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在品读《三国志》时，圈画批注得较多的是有关魏武帝曹操的内容，多次主张给曹操“翻案”，对曹操给予实事求是的评价。

青年毛泽东在读《伦理学原理》时，曾写过这样的批语：

吾人揽史时，恒赞叹战国之时，刘、项相争之时，汉武与匈奴竞争之时，三国竞争之时，事态百变，人才辈出，令人喜读。至若承平之代，则殊厌弃之。

这段话表达了他对乱世英雄豪杰的赞美之情。从毛泽东一生的读史实践来看，他是始终遵循着这一观点，认为“乱亦历史生活之一过程，自亦有实际生活之价值”。即使到了晚年，他最赞赏的也是那些乱世中的英雄。

三国时代是中国历史上十分动荡的乱世，也是人才辈出的时代。文韬武略曹操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是历史上罕见的政治家、军事家和诗人，也是在历代颇多争议的人物。汉末名士许劭评价他为“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后来随着《三国演义》走进千家万户和戏剧舞台上曹操造型的奸相脸谱化，使曹操的“奸雄”形象代代流传，为更多的人所认同。裴松之注卢弼集解的《三国志》也有这种倾向。

毛泽东年轻时就对曹操十分推崇。1918年8月，他路过河南，特地与罗章龙、陈绍休三人到许昌瞻仰魏都旧墟，凭吊曹操，并与罗章龙作《过魏都》联诗一首：

横槊赋诗意飞扬，（罗）

自明本志好文章。（毛）

萧条异代西田墓，（毛）

铜雀荒伧落夕阳。（罗）

诗中表达出毛泽东对曹操的钦佩之意。在毛泽东看来，曹操是中国古代少见的一位集政治、军事、文学才能于一身的人。因此，他在不同场合多次谈及曹操，并给予高度评价。

鲁迅先生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一文中说：“我们讲到曹操，很容易就联想起《三国演义》，更而想起戏台上那位花面的奸臣，但这不是观察曹操的方法”，“其实，曹操是很有本事的人，至少是一个英雄，我虽不是曹操一党，但无论如何，总是非常佩服他”。毛泽东在20世纪50年代再读鲁迅先生这篇文章的上述语句时，曾用粗重的红铅笔画了着重线，以示他对鲁迅有关曹操的看法的赞同。

建安元年（196年），曹操采纳了枣祗、韩浩等人的建议，实行屯田政策，根据“分田之术”，屯田户用公家牛耕种，公家得六成，耕者得四成；用自己的牛耕种，则对半分。“五年中，仓廪丰实”，“公私有蓄”。这个政策对恢复农业生产，支援战争，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毛泽东对此很重视。对《三国志》有关这方面的记述，毛泽东都圈点断句，多处画了着重线，有的地方，天头上还画着三个大圈。特别对曹操所说的“夫定国之术，在于强兵足食。秦人以急农兼天下，孝武以屯田定西域，此先代之良式也”一语，毛泽东密密画线，天头上还画上圈记。

建安十五年（210年）春，曹操下令征贤，提出“唯才是举，吾得而用之”的方针。裴松之在注解里，引用了《魏武故事》里记载的曹操在这年十二月所下的《让县自明本志令》。该令内容是曹操自述辗转征战的经历及许多内心活动，表明自己守义为国，并无取代汉室之意，为明此志，决定让出受封的阳夏、柘、苦三县，以解除别人的误会。卢弼的《三国志集解》除对此做了些考证、订谬外，还引述别家评语，对曹操予以许多指责，说这是“奸雄欺人之语”。曹操在令中说，自己之所以不放弃兵权，“诚恐己离兵为人所祸也”，这是“既为子孙计，又己败则国家倾危”。卢弼说这是“肝鬲至言，欲盖弥彰者也”，认为陈寿写《三国志》对这些话“削而不录，亦恶其言不由衷耳”。曹操在令中又说，自己打仗，“推弱以克强，处小而禽大”，卢弼在注里又例举他打的败仗，指责他“志骄气盛，言大而夸”。对曹操让出三县一事，卢弼在注里引别人的话说，“文词绝调也，惜出于操，令人不喜读耳”。

毛泽东对卢弼的注做了圈点，在天头上写了批语：

此篇注文，贴了魏武不少大字报，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李太白云：“魏帝营八极，蚁观一祢衡。”此为近之。

毛泽东的批语里“魏帝营八极，蚁观一祢衡”，引自李白《望鹦鹉洲悲祢衡》一诗。祢衡是东汉人，狂傲有才气，曹操没有重用他反而污辱他，被祢衡大骂。传统戏曲中有《击鼓骂曹》一出戏，说的就是这件事。相传鹦鹉洲是祢衡作赋的地方，李白在《望鹦鹉洲悲祢衡》一诗中肯定了曹操统一北方的功绩，又指出他轻视祢衡的失误。毛泽东同意这个评价，说“此为近之”，即认为李白对曹操的这种评价才比较符合客观实际。

毛泽东对曹操“不杀降”的政策也给予高度评价。《三国志·魏书·刘表传》有一段裴松之的注，说刘表初到荆州时，江南有些刘姓宗室据兵谋反，刘表“遣人诱宗贼，至者五十五人，皆斩之”。毛泽东在“皆斩之”旁画着曲线，天头上批曰：“杀降不祥，孟德所不为也。”建安三年，曹操在兖州，任用毕谌。后张邈叛，将毕谌之母、弟、妻劫去。曹操对他说：“卿老母在彼，可去。”毕谌一去不复返。后来讨平张邈，毕谌被捉，大家都为之担心。但曹操没有杀他，反而任他为鲁相。这只是曹操“不杀降”史实中的一例。曹操在对待俘虏问题上表现出的宽宏气度，确实为一般人所不及，这对他取得全局的胜利起到很大的作用，因而得到了毛泽东的赞赏。

1952年11月1日，毛泽东视察河南安阳，参观殷墟。他对随行人员说：“漳河，就是曹操练水兵的地方。曹操也是个了不起的人物。他在这进行了大规模的扩建，还在这一带实行屯田制，使百姓丰衣足食，积蓄力量，逐渐统一北方，为后来晋统一全国打下了基础。”

曹操不仅具有很高的政治、军事才能，而且还具有很高的文学艺术修养。他“外定武功，内修文学”，与其子曹丕、曹植都是中国文学史上著名的诗人，史称“三曹”。当时，在曹氏父子周围会聚了许多文人学士，形成了被文学史称作黄金时代的“建安文学”。曹操的文学作品《蒿里行》《短歌行》《碣石篇》《龟虽寿》都是文学史上的名篇。宋代敖陶孙赞誉曹操的诗说：“魏武帝如幽燕老将，气韵沉雄。”他的名句“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至今被人传诵。毛泽东很喜欢曹操的诗文。在一本《古诗源》中，作者“武帝”旁，毛泽东用红笔画着两条粗线；在《短歌行》的标题前，有毛泽东红、蓝两色笔迹画的圈记；对诗中的“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等处，毛泽东都密密地加了旁圈。

1954年夏天，毛泽东来到北戴河。据他的保健医生徐涛回忆，有些天，毛泽东在海边散步，口里总是念念有词地背诵《观沧海》：“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他还找来地图，查证出“曹操是来过这里的”。他说：曹操“建安十二年五月出兵征乌桓，九月班师经过碣石山写出《观沧海》”。也就是在这时，毛泽东创作了《浪淘沙·北戴河》这首词，词中写道：

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

这是毛泽东给曹操定论的名篇。其中，“萧瑟秋风”是对《观沧海》中的“秋风萧瑟”点化而成。

毛泽东对工作人员说：“我还是喜欢曹操的诗，气魄雄伟，慷慨悲凉，是真男子，大手笔。”

1954年7月23日，毛泽东在致女儿李敏、李讷的信中说：“北戴河、秦皇岛、山海关一带是曹孟德到过的地方。他不仅是政治家，也是诗人。他的碣石诗是有名的，妈妈那里有古诗选本，可请妈妈教你们读。”

在北戴河期间，毛泽东针对历史上对曹操的不公正评价，对身边工作人员说：“曹操统一中国北方，创立魏国。他改革了许多恶政，抑制豪强，发展生产，实行屯田制，还督促开荒，推行法治，倡节俭，使遭受大破坏的社会开始稳定、恢复、发展。这难道不该肯定？难道不是了不起？说曹操是白脸奸臣，书上这么写，戏里这么演，老百姓这么说，那是封建正统观念制造的冤案。还有那些反动士族，他们是封建文化的垄断者，他们写东西就是维护封建正统。这个案要翻。”

1957年4月10日，毛泽东与《人民日报》负责人谈话时说：“上说曹操是奸雄，不要相信那些演义，其实，曹操不坏。当时曹操是代表正义一方的，汉是没落的。”

1957年9月，毛泽东来到武汉，住在东湖甲舍。一天，毛泽东同湖北省委秘书长梅白谈起领导干部子女的教育问题。毛泽东问梅白：你记得曹操评汉献帝的话吗？梅白答道：记得。有这样两句：“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毛泽东称赞说：不错，你读书不少。现在有些高级干部的子女也是“汉献帝”，“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娇生惯养，吃不得苦，是温室里的花朵，有些是“阿斗”呀。中央、省级机关的托儿所、幼儿园、部队的八一小学，孩子们相互之间比坐的是什么汽车来的，爸爸干什么，看谁的官大。这样不是从小培养一批贵族少爷吗？这使我很担心呀！毛泽东还说，现在有些高级干部对自己的子女要求不严格。根本问题是要自己带头，要严于律己。毛泽东问梅白，你的孩子要坐你的车吗？梅白说，我不给坐。毛泽东又问，你是怎么办的？梅白说，三个姑娘老实些，不敢上，两个男孩子上来，我就把他们从车上推下去。毛泽东说，这样好，应当推广你的经验。并且指出，有的领导干部让自己的子女跟着去北京、上海开会，这样很不好。他特别指出，高级干部的子女不管好，总有一天要犯罪的。

1957年11月2日，毛泽东在莫斯科访问。当晚，他请胡乔木、郭沫若到住处一道用餐，边吃边谈中，毛泽东首先提起《三国演义》的话头，他们夹叙夹议，谈得很热烈。毛泽东忽然转向翻译李越然，问：“你说说，曹操和诸葛亮这两个人谁更厉害些？”李越然一时不知如何回答。毛泽东说：“诸葛亮用兵固然足智多谋，可曹操这个人也不简单。唱戏总把他扮成个大白脸，其实冤枉。这个人很了不起。”

1958年8月中旬，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召集各大协作区主任开会，他在会上说：我们与劳动者在一起，是有好处的。我们感情会起变化，影响几千万干部子弟。曹操骂汉献帝“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是有道理的。毛泽东以这则故事来告诫领导干部不要脱离群众，可谓恰到好处。

1958年11月，毛泽东在接见河南安阳县委书记时谈到曹操，他说：“曹操这个人懂得用人之道，招贤纳士，搞‘五湖四海’，不搞宗派。他还注意疏浚河道，引水灌溉，发展农业生产。”同月20日，毛泽东在武汉召开的座谈会上又谈到曹操，他说，《三国演义》和《三国志》对曹操的评价是不同的。《三国演义》把曹操当作奸臣来描写，《三国志》则把曹操当作历史上的正面人物来叙述。他还说：曹操是天下大乱时期出现的“非常之人”、“超世之杰”，可是因为《三国演义》又通俗又生动，所以看的人多，加上旧戏上演三国戏都是以《三国演义》为蓝本编造的，所以曹操在旧戏舞台上就是一个白脸奸臣。这一点可以说在我国是妇孺皆知的。“说曹操是奸臣，那是封建正统观念制造的冤案。”“现在我们要给曹操翻案，我们党是讲真理的党，凡是错案、冤案，十年、二十年要翻，一千年、二千年也要翻。”

当时的史学界闻风而动。郭沫若、翦伯赞等历史学家纷纷发表文章，从而在1959年形成了一股为曹操翻案之风。1959年8月11日，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又说：曹操被骂了一千多年，现在应恢复名誉。从此，曹操被恢复了历史名誉，京剧舞台上的曹操，在眉心添加了一红点，以示是好人。

1959年2月，毛泽东读了《光明日报》上发表的翦伯赞写的《应该替曹操恢复名誉》一文后说：“曹操结束汉末豪族混战的局面，恢复了黄河两岸的广大平原，为后来的两晋统一铺平了道路。《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不是继承司马迁的传统，而是继承朱熹的传统。”

毛泽东甚至注意到了曹操的养生之道。1961年8月，他向因病休养的胡乔木推荐曹操的《龟虽寿》一诗，说：曹操诗云：“盈缩之期，不独在天。养怡之福，可得永年。”此诗宜读。1963年12月，他又写信给因病休养的林彪推荐《龟虽寿》，说：“此诗讲长生之道的，很好。希你找来一读，可以增强信心。”

1975年，毛泽东对北京大学女讲师芦荻说：汉末开始大分裂，黄巾起义摧毁了汉代的封建统治，后来形成了三国，这是向统一发展的。三国的几个政治家、军事家，对统一都有所贡献，而以曹操为最大。司马氏一度完成了统一，主要就是他那时打下的基础。

1976年，毛泽东为了说明在实践中才能增长才干的道理，还举了曹操没有上过大学的例子，把曹操和孔子、秦始皇、朱元璋并列。

毛泽东要为曹操翻案，也非是一意标新立异，而是尽量做到实事求是，有功说功，有过说过。

1966年3月，在杭州的一次小型会议上，毛泽东说：曹操打过张鲁之后，应该打四川。刘晔、司马懿建议他打。刘晔是个大军师，很能看出问题。说刘备刚到四川，立足未稳。曹操不肯去，隔了几个星期，后悔了。

建安八年，曹操曾下令说：“《司马法》‘将军死馁’，故括之母，乞不坐括。是古之将者，军破于外，而家受罪于内也。自命将征行，但赏功而不罚罪，非国典也。其令诸将出征，败军者抵罪，失利者免官爵。”毛泽东读到这里，批道：曹操亲率大军攻吴，“赤壁之败，将抵何人之罪”？这就明确指出赤壁之败，是曹操的一个重大失误；又未自罪，可见言不由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