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可靠。这是我们的国家统计局颂的数字。”齐大夫很有把握地说。

“假如您的数字准确无误，那我要说，以一个十一亿庞大人口的国家，只使用这样微不足道的镇痛剂，贵国的绝大多数晚期癌症病人，都是活活痛死的！”博士极为愤慨。

我们都愣住了。我们这个民族善于忍受疼痛，我们以坚忍不拔著称于世。我们的每一位久病的英雄都说，把好药留给别人吧，我还能忍。我们的医生习惯了对病人说，到实在不行了，再用镇痛药。刚有一点小痛就用，大痛时怎么办？

我们在思索。

蓝眼珠不依不饶：“每当我看到第三世界国家把大量的海洛因焚毁的时候，都万分遗憾。那是一笔多么宝贵的财富啊！上帝给人感觉痛苦的神经，上帝又给了人克制疼痛的法宝。你们辜负了上帝的公平。”

齐大夫清了清嗓子，说：“詹姆斯博士，我很喜欢这种思维的碰撞。但是您知道吗？在中国的历史上，曾经有一场悲壮而屈辱的鸦片战争。那场血火之战的挑起者就是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缘于他们向我们输入鸦片。我们是鸦片战争的战败国。对此我们刻骨不忘。”

詹姆斯博士的眼睛蒙上云翳。他费力地回忆着，说：“很抱歉……”

他毕竟是一个有良知的英国绅士。

他接着说：“抱歉的是，我并不知道历史上曾经有过这样一场战争。我是医生，我除了医学之外，其它一律不感兴趣。我只同您讨论医学。我不明白眼前这位老人发黑溃烂的双腿同100多年前的那场战争有什么关联。你们以为不给这位痛不欲生的老人吃镇痛剂，那场战争的结局就会改写吗？我的中国同行，你们是不是把简单的医疗问题想得太复杂了太久远了？而对这个企图以纺织品自杀的老人，太少人道的关注！？”

我们张口结舌。无论我们多么地具有爱国主义情操，也无法同这个英国佬理论。他只懂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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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又走进一间病房。这是一位老媪，用乒乓球一般瓷白的眼珠瞟着房顶。一个穿紫衣的护工正给她喂食。一种混有黄色颗粒的乳汗从她鼻孔的管里推进，少部分自嘴角外溢。尖锐的喉结滚动着，耙子似的把液体驱赶入胃。

“这是什么液体？”

“菠萝奶。”护工小白用英语回答博士。她无法确切称呼这种流质，就把菠萝和牛奶两个单词叠加。

詹姆斯博士听懂了，说：“这是一种残忍。”

一瓶纯白的液体悬挂在半空，好象猪板油。它们凝重地滴进老太婆骨瘦如柴的臂膀。

“这是在输油。”齐大夫简短地说。那是蛋白乳，给不能进食的病人提供高热量。

齐大夫忍不住说：“您可以说得明确一点么？谁对谁残忍？”

詹姆斯博士说：“我说得难道还不明确吗？是中国的临终关怀人员对临终的病人残忍。”

“能说得再详细一点吗？”齐大夫咄咄逼人地问。

“中国人太看重生命的数量，忽视生命的质量。在生命的末期，生命已毫无意义，关键是生存的品位。对于已经无法经口进食的人，你们把导管从她的鼻腔捅进去，强行把复杂的营养成份灌入毫无生气的胃，让她的消化道不得安宁。这难道不是残忍吗？还有你们叫做油的这种粘稠物，进入血管给她疲惫的心脏加重负担。她的肌体是一个衰弱的脚夫。你们却强加她更多的货物，难道不是残忍吗？我研究过你们的禅学，一个老人，不吃任何动物蛋白，拒绝人际交流，在深山老林里面对一块石壁，直至象音乐中的渐弱符号，融化在大自然中，成为你们理想中的最高境界。这种活着同死了一样的生存状态，不可思议。生命在于动作，没有了动作，犹如剥了皮的青蛙，连标本都不如。当死亡一定要降临的时候，就象一个婴儿的诞生，我们要做的是让它到来的更为舒适和顺利。”

我想到了一个词——“方沟”。东西方文化的沟。真是一条深邃的大峡谷，我们可以相互听到歌声，但想走到一起，多么艰难！

齐大夫用比英国人更为地道的姿势抱着双肩说：“我从理论上同意您的观点，詹姆斯博士。但是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主席说过这样一句话，对具体情况要做具体分析…………”

正说着，小白捧着一个多层奶油蛋糕。图案繁复，床上架屋，堂皇得象古罗马的竞技场。

“奶奶，您要的蛋糕来了。先拿来给您瞧瞧，让您高兴高兴。等一会儿，您的儿子女儿儿媳妇女婿孙子孙女外孙子外孙女来了，我们就把蜡烛点着，说什么您也要吃一块寿糕，有一点没能叫您满意，就是我在店里买生日蜡烛，人家说，老人家那么高寿，得插多少支蜡烛？寿糕还不成了马蜂窝？我说，那不成，说什么我们也得插上，奶奶就等着这一天哪！后来他们给想了个办法，您多大岁数，就插了两个蜡做的数字。待会儿，数字蜡点起红红的火苗，多好看哪！”女孩子兴致勃勃地讲着，完全不顾及半昏迷的老太是否听得见。就象喋喋不休的母亲，相信她的婴儿一定记住她的话。

老妇真的抖开眼皮，用明亮得骇人的眸子，盯住了蛋糕上的红色阿拉伯数字。

“78”，象灯塔似的戳在奶油中，柔软的烛芯象男孩调皮的卷发，耷拉在一旁，引诱你点燃。

老人自豪地看了所有人一眼，嘴唇动了动。她什么声音都没有发出，她象不屑于为不认识的人浪费精力。不过我们都听到了她的话：“终于活到78岁啦！”

詹姆斯博士翻着硬而卷的睫毛说：“是这位老妇人要求你们把她的生命一定保存到78岁诞辰这一天吗？”

齐大夫说：“是的。”

詹姆斯博士说：“请原谅我刚才的唐突。”

齐大夫说：“我们这间的共同之处大于我们的不同之处。”

詹姆斯博士说：“是的。在临终关怀医院里，病人是最靠近上帝的人。我们要象服从上帝一样，服从他们。”

我们又走进一间病房。仰卧病人是位秃头老汉，呜呜在哭。音色凄厉，象有人往生了锈的管道里吹气。

“爷爷，别哭了。那东西是不能要了，对您的病不好。”小白也跟过来，和颜悦色地劝。

“他为什么这样悲痛？”詹姆斯博士问。

我也是第一次看人哭得这样伤心。许多文学作品里都形容老人眼泪如何浑浊，其实不确。他的泪珠晶莹，每一粒都有钮扣大。

齐大夫走过去，象哄小孩似的搬起他的头：“老爷子，又为那事哭，是不是？”

老翁泪眼凄迷中看到齐大夫，抖着皱纹笑了：“你来了就好。他们都不听我的，就你心好。”说着用手指挖耳朵眼儿里灌进的泪水，眼巴巴地等着。

小白气得一甩手，说：“齐大夫，你就会收买人心。”

我和詹姆斯博士面面相觑，不知是怎么回事。齐大夫也不解释，从白大衣兜里掏出一包“红塔山”，摸出火柴，扑的点着，将米黄色的过滤嘴优雅地衔在嘴里，徐徐吸着。待朱红色的焰火象仪表似的渐渐发亮，迅即拨下。一边吐着雪青的烟圈，一边把烟嘴栽到老翁干裂的唇里。

老人象狮子打起欢快的呼噜，大口喷烟。原来就灰暗的脸，罩成紫色。

我看了眼他的诊断：肺癌。

詹姆斯博士告诉地连说ok。

扑扑！病人把烟段象瓜子皮似的弹出，艰难地说：“这烟……不对味……骗人……”

小白心疼地拣起烟把儿，说：“齐大夫能骗你吗？这根烟值好几毛钱呢。怎么说丢就丢了？”

病人梗着脖子说：“我抽了70年的烟，我能冤枉人吗？我没说齐大夫他骗我，我是说烟贩子骗了齐大夫。齐大夫比孩子们好，他们不叫我吸烟。我说，你们有后悔的时候。到那时，想我了，甭点香，就在我的骨灰盒上烧根烟就行。不过得好烟，冒牌货可不行。

齐大夫脸色很难看。

詹姆斯博士上前一步，从裤袋里掏出一个硬如盔甲的烟盒按了某处机关，啪地蹿出一根。他用长满黄毛的手指捻起烟，打着金乌龟模样的打火机。并不火苗跳起，烟就熏着了。他轻轻嘘了一口，递给病人。

肺癌紧紧地抿着口，象个死蚌。

“给———你————”詹姆斯博士用怪调的中文满脸热情地说着，蓝眼珠里跳荡着仁爱的光辉。“这是正宗的英格兰产品，绝无假冒。”他又用英语说，急切地要齐大夫翻译给病人。

肺癌把嘴张开了，但不是接烟。说：“我不要沾过你嘴巴的烟。我要是叫你传染上了爱滋病，怎么办？我听人说了，亲嘴可以传染。”

我觉得齐大夫完全可以把这些话隐瞒下来，随便用其它理由拒绝博士的好意。但是，齐大夫原汤原食地将话译了过去，不怀好意地瞧着大洋彼岸的绅士。

我们都很紧张。

詹姆斯博士悲悯地看着病人，停了一会儿才说：“不要以为西方的每一个人都是爱滋病患者。我可以很负责地说，我不是。”说罢，他把烟盒留在床头柜上，对小白说：“小姐，请您再给他点上一支烟。谢谢。”

他小心地没有触着烟盒内壁。

小白憋红了脸。齐大夫接过来说：“中国女士一般不会吸烟。我来吧。”

老爷子香喷喷地吸着烟，冲着外国人，连连杵着大拇哥：“好烟！好烟！”

詹姆斯博士观察起墙上的一幅字画。小白又到别处忙了。

“齐大夫，你还是挺适合搞临终关怀。刀子嘴，豆腐心。”我说。

“不。”他高大的身躯佝偻了。“我给病人买的红搭山的确是冒牌货。正规店里的太贵了。病人们都管我要烟，我又不能叫他们的钱。卖烟的小贩说，这烟是专卖给送礼的人的。我的烟不是给当官的人抽的，是给临去了的人，我不该骗他们。西方的临终关怀人员的确值得学习。”

我说：“我们毕竟刚刚开始。”

詹姆斯博士说：“我仔细研究了这张图表，发现其中有一个规律……”

我们定睛看去，那是一幅草书，铁划银钩“老吾老以及人之老”。

“什么规律？”我们异口同声地问。

“这个符咒连续出现了三次。”博士毛茸茸地大手指点着。

真够难为这位洋博士的。一片天女散花的狂草之间，他居然认出了三个相似又绝不雷同的“老”字。

齐大夫看了看我说：“解释这是作家的专利。”

我说：“还是你说吧。你们既然把它贴在这里，自然有寓意。”

齐大夫清清喉咙，说：“这第一个老字，是一个动词。意思是照顾服侍老人。第二个老字是代词，指的是自家的双亲。这第三个字是名词，包括普天下所有的老人，具有一种抽象的意味。”

詹姆斯博士凝神听着。

齐大夫接着说：“这句话串起来的意思就是，你要象服侍自己的双亲服侍整个人类的老人。”

詹姆斯博士喟叹道：“神秘而博爱的东方哲学！”

我们为詹姆斯博士送行。

“我没想到在红色中国，看到你这样年轻而认真的同行。”看得出，詹姆斯博士挺欣赏齐大夫，但他的夸奖仍有节制。

“我这一次到你们国家来，请我看了豪华的宾馆，现代化的流水线，吃了皇帝吃过的饭，游览了美丽的古迹。一切都在萌芽，你们几乎什么都有了，建设中的中国现在只缺一样东西了。”詹姆斯博士很真挚地说。

“什么东西？”我们又一次异口同声。

“就缺临终关怀事业了。这文明世界的象征。”他说。

我觉得这真是干什么吆喝什么。但还是为他真诚的敬业精神所感动。

詹姆斯博士继续说：“你们的临终关怀医院太简陋了，象贫民窟。我们的医院象花园，高大的病房，先进的设备。甚至还有一所幼儿园建在里面，让孩子们的欢笑去冲淡死亡的叹息。我们还有无数的志愿者。大学教授、学生、白领职员、家庭妇女……当然最多是的大学生，组成关怀者大军，完全无偿地为垂危的病人服务，闪烁基督的精神。很可惜，你们要走到这一天，还很漫长……”

无论詹姆斯博士怀着怎样的善意，齐大夫还是毫不留情地打断了他的话：“我们现在就有不要任何报酬的志愿者。”

同样固执的英国博士说：“可是我没有看到。”

“那是你在中国呆的时间还短。假如你有兴趣，请周末下午来。你会看到我们的志愿者。”齐大夫毫不退让地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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