感觉还不止这些。

倭国五王与南朝的交往早在一百年以前就有，这应该对圣德太子时代有某种程度的影响。特别是在九州，有很多东西没有留下记录。例如传说中的“伏见之翁”这个神秘人物，好像一点也不会说日语且来历不明。从他身上我仿佛看到来自外国漂流民的身影。

法隆寺不可思议之一是拥有百济观音像。其他初期的各种佛像都属于北魏式的，而这个百济观音像却是南朝系统所制佛像，为何这座佛像保留在法隆寺呢？据说没有任何记载。

法隆寺的文物从飞鸟时代起，涉及到白凤、天平、平安、镰仓以后的江户时代。主要文物从正仓院文物的前一个时代，就相继保存下来。在集中保存这点上，使人联想到敦煌也是如此。

我第一次去敦煌是1975年。关于敦煌的文物，被称为权威的是常书鸿先生，那期间他不在敦煌，我没能见到他。但当我们返程路过兰州时，常先生到省博物馆来迎接我们。

我绝不会忘记那时他的第一句话：“法隆寺怎么样了？”

他这么说道。好像凡是从事文物工作的人都挂念法隆寺。常先生的第一句话是对法隆寺的惦念，这使我深受感动。后来我们的话题涉及到章怀太子墓和永泰公主墓的壁画，以及法隆寺因火灾(1949年)损失壁画等有关问题。的确，如只限于壁画，法隆寺与初唐的样式似乎有着某种密切的关系。

这类文物不论式样如何，都可以向世界人们传达一种“美”感。在大英博物馆，我看到各国文物像宾客一样受到保护时深受感动，并吟出“秘文名画乃万邦宾客”的诗句，作为我那时的随笔集书名。

法隆寺已超越日本国界，变成世界的文物。我衷心祝愿世界之宝法隆寺，能够珍惜地传给世界人民及子子孙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