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读《二十四史》，最喜欢读人物传记，而在人物传记中又特别留意包括“上书”在内的可靠文献，并给予独到的评说。

在中国封建时代，政治文化的一个重要特点，便是文武百官向皇帝“上书言事”。早在秦汉时代，“上书”中便出现了许多奇文，此后历朝历代皆有佳作。

毛泽东对历代“上书”的作用及特点很感兴趣。他认为研读古代好的“上书”，从中可汲取政治智慧和历史经验，达到资政育人、古为今用的目的。在读《二十四史》的过程中，毛泽东对其中若干篇有代表性的“上书”，如李斯上秦王的《谏逐客书》、贾谊上汉文帝的《治安策》、马周上唐太宗书、朱敬则上武则天书、姚崇上唐玄宗书等反复，在浓圈密画或与人交谈中，发表了不少新颖独到的品评文字。

“有很大的说服力”——毛泽东读李斯《谏逐客书》

毛泽东于1959年年底至1960年年初，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曾谈到《谏逐客书》这篇文章。他说：“李斯的《谏逐客书》，有很大的说服力。那时候各国内部的关系，看起来是领主和农奴的关系，每个家庭都有自己的战车、武士。”

李斯（？—前208）是楚国上蔡（今河南上蔡）人，入秦之前，是荀子的学生。学成后，他征求了老师的意见，选择了入秦实现自己政治抱负的道路。他抵达秦国的时间，是公元前247年庄襄王刚去世、太子政（后来的秦始皇）刚即位的时候。秦王嬴政时年仅13岁，他尊吕不韦为相。吕不韦招致宾客，就将新来的李斯纳为舍人。这为李斯得以接近秦王创造了机会。李斯向秦王所献之计为：“灭诸侯，成帝业，为天下一统。”这正是秦王要实现的目标。秦王先后拜李斯为长史、客卿，听从并采纳他的建议，对他很信任。

据《史记》记载：秦王嬴政十年（公元前237年），与秦接壤的东邻韩国派了一名说客，是位水利专家，名叫郑国，来到秦国，竭力建议在关中修一条长达300里的灌溉渠（这条渠后来修成后，称为“郑国渠”，也叫“郑渠”）。

这似乎是为秦国着想的，但其本意是想让秦国把人力、物力投入这一大型水利工程上，拖住秦国，无力出兵东伐，所以根本上是替韩国着想的。

不久，这件事的内幕被捅了出来，秦国的宗室大臣们借此大做文章，纷纷向秦王反映说，其他诸侯国的人来秦做事，统统有各为其主的不可告人的目的，都是坏东西，应该把他们一个不留地驱逐出去。一时“排外”的言行形成一股势头，秦王于是也下了“逐客令”。

李斯是楚国人，当然也在被逐之列。他的《谏逐客书》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写的。

李斯的上书，开头回顾了春秋战国以来秦国历史上四个辉煌的时期：穆公用了百里奚等人，称霸西戎；秦孝公用了商鞅，变法殷富；秦惠文王用了张仪，扩大版图；秦昭王用了范雎，奠定帝业。这些智谋之士都不是秦人，而是客卿，他们于秦是有功的。

接着，李斯又以帝王所好的珍宝美女来自四方所献，不过只在于“快意当前”而已，秦的目标应该是“跨海内，制诸侯”，没有“术”怎么能成？没有人怎么能成？如果“不问可否，不论曲直，非秦者去，为客者逐”，那就等于是损害自己、资助敌国的愚蠢举动，“求国无危，不可得也”！

李斯的出发点是为秦国考虑的，就事论理，颇有气势，竟说服了秦王，撤除了已经颁发的“逐客令”。所以毛泽东赞赏这篇文章“有很大的说服力”。

毛泽东在评价此文之后，为什么又接着谈到“各国内部的关系”这一层意思上呢？因为当时毛泽东正在读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容易联想到这方面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史记》本传在引了《谏逐客书》之后，介绍了秦王重用李斯，废分封，设郡县，完成了政治体制的改革，终于实现了“并天下”的目标，统一了全国。

李斯是毛泽东比较欣赏的历史人物，他不仅协助秦王嬴政统一了天下，还建议焚书，统一文字，企图从思想领域保证秦帝国的长治久安。秦始皇统一全国后实行的一系列政策，大多出自李斯的主意。李斯不但是策划者，而且也是执行者。他从老师荀子那里学到的本事，全都运用到辅助秦始皇的实践当中去了。秦始皇没有李斯，能否最终统一全国，尚不能论定。李斯之功莫大焉！

正因如此，毛泽东于1964年8月30日谈话中说：“李斯是拥护秦始皇的，思想上属于荀子一派，主张法后王。”

不久，毛泽东还谈到过这样的意思：秦始皇用李斯，李斯是法家，是荀子的学生，荀子是儒家的“左派”。显然，毛泽东认为儒家中的右派是孔子、孟子。这种划分的依据在于，是“取法先王”还是“取法后王”，也就是说，是遵守祖宗成法还是创新变法。因为荀子的学说中汲取了法家的成分，李斯在实践上又体现了法家的精神，是“主张法后王”的，是“拥护秦始皇”统一事业的，干了一番前人没有干过的大事业，所以毛泽东要赞赏李斯和他的老师荀子。在毛泽东看来，“敢”字当头，干前人没有干过的事业，就是进步的；历史人物凡是这样做的，就应当大加肯定。

“西汉一代最好的政论”——毛泽东评贾谊《治安策》

1958年4月27日，毛泽东写信给他的秘书田家英，建议他：如有时间，可一读班固的《贾谊传》。可略去《吊屈》《鸟》二赋不阅。

贾谊文章大半亡失，只存见于《史记》的二赋二文，班书略去其《过秦论》，存二赋一文。《治安策》一文是西汉一代最好的政论，贾谊于南放归来著此，除论太子一节近于迂腐以外，全文切中当时事理，有一种颇好的气氛，值得一看。

据《史记》和《汉书》记载，贾谊是西汉人，18岁时“以能诵诗属书”闻名于世。汉文帝时，被召为博士，每次皇帝诏下让议论的问题，许多年长博士说不清楚的地方，年仅二十余岁的贾谊对答如流，才华出众。不到一年，汉文帝越级擢升他为太中大夫。

贾谊在政治上主张改革，提出改订历法、修正律令、制定制度等一系列重要建议和措施，遭到朝廷保守派权贵们的忌妒和毁谤，被贬为长沙王太傅。三四年后，文帝召他回来，任文帝小儿子梁怀王太傅。贾谊虽经历了被贬黜的磨难，但他忧国忧民之心仍然很殷切，向文帝上了《治安策》，即毛泽东所说“南放归来著此”。

毛泽东在多次讲话中，提到年轻有为的历史人物时，常常会以贾谊为例，说他在历史学和政治学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是古时的秦汉史专家，“英俊天才”。对贾谊33岁由于梁王坠马，自责“为傅无状”郁郁死去，毛泽东深表惋惜，曾赋诗感叹道：“梁王坠马寻常事，何必哀伤付一生。”

《治安策》又名《陈政事疏》，顾名思义，它是贾谊为了汉帝国的长治久安提出的政治策略。

从汉高祖到汉文帝，西汉王朝经过将近40年的统治，经济有了很大的恢复和发展，政治比较稳定，表面看是一片清平盛世。但是，目光如炬的贾谊居安思危，清醒地看到实际上潜伏的种种危机。他在《治安策》中开宗明义地说：

臣窃惟事势，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叹息者六。若其他背理而伤道者，难偏以疏举。

字里行间，流露出他对国家前途命运的深切忧虑。

贾谊对当朝权贵一味强调“天下已安已治矣”等歌功颂德、粉饰太平的说法和做法，轻蔑地批评为“非愚则谀”；说自己“陈治安之策”的动机，是因为他认为“方今之势”，无异于“抱火厝（音cuo）之积薪之下而寝其上，火未及燃，因谓之安”！

在《治安策》中，贾谊为之痛哭的是：诸侯王各据一方，相继发生淮南（淮南王刘长，是汉文帝的弟弟）、济北（济北王刘兴居，是汉文帝的侄子）之乱，企图夺取中央政权。贾谊从前朝历史和设置诸侯的沿革，分析了诸侯叛变的根源，建议：“欲天下之治安，莫若众建诸侯而少其力。”即削小诸侯领地，削弱诸侯权力。因为诸侯“力少则易使以义，国小则亡邪心”，便于统治。

在《治安策》中，贾谊为之流涕的两件事是：其一，匈奴侵扰，虽封爵、和亲、馈赠金帛财物都不能缓和矛盾，边界长期处于战备状态，而皇帝未予重视和解决；其二，皇帝软弱，对边界问题不敢碰硬，本来“德可远施，威可远加”，却搞得数百里外，匈奴肆虐，“威令不信”。因此，他建议加强对少数民族的控制，严惩里通少数民族的官员。

在《治安策》中，贾谊为之长叹息的事是：其一，世风日趋侈靡，“夫百人作之，不能衣一人”，“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人民贫困，潜伏着不安定因素。其二，秦朝“遗礼义，弃仁恩”，风气败坏，导致其加速灭亡。汉朝取得政权后，秦的“遗风余俗，犹尚未改”，而“若夫经制不定，是犹度江河亡维楫，中流而遇风波，船必覆矣”。其三，对教育太子和为君之道未予重视。贾谊建议制定礼仪、纲纪、法度，使上下有所遵循。

贾谊在《治安策》中为之长叹息者本为六项，班固的《汉书》仅择其要保存了三项，其余内容已渺不可查。

《治安策》是贾谊深刻观察和分析了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状况，有的放矢地提出来的。它从历史到现实举出种种事例进行了分析，说理层层深入，有理有据，有很强的说服力。全篇文笔犀利，感情真挚。因此，毛泽东称赞说：“《治安策》一文是西汉一代最好的政论”，“全文切中当时事理，有一种颇好的气氛，值得一看”。

毛泽东评论《治安策》中“论太子一节近于迂腐”，是指贾谊主张对太子的教育，应选拔天下道德品行都很端正的人与太子做伴，使太子“生而见正事，闻正言，行正道，前后左右皆正人也”，“不使太子见恶行”。这样，太子整天和正人君子在一起便不会变坏。这种把太子放进“玻璃罩”里的教育方法，必然造成太子丧失“免疫力”，很难达到贾谊所理想的教育效果。

而毛泽东一贯主张，年青一代要成长为革命的接班人，就必须投身到革命斗争的实践中去，在大风大浪中经受锻炼和考验。毛泽东认为：“有比较才能鉴别。有鉴别，有斗争，才能发展。真理是在同谬误作斗争中间发展起来的。”“我们要提倡正确的东西，反对错误的东西，但是不要害怕人们接触错误的东西。单靠行政命令的办法，禁止人接触不正常的现象，禁止人接触丑恶的现象，禁止人接触错误思想，禁止人看牛鬼蛇神，这是不能解决问题的。”

毛泽东是以自己的这种思想观点，来衡量贾谊“论太子一节”的，所以说它“近于迂腐”。

贾谊在《治安策》中所阐述的政治主张，未引起西汉统治阶级的重视，致使他壮志未酬身先死，成为千古遗恨。

“贾生《治安策》以后第一奇文”——毛泽东品马周上唐太宗书

毛泽东在读《二十四史》的过程中，重点地仔细了《旧唐书》和《新唐书》中的《马周传》，对马周的多份“上书”都很留意，尤其对《新唐书》所载马周在贞观十一年（637年）的一封“上书”密加圈点，并给予高度评价，称其为“贾生《治安策》以后第一奇文”。

毛泽东对马周这位出身寒微，但却才识超群、深得唐太宗赏识的人物情有独钟。

马周（601—648），博州茌平（今山东茌平）人，从小孤贫好学，尤其精通《诗经》《春秋》。他早年落泊，西游长安，做了中郎将常何的门客。贞观三年（629年），唐太宗李世民令百官“上书言得失”。常何是一介武夫，不通经史，但又任务在身，无奈之下，只好请马周代笔。马周条陈二十余事，件件皆合唐太宗的心意。唐太宗感到很奇怪，因为凭常何的才具是写不出这样的“上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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