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时间的推移，局势越来越混乱。江西省委的领导同志轮番地受到围攻和冲击，我也多次被揪斗。他们逼我承认是‘走资派，挑动群众斗群众的罪魁祸首’，还把我揪到北京天安门一带游斗。当时还有其他省的领导同志也被揪在那里游街。沿路群众对这种丑化和侮辱革命老干部人格的非法行为非常反感。这些恶劣的作法，被周总理的联络员发现了，立即向总理作了汇报。总理听后很气愤，当即派联络员，个别通知被游斗的中央部委和一些省、市的领导同志第二天上午到人民大会堂开会。第二天，被揪到北京的二十多位省委书记，加上中央部一级的领导同志，约有四十多人，都在人民大会堂心急火燎地等待着周总理的到来。总理来了，我们立即站起来和总理握手。此时此刻，能够亲眼看到我们的好总理，大家都很激动。总理一边招呼大家坐下，一边向同志们问候，而后明确指出：中央没有叫各省、市的领导同志来北京，他们那样乱揪乱搞，在首都大街上游斗，是违背中央指示精神的，是错误的行为。总理转向几位联络员同志说：‘你们马上分头到几个大学，找他们的头头说明白，乱揪各省领导同志到北京，这种搞法是不对的，要严肃地批评教育他们。’‘对在北京的各部委领导同志，也不能满街游斗。还要按毛主席说的，要文斗不要武斗，有理说理嘛！告诉他们，各省的领导同志在三天之内回省，不能阻拦。’接着，总理还向我们询问各省的运动情况，着重问到了基层干部和当前的农业生产情况。我们反映：层层揪‘走资派’，一直揪到生产队长，冬季生产和春耕准备工作谁也管不了。周总理听到这里，立即站了起来，态度极其严肃地说：‘基层干部就是要抓好农业生产，不搞好农业生产，工人、农民吃什么?穿什么?我们的国家怎么办?!要制止他们到农村串联。搞乱了农村，农业这个基础就要动摇，国民经济就要遭到破坏。’敬爱的周总理还一再嘱咐我们：要注意保重身体，力争在三天之内都回省。遵照总理的指示，我抱着对运动能够正常发展的希望回到了南昌。然而，现实并不是我所想象的那样。

“一九六七年初，揪斗‘走资派’的声势越来越大。二月十七日，大街上到处张贴‘海报’：‘二月十九日在八一广场批斗走资派刘俊秀’。就在这关键的时刻，周总理办公室来了紧急电话指示，要杨尚奎同志和我立即前往北京。但有的坏头头不肯，直接电告周总理：要批斗完刘俊秀后再去北京。周总理当即严厉地回答说，这是党中央的指示，一定在十九日送到。

“总理当机立断，粉碎了林彪、‘四人帮’在江西的亲信和爪牙们的鬼蜮伎俩。但他们仍不死心，竟派两名心腹，名为护送，实为监视，与我们同乘十九日飞机到北京。总理的联络员在北京机场接到杨尚奎同志和我，一看另外还有两个人，既不是秘书，也不是警卫员，便对他们说，总理指示，把人交给我们，没有你们的事了，你们可以走了！然后，联络员把我们送到中央办公厅招待所住下，并对我们说：‘在这里你们安心好了，总理希望你们好好休息，保重身体，以后更好地为党工作。’我们都同声回答：‘感谢党中央、毛主席、周总理的关怀!’

“刚住下不久，招待所又不断受到冲击。为了安全，总理把一些同志转移到中南海，我和另外几位同志被转移到京西宾馆。在京西宾馆期间，总理还经常派人来看望和慰问我们。在总理的关怀与保护下，我在京西宾馆住了一年零一百天，身体才逐渐有所好转。一九六七年国庆那一天，在周总理的亲切关怀下，我光荣地在天安门城楼上参加了国庆观礼。总理对我的关怀使我联想到在延安时期，我家里很困难，生活维持不下去，当时总理虽在重庆，但他知道了这个情况后，曾两次要组织上给我永新老家寄钱，一九三八年上半年寄了五十块大洋，第二年又寄了一百块，事后我才知道是周总理亲自关心这件事，使我深受感动。这些钱，不仅当时解决我家生活困难起了很大作用，使我们全家得到了党的温暖，给了我前进的力量，更重要的是体现了总理一贯无微不至地关心干部、爱护同志的深厚无产阶级感情。

“一九六八年八月初，我从北京回到南昌。回想在北京这段难忘的日日夜夜，我内心久久不能平静。由于周总理的深切关怀和精心保护，才使我和其他许多老同志一起得以幸存。可以想象，如果没有敬爱的周总理作中流砥柱，把党的一大批领导干部从林彪、‘四人帮’打倒一切的法西斯专政下解救和保护下来，还不知道有多少同志要被迫害致死。我们的党和国家也就不可能有今天。”

刘俊秀：《总理爱人民，丹心照千秋》，原载《怀念周恩来》第71—74页，人民出版社1986年1月版。

“总理接到这个指示之后，他是借题发挥，采取了一些有利的具体措施。”

·刘建章·

“‘文化大革命’的时候，造反派把我关押起来了。我当时也被揪斗，被诬为‘三反分子’。‘三反分子’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后来，我又被揪到成都。”

“1967年，中国科学院有个红卫兵组织，他们弄了一架小飞机，把我从成都揪到北京来了。下了飞机以后，他们把我送到中国科学院红卫兵作战处。到那之后，我就给我的老伴刘淑清同志打电话，说我现在在中科院红卫兵作战处,你们想法给我向总理那儿反映。

“总理知道以后，就派他办公室的联络员到中国科学院，把我接到中南海国务院的宿舍里面，和王震同志，还有其他一些受到总理保护的干部，住在一块。

“1968年2月份，春节刚过，一天晚上突然间有一伙穿军装的人到我家去了，不由分说，就给我带上手铐，用个吉普车，把我拉到秦城监狱关起来了。关起来以后，就对我说：你要在这儿好好地交待你的反革命历史问题。

“过了半个月以后，他们又去审讯我。我历史没有问题，所以我就给总理写了一封信，申诉我历史上没有问题。但信被截住了。过了半个来月，他们审讯我的时候，把我给总理的这封信撕碎了，说：叫你交待反革命历史，没有叫你来申诉。你给谁写信也不行，你只有交待你的反革命历史才行。我说：我交待历史可以，我没有反革命问题，我只能交待革命的历史。

“一直到了1972年，大概是10月，我爱人刘淑清同志，带着几个孩子到监狱看我去了。我把我的情况，给他们讲了讲，说：我在这里吃不饱，有时开水都喝不上；睡觉只能一个姿势，冲着那个看守的门口，晚上不准关灯；有时候写点材料，只能趴在地下写；我开始进去的时候，有半个月没手纸，大便以后，只能用手，以后才给了手纸。也没有学习材料，也看不见报纸，等等。我把我们这受虐待的种种情况都给他们说了。

“到了1972年12月，我爱人带着孩子又到那去看我。趁着看守不严的时候，我暗示她们。我用手往上比划，说给总理写封信，给总理反映，反映到毛主席那儿。

“我爱人回去以后，就找到我在外交部工作的一个女儿。她和王海容、唐闻生很熟悉，她把我的情况向王海容、唐闻生谈了谈。王海容、唐闻生她们两位就表示这不是你爸爸一个人的问题，这是许多老干部的问题，要想法给毛主席反映，你们写个材料。因此我爱人和我的女儿，就以我爱人的名义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交给王海容。随后呢，据王海容他们讲，毛主席还叫王海容、唐闻生当面给他口述我在监狱的情况。毛主席当时就批了请总理办。毛主席当时批示说：‘这种法西斯审查的方式，是谁人规定的?应一律废除。’

“总理接到这个指示之后，他是借题发挥，采取了一些有利的具体措施。他马上给公安部、交通部和国务院办公室负责人写信。信里面说：请你们联合起来办三件事。

“一、将刘建章保外就医。按他身体病状，或送阜外医院，或送工农兵医院，并通知其妻刘淑清及其子女家属去看望。”

“二、将刘建章全案结论抽出，送国务院先念、登奎同志批。”

“三、请公安部会同卫戍区将我在国务院当面提出过的要清查北京监狱待遇问题，再在年内做一次彻底清查。凡属毛主席指出的‘这种法西斯的审查方式’和虐待、殴打都需列出来，再一次宣布废除，并当着在押犯人公布。如有犯者，当依法惩治，更容许犯人控诉。

“总理还要求办好上述三件事后，要分别报来。我是最早出来的，大概是1972年12月25日左右出来的，出来后就住在工农兵医院了。此后许多老同志陆陆续续地先后都放出来了。”

刘建章：《“文化大革命”中总理对我的保护》，原载《话说周恩来》第430—433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6月版。

“十年动乱中，总理在主席的支持下，紧紧地维护了外交阵地，使外交工作尽可能地少受极左的干扰。”

·乔冠华·

“1966年到1969年，中国的外交工作基本上是处于停止状态。不是说完全停了，国家关系是不能停的，但是所有工作基本上是属于‘例行公事’的东西。一个最能说明问题的例子，就是当时我们在国外有50个左右的大使,全部调回,只留下一个,就是驻开罗的黄华大使。所谓调回来，大部分是使馆的造反派闹得不可开交，没办法，只好回来。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我必须要补充一点，真正的外交是停顿了，另外一种胡闹却反而盛行起来。比如，在人家的国家里面去散发毛主席语录；请外宾吃饭，把下面的普通的外国人员请到贵宾席上，冷落贵宾，让人家站着；等等，可以说无奇不有。这是‘革命’呢！我只是举几个例子。我想，认真地研究历史的同志，应该把这些事情记载下来。因为这是经验，是反面的教训。

“我说一件事，当然我想将来还会有许多人会讲的。大概就是在1967年6月份，康生就笼统地提出来说：中国的外交是‘三降一灭’（原来是叫‘三和一少’）。那个压力可大呀！你要检查你的‘三降一灭’啊！康生当初是对着王稼祥同志的。解放初期，斯大林以一个笔名打电报给王稼祥同志，委托他为东南亚的一个兄弟党搞一个党章草案，写进了一些‘和平过渡’的字句。‘文革’中，抄王稼祥同志家时，从保险柜里抄到这份材料。康生就抓住这个把柄，说他‘三降一灭’。但是康生是个阴谋家，他故意把这个话说得含糊。后来‘三降一灭’这个帽子就扣到整个外交身上。

“那一年6月，我印象很深，是罗马尼亚的毛雷尔来访问，还有原来的国防部长。我们这边是总理、先念、康生和我接待，在钓鱼台与他们会谈。会谈完了，总理还没走，先念把我拉到一旁，说：老乔，这个‘三降一灭’压得我们没有办法了！他说，现在康生也在这，你能不能跟总理讲一讲，请康生把这句话说得清楚一点，指的是什么？因为先念那时管对外经委，也有一个外贸问题。

“当时，总理正在一个房间的卫生间洗脸，我就过去了，说：总理，刚才先念同志提到一个问题，我也有这个想法，康生提出‘三降一灭’。这样一提，我们整个外交就都被否定了，我们怎么检查，没法子检查。

“总理以很沉重的表情听我讲。我讲了以后，总理想了半天，他只是一句评论：‘‘三降一灭’，不通！’就不再讲了。这个事情我后来告诉了先念同志。但总理也没办法，我看总理处境非常困难。‘三降一灭’虽然是康生的一句话，可是闹得个天翻地覆，都否定了！话又说回来，我完全不相信毛主席会有任何的话。我下面还要讲这个问题。

“当时在林彪、江青、康生、陈伯达这批人的鼓动下，外交部的极左思潮，那是嚣张到了极点。真正严重干扰外交工作的时期，大概是在6、7、8这三个月。6月是‘三降一灭’。到7月份，是外语学院的一部分所谓‘造反团’包围外交部，就在老团中央前面的林***安营扎寨，把外交部前后左右的门统统封起来，谁要进去，他们就要查。从7月中旬起一直搞到8月。”

“外交部机关原在老外交部街，就是李鸿章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那个地方。因为1966年邢台发生了一次地震，那个房子太老了，总理考虑非常周到，说房子要是倒了，引起对外工作的损失那就太大了。所以就让我们搬到老的六国饭店。是1966年3月份搬的。7月底到8月初，造反派就实际上把外交部几个负责人抓起来了，姬鹏飞一个，我一个。高峰的标志是王力的‘八七’讲话，这是举国皆知的。

“1967年七八月间，发生了最严重的干扰中央外交路线的事件。当时外交部的同志概括起来，叫‘三砸一烧’，砸了3个大使馆：一个缅甸大使馆，一个印尼大使馆，一个印度大使馆。什么叫‘砸’呢？就是带了一批人去冲，把人家的国旗撕烂了，把国徽往下扔。这种事情，在历史上义和团时期单是一件，人家就可以跟你交战，宣布断交。按照国际法，使馆是属于他国的领土，他国的权力所在，怎么能随便跑到那去胡闹呢？！最严重的是，在北京造反派中有一个‘批陈联络站’，他们鼓动一些人，带着汽油，冲到英国驻华代办处，放火烧英国代办处。这件事是在‘王八七’讲话以后，在大礼堂搞了‘批陈大会’后干的。大概是8月22日。外交部的党组到了七八月份实际上已经瘫痪了。造反派进驻外交部，还进一步正式封闭部党委。”

“8月31日，总理先找我们处理火烧英国代办处的事情，而后找外交部的群众和干部谈话，批评这种错误的行动。总理严厉批评在外交部‘夺权’后代理‘外交部长’一职的那个人，说：你最近到处讲话，散布‘打倒刘、邓、陈’的口号，你这样做等于站在对抗中央的地位。现在，国内的极左思潮和极左行动，已经影响到我们的外交工作，损害了我们的国际信誉。

“关于这一段，毛泽东同志有斩钉截铁、毫不含糊的评论。根据我的记忆，他大概最早是两次跟外国人谈话谈到这个问题。有一次好像是跟斯诺的谈话，1970年12月份最后一次谈话，说：中国的外交大权旁落了三个月。这些极左分子是反革命。这话是毛主席讲的，就指的是‘三砸一烧’、夺外交部大权、封闭部党委这些事情。这一点，实事求是地来看，毛主席在这个问题上是不含糊的。我看很多人耍两面派，在他面前是一套，背着他是另外一套。

“从1967年9月份起到年底，外交部兴起一个批极左、揪坏人的运动，这同各个单位的情况不一样，因为是总理、主席直接过问的。以后，外交部党委重新开始工作，工作开始正常化。我想，整个‘文化大革命’长达十年，极左思潮对外交部的干扰主要就在这一段。”

“‘文化大革命’中，极左思潮对外交工作的干扰，都是那些所谓的造反派在林彪、江青、康生、陈伯达、谢富治他们的煽动下搞起来的。王力他哪里有那么大的胆子？！当然有人支持他。他们这些人都是看眼色、看形势的，是仗势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