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

2010年3月，这是我第二次到南京访问。前一天在上海参加第一财经《头脑风暴》节目，谈了“丰田会不会完蛋”的问题，晚上感受了一下上海夜生活。本打算早点出发，但晚上喝酒喝得太多了，9点钟才起床，只买到动车组93元的无座票。在我坐的车厢里，到处都是解放军南京军区的军人，带着许多行李，应该是刚刚在外地受过集训的吧。这一场面仿佛让我进入《南京！南京！》里的场景。

作为一个日本人，来南京还是感觉到一种压力的。这跟在香港因听不懂人家说的话而感到的压力不同，而是看不见摸不着的政治压力。不过，我还是很喜欢南京这个文化很深厚的古都。

能够享受当地的地铁文化是一种幸福。南京的地铁很干净，很整齐，建造的水平很高。从火车站坐到玄武门，走到充满文化风味的湖南路，边上看到了“凤凰广场”。据说，这里的“凤凰国际书城”是南京最大的书店之一。我从未遇见过如此具有文化味道的“新华书店”，有点像北京的“光合作用”那种感觉。

走进跟书店挨着的星巴克。有没有星巴克通常是我判断中国城市发展的重要标准。我跟平时一样：“本日中杯带走”。有点帅气的年轻男服务员看到我后表示惊讶：“你是经常上凤凰卫视的加藤嘉一吗？”昨晚的酒精依然没有缓和过来的我勉强说“是”。小帅哥说：“昨天我还看你在《锵锵三人行》谈房子来着呢，我给你大杯吧！”我腼腆表示谢意。

这哥们儿很不错，南京大学大二的学生。他四个月前开始在那打工，一个月平均打100个小时，薪水为一小时10元，一个月赚1000多，唯一特权是干了4个小时可以自己倒杯咖啡喝。他是通过星巴克店长和区经理的面试成为“星巴克人”的。我问：“像你这样边上学边打工的大学生多吗？我一直在北大鼓励学生去麦当劳打工，但没什么效果呢。”他说：“不是特别多，一部分吧。我是因为很喜欢星巴克的气氛，所以过来上班学习学习，可以接触到课堂里学不到的东西，天天在学校里太闷了。”我表示敬意，“小伙子不错，也可以顺便跟老外客人锻炼英文是吧？一举多得啊。”他笑着说：“哈哈，是啊！您这样说很像电视里的风格呢！”我很开心，下决心再鼓励北大学子走出校园，到麦当劳、星巴克等社交场所去打工。社交是从小“被洗脑”的中国大学生，尤其是自以为是的精英分子最为缺乏的本事。

第二天早晨，我去参观抗日战争纪念馆。上次本来想去的，但正好装修，没能进去。装修后的纪念馆是免费的，很干净，以黑色和灰色为基调色彩，感觉很“黑暗”。“300000”绝对是纪念馆宣传的重中之重，也是爱国主义教育的核心思想。南京事件的遇难者的人数在两国之间，甚至两国国内始终存在争议。突然想起，最近由两国政府来主导的“中日共同历史研究会”发表研究报告，对于南京的“数字问题”表示求同存异的精神，即日方明确承认“南京事件”的史实，对于饱受争议的“数字问题”，双方就尽可能避免政治化，让两国的历史学家依靠时间和交流逐渐缩小差距。

进去就看到了南京沦陷的短片，日本兵在大喊“举国万岁”。纪念馆利用当年各种图片、工具、报纸、影像等描述日本侵占南京，屠杀无辜平民的事件与过程，其中有中国幸存者的控诉，也有日本侵略者的见证。这对我来说是一次充实知识、重新思考的好机会，我尽量站在加害方日本兵和受害方中国人的立场，客观冷静地向战局提出“假设”。假设日本文官能够控制军方失控，假设日本没有打败沙皇俄国，假设中国近代以来成功实施百日维新等等，虽然我深知，后人对历史永远是不能说假设的。

走出纪念馆，逐渐恢复平静。纪念碑前，我穿着正装，打着领带，端正姿势，闭着眼睛，鞠躬，献花。谨代表个人，对于我国曾经发动的错误战争表示反省，对于遭受巨大伤害的中国老百姓表示歉意，并祈祷中日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

长安

2010年5月某日晚上23点，我抵达西安咸阳机场，坐机场大巴花了大概一个小时的时间走了40公里。到了钟鼓楼，依然很繁华。中国的夜生活很丰富，跟日本不一样，日本的夜生活是上班的延伸，而中国则是一种抛开工作的、不受干扰的、随心所遇的独立空间。中国百姓掌握着怎么把不满和郁闷释放出来，真令人羡慕。

西安是人口超过700万的大城市，很时尚很现代，年轻人早就把麦当劳和星巴克视为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钟鼓楼附近的回民街也好，沿着城墙的西安胡同也好，都令人闻到古老的味道。在回民街吃的菠菜面是6元，酸梅汤是1元（比北大校园还便宜）。这里既是吸引游客的景点，也是居民经营生活的场所。古今东西，西安似乎把传统和古老保存的比北京更完美。

毕竟是五一假期，人特多，上午没做什么，下午去看了《东风雨》，还挺好看的，我很喜欢谍战片。傍晚打车，走二环去东门，参观了张学良将军公馆，复习了一下当年的历史。西安事变对中国来说是扭转局势，实现了国共抗日的转折点。周恩来等中共代表到西安与张学良等和平谈判，决定国共合作。参观历史的古迹，思考历史的继承，受益匪浅。

下午5点多，走到东门，买了40元的门票，爬了城墙。西安古城墙位于西安市的核心地带，是唐代长安城的皇脉之地。城墙呈长方形，周长1374公里，我跑了两圈。从城墙上面能看到城墙内西安百姓的日常生活。傍晚的阳光让我感到很舒服，最喜欢这个季节的这个时光。

我享受了想象的幸福感：盛唐时期到首都长安朝贡的日本遣唐使是抱着什么样的心态看待这个无法抵达的邻邦的？怎么学习无法可比的大国的？西安这个古城，居民依然保持着自古以来的生活状态——不着急，不勉强，顺其自然。

祖国的前辈拿着贡品去朝拜中国皇帝，吸收长安的制度文化。中华文明对日本人来说一直是令人崇拜、嫉妒的对象。鸦片战争后，中国被西方列强瓜分，成为半殖民地化的国家。日本打赢清朝政府，也打败了俄国，开始傲慢了。过去始终服从于老师的学生，其实力超过了老师之后，更是老师因自己原因衰退之后，产生无法控制的使命感，试图替老师抵抗西方列强，维护东方人的尊严，解放亚洲，是否很正常呢？

随后的历史很清楚了，日本占领了台湾、满洲，采取了错误的国策，把势力范围扩张到中国全国各地，还屠杀了无辜的生命，结果战败，最终没能向老师好好表现学生的实力。老师和学生的关系，往往是这样吗？

香港

2010年1月上旬，我第一次从广州进港，为的是参加凤凰卫视的节目。我曾去过香港，但是从北京飞过去的，没有从陆上进去过。从广东东站坐和谐号，到了深圳的罗湖，到处能看到往香港的标识，原来大陆和香港是这么近的。周末人多，平时还好。

上火车到了新界的大埔墟站，22港币。扑面而来的空气，车站的布置，电梯、楼梯等的连接，出站后的风景，便利店，星巴克，am等几乎与日本相同。香港使用繁体字，我都看得懂，只是那些服务员说得基本都是广东话，只好用英语沟通。最近去香港的大陆人特别多，香港不断被“内地化”，在地铁里播放着广东话、普通话、英语三种语言。但能用普通话正常沟通的人并不多，这点出乎我的意料。

那天是跟评论员何亮亮先生做《新闻今日谈》，主题是美日安保50周年和日本民主党面临的内政困境。节目前，我们也不怎么准备，随便聊天。何先生把几种报纸拿来给我讲解，《苹果日报》和《东方日报》是两大竞争者。香港700万人口，报纸有超过30万的发行量已经很不错了。香港的报纸，风格太独特了，有着浓厚的娱乐味道，到处都是八卦。那天的头条是反高铁，就是大众反对立法院通过法案修建广深港高速铁路，报纸刊登了众人围堵立法院，示威、抗议的场面，图片相当显眼。何先生基于评论的需要同时看着电视了解动态，场景特别生动，但播的是广东话，我听不懂。在香港，媒体拍摄也好，采访也好，没人管的，办起来的报纸，报出来的报道，什么都有，乱七八糟。我觉得，香港媒体对新闻的尖锐和敏感远远超过日本媒体，值得敬佩。只是因为报业已经相当娱乐化了，很难追求深度或严肃性，但这也反映着大众的需求，入乡随俗就是了。

有一次节目拍得很晚，无法回广州，于是坐地铁到中环，感受一下香港的夜生活。到了着名的酒吧街兰桂坊，虽然是周二，却相当热闹，本地的外地的，白种人黑种人，比比皆是。坐下来点了啤酒，没过多久，几个香港小姑娘过来叫我一起喝洒跳舞。东京涩谷的风格，我很不适应，小聊了一会儿便离开了。在便利店买了几瓶啤酒，走到港口，坐在椅子上享受夜景，这才是我喜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