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崛起有不少可供借鉴的经验。美国的国内制度对世界有极大的吸引力，它在很多方面继承源自英国的自由主义理念，如市场经济、确保公民财产、自由贸易和民主政治。和老牌殖民帝国不同，美国没有庞大的殖民地，因而主要利用自身辽阔的幅员和相对庞大的人口，也就是主要利用内需支撑自身的经济发展。美国曾经推行过贸易保护主义，特别是在20世纪30年代，这种以邻为壑的贸易政策对美国自身和世界都造成很大的伤害。但是，成为超级大国后，美国大力奉行自由贸易政策，带头敞开自己的国门，以自己强劲的内需为世界上一系列国家的发展提供第一推动力，也是不争的事实。受益于美国强大内需的有德国、日本、“亚洲四小龙”和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要指出的是，和中国不同，其他经济体在由美国提供外需作为第一推动力后，很快转到主要依赖自身内需的轨道上。可是，中国由于制度障碍，却变得越来越依赖外需，下文再加以分析。

全球化和内需的关系

当年世界之所以走上全球化道路，是因为一些有远见的小国的本国资源不足以支撑自身的充分发展，因而走上调动全球资源的道路。但是，如果认为全球化就是利用其他国家的资源，却漠视本国资源和人力，或让本国的资源和人力受到各种制度性的束缚，是违反全球化的本意的。其结果是该国的大量资源和人力必然无法分享全球化的好处，同时该国变得日益依赖外需。所以，为了最大限度地实现全球化的好处，不但要破除妨碍国际间自由贸易的不合理的规章制度，而且要破除影响国内要素自由流动的不合理的规章制度。

中国现行的土地制度和户口制度严重影响中国的土地市场和劳动市场的发育，不公正地向城市转移巨额农村土地财富，恶化中国的城乡分配，抑制中国的内需成长，使中国无法形成统一的国内市场。结果，中国既没有真正穷尽在劳动力上的比较优势，也没有真正挖掘规模经济的全部潜力。一方面，农村仍然有几亿剩余劳动力得不到充分利用，处于隐性失业状态；另一方面，只有东部沿海地带融入全球化，中西部地区由于制度性原因无法完全融入全球化，所以中国的规模潜力受到极大的约束。

中国变得越来越依赖外需，和世界的各种摩擦必然日益上升。世界对中国的汇率政策、对外部资源的巨大胃口和对中国国内市场的开放程度是有各种疑虑的。各国对中国的内需迟迟不能提升也是疑虑重重的。

利用内需发展经济要求具有以下条件：

收入分配比较合理，较快形成庞大的中产阶级，为本国产品提供日益广大的市场；

要使收入比较合理，一定要帮助要素市场发育，不但可以提高资源配置效率，而且可以增加居民来自要素资产的收入；

这就要求允许公民拥有各种包括土地在内的要素，对他们的要素的产权加以严格的法律保护；

允许所有的要素平等而自由地流动，以便实现自身价值的极大化。

中国的和平崛起取决于对现行世界经济秩序的态度

为了使中国的比较优势和规模经济得到真正的体现，为了不但以世界工厂的身份利用全球化，而且力争早日成为世界最大的开放市场，对全球化作出更大的贡献，中国应该：

尽速培育要素市场；

尽速废除户口限制，实行国民待遇均等化；

彻底改革土地制度，使土地市场成长起来，代替现行的行政配置土地的机制。

使整个中国，特别是其中西部，和世界经济融为一体，以实现自身的比较优势和挖掘规模经济的全部潜力，以此对世界经济特别是对不发达经济的繁荣作出更大的贡献；

对已有的世界秩序尽量融合而不是挑战。

这样，城市化成本可以大大下降，服务业可以快速发展，中国丰富的劳动力通过比较优势的发挥得到充分利用，实现农村劳动力的充分就业。同时，通过同各国进行资本密集、技术密集和知识密集产业内的分工和贸易，充分发挥中国的规模经济，使规模报酬递增的潜力充分实现，加快自身的技术和知识的进步。这样做，必然会为世界提供越来越大的市场而受到世界的欢迎。

计划经济是中国历史“最坏的时期”？

杨帆（中国政法大学教授）

从历史角度和可持续发展的角度重估我国的计划经济，克服历史虚无主义，不仅有历史和理论意义，也有现实意义。本文把计划经济重新定义为“工业化原始积累的三种方式之一”，从新的角度进行考察，得出新的结论，特别是我们国家建设的积累方式，在道德上远远高于西方的掠夺方式，这对于打破西方话语霸权，促进中国文化崛起，是十分重要的。

是谁要把我国计划经济定义为“历史最坏时期”？

目前国内对我国28年来的计划经济长期存在着“妖魔化”倾向，许多官方文件和领导讲话、报刊传媒、教科书、学术著作只谈“改革开放28年以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是中国历史最好时期。在各种场合，丑化和否定计划经济的言论不计其数。经济学家说计划经济没有效率、预算软约束、平均主义大锅饭、人民极其贫穷、依靠票证生活，说计划经济违背比较利益搞赶超战略完全失败，开放创新依靠外资进行技术升级，说国有企业是产权虚置，应分给私人，或者干脆就分给有权力的人；政治学家说计划经济下没有人权，以权力消灭社会和个人自由，不让农民出村子；社会学家说毛泽东不计划生育，误增四亿人口；大家一致批评这28年不搞经济只搞政治运动，把国民经济搞到崩溃的边缘。

中央党校的党史专家说，新中国成立以来只有两个时期经济好，一个是1957年以前，另一个是改革开放以后，这是公开的学术和政治语言。还有不计其数的私下谩骂，说毛泽东是专制大暴君，什么好事也没干，除了“左”倾就是“左”倾，称为“中共左祸”；说农民相当于国家农奴，最近山西揭露出来的奴工事件，其实就是计划经济时期的普遍现象；说“大跃进”饿死3000万人，国家还集中财力搞原子弹；说志愿军对抗美国不值得纪念；说革命不如改革，改革不如改良，历史上所有革命都是以暴易暴，越搞越糟，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是近代中国人的两个病灶；说社会主义进入中国完全是历史错误，等等。

总之，否定计划经济28年，已经成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所谓“精英铁三角”的共识，是新自由主义和民族历史虚无主义思想体系的一部分。其认识论根源是：我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换，经历了长期激烈的思想政治文化斗争，改革开放的逻辑起点就是彻底否定计划经济，否则似乎就没有合法性。其理论误导之一就是：把计划经济与“大跃进”、“文化大革命”混为一谈。其实“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不仅否定市场经济，也破坏了计划经济，它们的错误来源于毛泽东本人的一些特殊想法，与计划经济体制无关。其利益背景则是最重要的：改革开放以来的既得利益集团把毛泽东时期和计划经济定义为历史最黑暗时期，把改革开放以后定义为历史最好时期，是为了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禁止中国人民对近年来出现的各种问题进行反思，用一位“著名主流经济学家”的话说就是：现在无论出什么问题，也比计划经济时期好。这样的“标准和规则”建立起来了，谁反思改革就是反对改革，谁主张调整利益格局谁就是要复辟计划经济，宁要腐败和分裂，不要回到毛泽东时代。这样，他们的既得利益就有了合法性。这样下去，目前中国各种问题都无法真正解决，直至出现社会分裂和经济崩溃为止。

计划经济的真实意义与成就

说计划经济时期就真正是工人农民当家做主，说国有制度就真正是全民拥有了生产资料，能够超越商品货币的历史阶段，直接进入共产主义，是一种理想主义的说法，或者是我们共产党人的信仰系统。如果把信仰与科学混同，强制推行理想主义，就必然要犯“左”倾错误。我国计划经济在推行过程中有很多失误，再加上毛泽东同志特殊的理想主义与实践，“左”倾就更加厉害，这在1978年底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已有结论：承认计划经济积累太高，国强民穷，国家对老百姓的消费有历史欠账，要补欠账，集中精力搞经济；承认计划经济时期权力过于集中、民主太少，而“文化大革命”则是一场历史浩劫。这样的结论成为改革开放的逻辑起点，但并不意味着就可以全盘否定计划经济。如果开始新阶段就必须彻底否定旧阶段，那么以后改革开放也会被否定。这恰恰就是一种“革命”思想，而不是改良思想；改革之所以不同于革命，就在于它不是否定与割断历史，而是尊重传统，按照历史延续性的逻辑发展。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都是在一个国家内一个政党和政权的领导下进行的，难道就没有延续性？

实际上，计划经济时期的积累率高达30％，在排除了经济波动因素以后，有效年经济增长率至少在10％以上。更加主要的经济成就不在总量而在结构。西方主流经济学所鼓吹的比较利益和自由贸易，并不能使中国富强。自洋务派以来中国致力于工业化与现代化，从官办、商办到官督商办都试过，百年来结果如何？到1949年中国工农业产值的比重是1∶9，工业只占10％。制度学派解释为官商结合的腐败所致，实际上根本原因是没有强大的国防，18401945年这105年间中国没打过胜仗，帝国主义把不平等条约强加给中国，关键的经济条款是5％的低关税，美国却长期实行46％的高关税，相差40个百分点，无论什么样的产权和所有制，都不能与外国竞争。

计划经济的真正历史意义在于，它是资本原始积累的一种方式。由农业国变成工业国需要资本原始积累，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道路，先发资本主义国家依靠侵略和掠夺，后发国家则有依附型和独立型之分。自由贸易不能强国，依附型发展对于中国这样的大国来说，实际结果是不发展，帝国主义也不让我们发展。在共产党武装斗争取得政权以后，必然依靠国家力量实现工业化。

在生产力非常落后、与帝国主义交战被封锁禁运的条件下，中国毅然拒绝依附型道路，决定依靠国家力量实行内部积累，创造动态比较利益。建立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作为工业化的一种原始积累方式，比侵略型道路道德水平高，比依附型道路速度快。计划经济的实质是依靠政权力量强行压低消费，把积累率提高到30％以上，成为工业化资本积累的源泉，中国人民为之付出两代人的牺牲，在28年内走完了西方资本原始积累200年的道路，完全没有对外掠夺，无论道德评价还是历史评价都是站得住的。

集中力量做大事，是计划经济的优越性，如果不是当年趁美苏争霸之机我们牺牲洋房汽车首先拥有原子弹，等到现在政府税收充裕了，美国霸主还能让我们研究原子弹吗？计划经济时期中国利用国家的组织力量，比较彻底地消灭了传染病，修建了基本的水利工程和基础设施。

1978年工农业的实际比重大约是5∶5，一个独立而强大的现代工业化体系已经建立起来，在军事工业和高技术方面，与国际水平迅速接近，19701980年10年奋斗，大型喷气式飞机研制成功。人均国民收入达到300美元，基本完成了工业化原始积累。计划经济体制适于积累不适于经营，转向市场经济也是历史必然，只不过历史规律不能自动实现，而是通过人的活动才能实现，人的活动就充满着矛盾和斗争。因为“文革”后期政策极端“左”倾，思想极端僵化，因此激烈的政治思想和理论斗争难以避免，这样的斗争伤害了人的感情，造成了一代人的绝对对立，理论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至今各执一词，互相否定，丧失了中国人“唯大英雄能够本色，极高明而道中庸”的传统与胸怀，或许只有新一代人才能够完成这一“超越左右翼”的思想整合。

误增4亿还是人口红利？

改革开放初期最大的理论成果是解放思想，批判“文化大革命”和计划经济，其中对毛泽东的人口政策进行彻底否定，说毛泽东“错批一个马寅初，人口误增四亿”。

令人没有想到的是，市场经济均衡论、制度学派的改革论都无法解释近年以来中国经济超过10％的增长和大牛市，窃居中国经济学主流地位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丧失了解释力和预测力，已经失语。我们需要以历史观点解释的是：中国经济在市场经济确立以后仍旧高速增长，积累率仍旧超过30％甚至更高，两种不同的体制却有相同的结果，说明在体制因素以外，还有更深层次的经济增长动力按照这个逻辑思考，我们吃惊地发现，原来是最简单的因素：人口！经济增长与人口增长完全成正比例！

18401949年，中国人口停滞于45000万左右，经济也不增长。计划经济实行28年，经济增加8倍，人口增加4亿；改革开放28年，经济又增加8倍，人口又增加4亿；到2019年左右，我国经济按年增7％计算，还可再翻一番，人口则到达165亿的最高峰。人口与经济的内在联系是：人口增长快则年轻人多，年轻人多则储蓄率高，储蓄等于投资，所以投资与经济增长率就高。2019年后中国人口老化，经济增长率必然下降，我们就只能依靠技术的力量了。

国际主流经济学家终于承认，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得益于“人口红利”，但他们不愿意承认其根源，这会否定他们的“市场万能论”教条。是我们国家的独立与强大并实行社会主义民生政策，才使人口猛增，在计划经济时期把他们养大成人，形成农村庞大的过剩人口大约4亿，以后才有可能在国际资本进行结构调整的新历史条件下，通过开放政策，使过剩人口与外资结合，出现出口和就业的猛增。中国以家庭为中心已进行了30年教育投资，下一阶段实现技术升级才是真正的考验。

这说明，有比制度改革更加深刻和根本的东西，中国经济增长的根本因素不是体制改革，而是国家的强大和人口的庞大与快速增长。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作为经济体制，是工业化不同时期的不同经济机制，都有积极作用，在同一时期也可互相补充。只要我们拉开历史视角，就可以看出其相互否定与激烈斗争只是特定历史时期的暂时现象，那种冤冤相报的非理性态度是非常幼稚可笑的。

计划经济为市场经济发展奠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