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造反派要斗彭真，也是一两万人参加。我们开始不给，中央文革的人就批评我们。江青他们说：为什么对你保护的人光开红灯不开绿灯?总理没办法了，说，要给就给他们吧，但你们要保护。怎么保护呢?总理说：找一架直升飞机停在东郊体育馆外面，找一个场子，上面用布盖起来，什么都弄好，驾驶员在门口坐着，万一这一万多人要冲，你们挡不住，你们就把彭真弄上飞机弄走。弄到你们西山或你们司令部那里也可以，玉泉山也可以。玉泉山也可落直升飞机，那儿都搞好了。所以，总理对彭真同志也是想办法保护。但有时也难保护住，结果彭真也吃了苦了。

“还有彭老总。彭老总被造反派从四川抓来，我不知道，总理知道了。他说：彭老总从四川被抓到北京来了，你们了解一下。我们有便衣，派了八九个便衣去了解，暗地里保护彭老总，怕被他们暗地里和北京的造反派勾结起来，把彭老总搞死了。总理要造反派把彭老总交给卫戍区。但造反派讲条件，要派四个人跟着彭老总，在保护区里天天吃饭，叫彭老总交待问题。彭老总说我有什么问题交待?造反派说，你不交待就打你。彭老总说，我打了一辈子仗还怕你打?

“所以对彭老总，总理也是想尽各种方法保护他。彭老总的侄女给彭老总送大衣，送东西，交给我。我都给送到了。江青、康生他们责问我为什么把彭老总当上宾对待，也把我批了一顿。我不能讲是总理让我这么做。”

“还有黄克诚。黄克诚眼睛都弄瞎了。总理对我们说：黄老你们要注意保护呀。把黄克诚也交给了卫戍区了。我们也都想尽各种方法来保护他。黄老给我写了个条子，说他大便不通想吃点苹果。我看了这个条子就叫人买了八九斤苹果，趁专案组的人不在时，悄悄地把苹果交给我们的警卫战士交给他，并交待等黄老吃完了苹果后，把苹果核收起来，不要让专案组的人看到。黄克诚吃苹果没吃完，结果一个苹果核漏了下来了。专案组的人看了这个苹果核说，哪个给你买的苹果?结果查了以后，战士说是我叫买的。我说，他给我的钱，为什么不能买苹果。以后，江青、康生、陈伯达他们这一帮子人在钓鱼台开会，对我说：‘你把这些人弄到大灶外面吃小灶，买苹果，你为什么这样干?’总理也在。我就说：黄克诚是监护，不是到监狱关起来。他给我钱买个苹果，为什么不能交给他们?你们又没有讲，监护不可以送东西。我说，旧社会关在监狱里都可以送东西。”

“我这句话一说，江青就说：‘你把‘文革’比作旧社会。’就给我戴了个帽子。我说：我没把‘文革’比作旧社会，我是讲旧社会还可以送东西，还可以探监。当时江青就给我发火了，我也不怕她。江青说：你们老红军这样看不起我。我也不理她。总理这时出来转弯了。总理说：你写个报告，这些人什么待遇，写一下。”

“贺龙也是批斗对象，体委的造反派批斗他两次。一次在体育馆，总理和我去了。去主要是保护，调了好多部队在外面隐藏起来。万一不行我要把贺龙给救出来啊!以后就把贺龙转到象鼻子山去了。象鼻子山是8341部队管。”

“去了不久，贺龙烧到三十八九度了。钓鱼台开办公会议。开会前，总理对我说：你把贺龙的病情讲一讲。我说我不讲，那不是我们管的，汪东兴他们管的，叫他们讲。总理说，你讲一讲嘛！”

“开会时，我说：总理讲了，贺龙烧到三十八九度了，年龄大了，不赶快治疗有危险。康生、江青他们就说，贺龙他是个军阀，是个坏人，没有资格住三○一医院。中央文革这些家伙都讲开了。总理没吭气。”

“从钓鱼台出来以后，总理对我说：你想个办法吧，把贺老总弄出来治疗一下。北京医院造了反了，解放军总医院造了反了，三○一医院造了反了，弄到哪个医院好呢?我说：还有一个医院，就是我们军区那个医院没有造反。总理说，好，你要想办法把他弄到那里去。”

“我亲自去了医院，把院里的院长、政委、护士长、医生找来开了个会，他们属卫戍区管。我说：你们要绝对保密，不准透露消息，出了问题我找你们是问。生活要搞好，要药我会想办法。我们在医院周围，暗地里安排了许多的便衣在周围警卫。穿军衣不行，目标大。”

“我们把贺龙接进医院去了。有些药没有，总理让他的保健大夫卞志强，给我找药。找来后我送到医院去了。经过十多天的治疗，贺龙的病就好了。好了以后，我就报告总理说：贺龙已经好了，是不是还休息一下。总理说算了，久了以后怕暴露了，怕出危险。就交给杨德中他们，把他送回到象鼻子山，那里外围都是部队。所以对贺老总，在‘文革’中总理也是千方百计地关心他，保护他。”

“还有一个廖承志。总理对我说，你要负责保护他。还有郭沫若、宋庆龄，总理说：对郭沫若不能抄家。宋庆龄对我们党贡献很大，不让红卫兵去抄家。我去宋庆龄家几次。我对那些造反派说，保护宋庆龄，这是毛主席交给我的工作。讲总理不行，要打毛主席旗号。我说你们再来我们要开枪。以后就好了。对郭沫若，总理也是非常关心的，他那里的警卫我们也是加强，也是跟造反派讲清楚，也打着毛主席的旗号，说这些人你们不要去冲。”

“总理经常问：郭沫若家里的情况、宋庆龄的情况怎么样。他们家周围的便衣警卫比较多，经常进去了解情况。”

“对老帅，那会儿也是大字报满天飞。林彪亲自对我说，你不要到老帅那儿去，也不要给老帅打电话。江青也跟我讲，让我不要到老帅那去。我心想这是什么道理，心里不舒服。晚上，我派我的秘书把北京情况通知给老帅们。他们住在西山那个指挥所，陈毅、聂荣臻、徐向前等这些老帅都在那儿住。”

“造反派发动了一两万人搜西山。西山过去是军事禁区，那里有军事设备，不许任何外人去的。我知道后，去了，对造反派说：这里是军事禁区，你们要把军事设备破坏了，毛主席找你们是问，你们赶快给我撤出去。部队都拿着枪，他们看到我气势汹汹，就马上撤走了。他们主要是想抓老帅，没搞成。”

“总理说，西山，老帅们在那，你们警戒要不一样，要派好部队，少了不行。他们一两万人呢，不能开枪，开枪就麻烦了。”

“一次，造反派估计错了，一下冲到玉泉山去了。玉泉山是汪东兴他们管的。汪东兴拿他们没办法，他们在里面搜。总理对我说，你去。我去了。我对造反派说：这是什么地方，你们跑到这里来造反?这是毛主席住的地方。滚出去。我也发火了，就训了他们一顿。他们见我厉害就散了。所以造反派几次要搞老帅，大字报搞得到处都是，老帅不出来，在西山。我跟总理汇报，总理说，你们做得好，要注意，老帅不要出问题。”

“还有陈再道他们几个。‘七·二○’事件后，陈再道等人住在京西宾馆。造反派几万人冲京西宾馆要揪陈再道、钟汉华。我们正在接见红卫兵。总理得到报告后，要我马上赶到京西宾馆，并指示：无论如何不能让他们把人抢走，一定要保护好陈再道、钟汉华同志。”

“我们赶到京西宾馆后，立即采取了紧急措施，把陈再道他们锁进一个不常用的电梯里，让电梯在八层与九层之间停下，告诉他们只有听到指定人员给的信号才能出来。同时，我们反复地给造反派做工作。但是，由于有戚本禹等人在背后捣乱，这些人仍然不走。总理就把戚本禹找去，责令他‘退兵’。总理严肃地说：‘人要是被抓走了，你必须向主席作出交待。’迫使他们不得不有所收敛。

“我回来后，总理问人被抓走了没有?我说：没抓到，今天要抓到就把他们几个打死了。他说：在哪里?我说藏在电梯里吊起来了。总理说，这个办法好。”

“总理对这些高级干部，是想尽办法保护。但是总理也讲一点违心话，他不讲违心话没办法，保护不了这些干部。”

“1968年3月，林彪、江青一伙制造‘杨、余、傅’事件，对我进行诬陷，撤消我的北京卫戍区司令员职务，调我到沈阳军区任副司令员。那天晚上，林彪在人民大会堂亲自下的命令，要我当晚马上就走。”

“我当时发了火了，给总理发火了。我说：总理，有这样调动干部的吗?家也不能回，什么也不让带，有这么急吗?我有意见。”

“总理说，你是不是要回去取点东西，是不是回去一下?”

“我当时也生气。我说，不回去了，走。”

“总理说，你给家里写两个字。我说不写。总理的秘书周家鼎拿个本子叫我写。我给老伴写了几个字，说决定调我到沈阳军区了，我到那里去了。”

“因走得很急，不能回家。之后，总理和我一块吃了饭。吃饭后，总理把我送到大厅里面。总理握着我的手，说，你身体不好，好好把身体搞好，将来工作用得上，要经得起考验。总理又告诉陈锡联：傅崇碧身体不好，要照顾他，他要什么东西，你给他解决。我一出来，陈锡联把我送到西郊机场，西郊机场的飞机都准备好了。”

“上了飞机以后，我心里烦，倒头就睡。睡不着，起来抽烟。抽完两根烟，到了。下了飞机，让我住在一个楼里，布了两道防。警卫说：你不能下楼。我说：飞机先不要走，我给中央、给毛主席、给总理直接写封信，为什么这样调动工作，我不理解。”

“以后又把我转移了几个地方，三十多人看我一个人。但不斗我。我希望斗我。斗我，我可以讲话呀。”

“过了一段时间，大约在1971年冬天，总理通过沈阳军区派人来看我，来人向我转达总理的话说：你不要着急，要把身体搞好，将来还要为党工作。现在你的问题落实不了，但总会搞清楚的。要注意身体。这是总理在暗示我了。”

“1974年，让我回北京。开始让我先到长春，再坐飞机到北京，因气候不好，我坐火车回到北京。”

“回到北京之后，沈阳军区还派四个人跟来看着我，还没有解放嘛!但是回来以后，叶帅派他的孩子给我送了些水果。聂荣臻派他的秘书跟我说：可要注意，带耳朵不要带嘴巴。我住在西直门的总政招待所。”

“第四天，来了辆大红旗轿车，说总理找我。总理身边的人我都认识，但这次来的这个人我不认识。那个沈阳军区的保卫科长就上前阻拦，总理办公室来的人把他训了一顿。我就跟着来的人坐上红旗车走了。”

“总理住在西花厅。车走到中南海西门没进去，我心里嘀咕：从西门进去一拐，不就到总理家了吗?怎么没进西门呢?可能是走小西门吧。哎，车过小西门时，也没进。我又想可能走北门，但北门也没进，走了养蜂夹道，开向过去的北京高干招待所。我知道，我在北京还没被打倒的时候，‘四人帮’的材料小组在这里。”

“我心里想，坏了，我又上当了，他们又要整我了，骗了我。我心里正想办法如何对付他们，车停在养蜂夹道后边一幢楼前。那幢楼，我在北京的时候没有，我不知道这是后来新建的三○五医院，也不知道总理在这里住院。我心里想，这是什么地方，搞不好又受骗了。”

“下了车，我进了第一个门。进第二个门时，看见总理出来了。总理穿着睡衣。”

“总理握着我的手，说：我见到你太高兴了。”

“我一下子哭出声音来了，掉泪了。”

“总理说：我知道你受了苦了，不要激动，要把身体搞好。接着，总理就把我被解放的经过给我谈了。总理说：毛主席在长沙讲到，八一建军节，杨成武等都出来了，傅崇碧没出来，傅在哪里?为什么没出来?主席说：杨、余、傅的问题搞错了，要平反。你们说我讲一句顶一百句，我讲了多少次傅的问题，到现在傅崇碧还没有出来。主席从长沙回到北京，开政治局会议的时候，又问傅崇碧在什么地方。”

“总理说，你回来了就好，政治局接见了杨成武，余立金等人，国庆节前，政治局准备再接见你、萧华、刘志坚。总理说，你现在不要住到西直门，你住到京西宾馆去，那里安全。文件都给你看。总理把总参的张才千副总长也叫来了，并当场交待说：你给傅崇碧派车，派人招呼他，全部文件都给他看，检查身体在北京医院，别在三○一医院，三○一医院还乱。总理叫他的秘书给我办好到北京医院去。我说，北京医院谢富治老婆在那当卫生部长。总理说没关系，不要紧，北京医院管制了，三○一医院还乱，你不要去。”

“总理把这些都给我讲了。谈完了，总理又说，你将来在北京工作，有人不愿意你在北京工作，要你到其他地方去，到广州去或成都去，你哪里也不去，就在北京工作，还在北京军区，你还兼卫戍区司令。我说我再也不搞了，我搞了一年，关了七年，把我全家都抄了。”

“以后我就搬到京西宾馆去了。总理对干部真是关心热情。在关键时候，没有总理保护，没有总理跟‘四人帮’做斗争，我们这些人都回不来了，很可能被整死了。”

“国庆节的时候，政治局接见我们了。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我一开始坐在那里，以后萧华也来了。萧华看见我在那儿抽烟，安安然然的，立在那儿愣了。我请他坐下，然后把总理讲的情况告诉了他。这样，他高兴了。

“一会儿，刘志坚来了，一看我跟萧华在那儿，刘志坚立在那儿又愣了。我又把情况给他讲了一遍，我们三个人高兴得又说又笑。

“不多会，总理来了。我们站起来，总理请我们坐下。政治局委员到齐后，与我们挨个握个手，江青‘四人帮’那些人，只冷冷地与我们握了下手，王洪文给我们作自我介绍，说：我叫王洪文。老帅们、李先念等人与我们握手非常热情，说你们受了苦。但是江青见我们同老帅们谈话，就盯着我们，看我们讲什么话。

“接见完后，总理招呼我们去宴会厅，参加国庆节的宴会。总理上台讲话。总理身体也不好，瘦得不行。总理讲话完了以后，大家就哗哗地都鼓掌。宴会上我和萧华、刘志坚什么都没吃，没有机会吃，都在问身体，问情况。所以我回到京西宾馆后，吃了一碗面。

“我回到北京后去见总理时，总理嘱咐我说：‘有事可以到医院病房来找我，走北海后门，先找周荣鑫同志，让他带你来。’周荣鑫过去是国务院的秘书长，我们熟。

“一次，周荣鑫到京西宾馆看我，对我说，今天我请你吃饭，在那个北海吃仿膳。

“吃完饭后我们去看总理。我们去那以后，碰到江青带了一帮子人。江青说：你们怎么进来了，北海封闭了，不开放。说完他们就到九龙壁那里骑马去了。

“我和周荣鑫两个人就走，也不敢吃饭了。中途碰到总理出来散步。我们就告诉总理说：碰到江青他们了，不到你那儿去了。总理说：好，以后再讲。总理也就回去了。我们这是有意回避，怕江青他们怀疑我们跑到总理那里去了。‘四人帮’搞特务活动，我们一打电话，他们都知道的。

“此后不久，当时的一位中央负责人问我说：周荣鑫为什么请你吃饭?我说：他过去当国务院秘书长，经常在总理那里，我们熟呀！没过多久，周荣鑫就出国了，出国回来以后，就又被打倒了。所以这个都是有先兆的。

“‘文化大革命’，如果没有总理，真不知道会搞成一个什么样子。总理的丰功伟绩真是功在千秋。人民都怀念总理。总理逝世以后，我们在西山，‘四人帮’一次又一次来电话下达禁令，不准戴黑纱，不准用花圈悼念，打电话禁止。老百姓、院子里的所有干部都嚎啕大哭，痛哭，也气愤。

“在北京医院向总理遗体告别。那个东交民巷，老百姓都嚎啕大哭。我回到家，我的小孩子，包括我的老伴，他们都哭。他们非要去向总理遗体告别，要去看看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