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19岁的毛泽东读《史记》评商鞅

作者:卢志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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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都市·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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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19-10-06 0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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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字节:4482字

1912年,湖南省立一中(今长沙市一中)始建,毛泽东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在普通(科)一班读了一个学期。在就读的这个学期里,他写了一篇题为《商鞅徙木立信论》的作文。这是迄今为止所发现的毛泽东最早的文稿。原件现藏于中央档案馆。


原文无写作时间,作文纸折缝间印有“湖南全省高等中学校”字样,作者在题下写有“普通一班毛泽东”7字。毛泽东于1912年春退出长沙新军后,考入湖南全省高等中学校,同年秋即退学自修。此文当写于1912年上半年,时年19岁。


全文如下:


吾读史至商鞅徙木立信一事,而叹吾国国民之愚也,而叹执政者之煞费苦心也,而叹数千年来民智之不开、国几蹈于沦亡之惨也。谓予不信,请罄其说。


法令者,代谋幸福之具也。法令而善,其幸福吾民也必多,吾民方恐其不布此法令,或布而恐其不生效力,必竭全力以保障之,维持之,务使达到完善之目的而止。政府国民互相倚系,安有不信之理?法令而不善,则不惟无幸福之可言,且有危害之足惧,吾民又必竭全力以阻止此法令。虽欲吾信,又安有信之之理?乃若商鞅之与秦民,适成此比例之反对,抑又何哉?


商鞅之法,良法也。今试一披吾国四千余年之纪载,而求其利国福民伟大之政治家,商鞅不首屈一指乎?鞅当孝公之世,中原鼎沸,战事正殷。举国疲劳,不堪言状。于是而欲战胜诸国,统一中原,不綦难哉?于是而变法之令出,其法惩奸宄以保人民之权利,务耕织以增进国民之富力,尚军功以树国威,孥贫怠以绝消耗。此诚我国从来未有之大政策,民何惮而不信?乃必徙木以立信者,吾于是知执政者之具费苦心也,吾于是知吾国国民之愚也,吾于是知数千年来民智黑暗、国几蹈于沦亡之惨境有由来也。


虽然,非常之原,黎民惧焉。民是此民矣,法是彼法矣,吾又何怪焉?吾特恐此徙木立信一事,若令彼东西各国文明国民闻之,当必捧腹而笑,噭舌而讥矣。呜呼!吾欲无言。


当时的国文教员柳潜赞誉此文的作者年未弱冠的毛泽东“才气过人,前途不可限量”,做了如下评语:“实切社会立论,目光如炬,落墨大方,恰似报笔,而义法亦入古。逆折而入,笔力挺拔。历观生作,练成一色文字,自是伟大之器,再加功候,吾不知其所至。力能扛鼎,积理宏富。有法律知识,具哲理思想,借题发挥,纯以唱叹之笔出之,是为压题(点题)法,至推论商君之法为从来未有之大政策,言之凿凿,绝无浮烟涨墨绕其笔端,是有功于社会文字。”并批给同学“传观”。


柳潜字钧湄,为湖南湘阴人,是清朝末年的一名举子。他早年酷爱读书,颇有才华;青壮年以后目睹国运衰竭,官场腐败,遂放弃仕途,一直以教书为业,积累了丰富的教学经验。在湖南省一中,柳潜称得上是首屈一指的国文老师。自从毛泽东以头榜进入省一中后,十分爱才的柳潜,便一直对这位“头名状元”给予特别“关照”。他除在课堂上对毛泽东严格要求,细心辅导外,还利用课余时间给毛泽东讲析历代文章大家的代表之作,使毛泽东得到了系统而规范的古汉语言文字的训练,与写作水平有了很大提高。


据《史记·商君列传》所记,商君,战国时卫国人,本姓公孙,名鞅。后投奔秦国,为秦孝公所用,因破魏军有功,秦封之于商十五邑(今河南境内),故号“商君”,又称“商鞅”。商鞅在秦国推行变法之时,阻力甚多。包括秦孝公本人,开始也担心不合礼法,“恐天下议己”。甘龙等大臣更是反对。经商鞅反复争辩,才说服了他们。


接下来,为了使新法取信于老百姓,商鞅采取了“徙木立信”的办法:“令既具,未布,恐民之不信,已乃立三丈之木于国都市南门,募民有能徙置北门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复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辄予五十金,以明不欺。卒下令。”


年轻的毛泽东对商鞅的评价是非常高的,认为他是4000多年历史上“首屈一指”的“利国福民伟大之政治家”。他在《史记》中读到商鞅推行新法的史实,破题三叹。因为商鞅所推行之新法,本是“利国福民”的“良法”。其主要内容为:奖励耕织,废除贵族世袭特权,推行连坐法,废除井田制,按丁男征税,按军功授爵等。这些,在毛泽东看来,是秦国“战胜诸国,统一中原”的“大政策”。可黎民百姓却不能认识这些政策的好处,不能辨别优劣,非要统治者“煞费苦心”地用徙木立信的办法来推行不可。


在青年毛泽东看来,理想的国民,应该是看到好的法令就支持,看到坏的法令就反对。由此观之,商鞅徙木立信一事说明“吾国国民之愚”。他还由此得出结论:中国屡次遭沦亡惨境,根子就在“数千年来民智之不开”。这也反映了辛亥革命后知识界、思想界的一个共识:改造国民性。


梳理近代史,确乎如此,从洋务运动到辛亥革命的历史进程,使大多数有志之士都不同程度地认识到这个问题,船坚炮利的洋务运动不见成效,政治体制的维新运动血洒刑场,物质文明、制度文明的药方把一个古老的病人弄得愈益衰弱,人们不约而同地把精神文明当作振兴中华的新的良方。从梁启超的“欲维新我国,当维新我民”,到严复的“开民智,兴民德”,再到鲁迅的“人立而后事举”,表明这是那个时代必然引申出的共同话题。在青年毛泽东后来的一系列政治和文化主张中,从“变化民质”、改造“人心道德”入手的救国图存的思路,格外的引人注目。《商鞅徙木立信论》,正是这条思路的发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