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平等并没有将诗的所有题材都破坏，而只是减少了题材的数目，但却使题材的范围更广泛了。

第十八章　为什么美国的作家和演说家总爱夸张我经常看到，美国人平时说话非常简单直接，毫无修饰，而且率直到近乎粗俗，但当他们发表富有诗意的言论时，就立即夸大其词。一篇讲稿全篇都是华丽的辞藻，当你听到他们如此渲染他们想象的一切时，你会以为他们说话总是夸张的。

英国人这种毛病不多。

我们可以很容易地找到这方面的原因。

民主社会中，所有公民都习惯于为和自己有关的一件小事而煞费苦心。但是，他们一扩大眼界，往远处看，马上能看到整个社会的巨大形象或全人类的更高大的形象。因此，他们的观念不是非常特殊、明确，就是非常一般、模糊，而在两个极端之间，则是断层。

当他们的眼界扩大，告别以自己为中心的小圈子时，他们总是期待人们向他们提供某些新奇、怪异的事物以供他们考察；基于此，他们才同意暂时把那些激励和鼓舞其生活的琐碎的事物放一边。

在我看来，仅凭这一点就足以说明一般情况下只注意自己的小事的民主国家的人民，却要求他们的诗人进行那样广泛的观察和那样夸张的描写的原因。

另一方面，这种夸张的本性是他们的作家本身具有的，所以他们自然乐于这样做。于是，作家们不断地扩张其想象力，甚至扩张过度，以致言过其实，夸饰伟大，使伟大失真。

诗人们希望以这种方法马上抓住广大读者的眼球，并使读者的视线集中在他们身上。他们的这个希望是经常能够实现的，因为读者只要求诗能够写得天马行空，既没有时间去研究诗中所写的是否符合实际，又无足够的欣赏能力去轻易地指出不符合实际的地方。结果，作家和读者都没有得到好处。

但是，我们仍然认为民主国家的诗的源泉非常好，只是不够充沛，不久就会干涸。诗人们由于不能从真实中找到塑造理想的素材，所以完全脱离真实，而创造出一些怪诞的东西。

我既不怕民主国家的诗表现不够，也不怕它和人世太近。我所担心的是它时时刻刻都有陷入五里云雾中的危险，并会由于描写毫不实际的国土而结束。我害怕民主国家诗人的作品满篇都是无意义的和互不相关的说教，充斥华丽的辞藻和怪诞的描写。

我也害怕这些诗人的奇谈怪论，有时会对不起现实世界。

第十九章　略论民主国家的戏剧当一个贵族制国家的社会和政治情况的革命开始涉及文艺界的时候，首先受到影响的一般都是戏剧，而且这种影响总是显而易见的。

看戏剧的人，感情大都不受控制地随着演出而起伏。他们在观剧的过程中没有时间仔细体味剧情，也没有时间和比自己高明的人讨论剧情。他们根本不想压制自己身上开始产生的新的文学兴趣。他们还没有弄清楚这种新兴趣之前，早已向它低头了。

作家们能及时发现大众的爱好在悄悄地倾向于什么方向。于是，他们也悄悄地使自己的作品转向那个方向，而他们写的剧本，在还未通过上演来预示革命行将来临时，就已推动了革命。所以如果你想预测一个走向民主制度的国家的文学发展，你只要研究它的戏剧就好了。

除此之外，贵族制国家文学中最富有民主精神的部分就是剧本。在所有的文艺享受中，观剧是最容易使群众得到满足的。不需要准备或研究，人们就能欣赏戏剧。不管你持有什么偏见，不管你多么无知，你都会被戏剧深深吸引。当一种还是雅俗参半的精神享受的爱好开始在一群公民中流行起来的时候，很快他们就会被推向剧院。经常进入贵族制国家剧院的观众，没有属于贵族阶级的。贵族制国家中，剧院是唯一能使上层阶级与中下层阶级接触，并觉得可以不听取中下层阶级的意见也能容许发表意见的场所。剧院也正是使博学之士和有教养的人总是难以防止群众的爱好追随自己的爱好，也总是难以防止自己被群众的爱好所吸引的地方。因此，上层阶级常常在剧院里订包厢。

既然贵族阶级都不能阻止人民群众进入剧院，那么，我们就很容易知道，一旦法律和民情承认民主的原则，不分等级，大家在智力和财产上的差距减小，上层阶级连同它的世袭财产、权势、传统和安逸生活消失，人民群众在剧院中占据统治地位就是必然的。

因此，民主国家的人民对文艺的爱好和从事文艺活动的本性，最初在戏剧方面显现；而且我们可以推测，这种爱好和本性，将十分有力地渗透到戏剧中。贵族制度在文艺写作方面订立的清规戒律，将一步步地、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地改变，也可以说这种改变是通过了合法的手续的，而它在戏剧方面订立的清规戒律，则将由人民高调地推翻。戏剧可以明显地反映出民主文艺内在的大部分优点和几乎全部缺点。

民主国家的人民，并不十分重视才学，罗马和希腊的光辉过去根本没放在他们眼里，只单纯欢迎作家讲他们自己，也就是要求作家只描述当下。

因此，如果在舞台上经常出现古代的英雄和故事，而人们又显示出十分忠实于古代传统，就足以肯定民主的阶级还没有对戏剧发生支配作用。

拉辛在他的《布里塔尼居斯》的序言中，对儒尼叶被他作为侍奉女灶神维斯塔的一名贞女来进行艺术加工这件事，进行了十分谦逊的辩解。他依照格利乌斯的记述说：“那里禁止收小于6岁和超过10岁的女孩。”我认为如果他在今天写这个剧本，决不会为这样的错误自咎和辩解。

这个事实不仅让我知道了那个时代的文艺的情况，同时让我知道了那个时代的社会情况。一个民族已处于民主制度之下是决不能以民主戏剧的存在来证明的，因为正如我在上面指出的那样，即便在贵族制度下，舞台也会受人民的民主爱好影响。但是，整个社会是贵族制度的却足以用贵族的精神完全控制戏剧来证明；而且可以大胆断言，那个有学识和有教养的阶级不仅领导着作家，也对公民和政务发号施令。

当戏剧的创作和演出被贵族控制时，贵族们几乎总是以自己的文雅爱好和高傲气质为出发点去判断人的本性。他们喜欢有一定社会地位的人物出现于舞台，因为他们对这些人物最感兴趣。他们认为，不仅一定的善最值得重现于戏剧，甚至一定的恶也值得如此。至于除此之外的一切，他们都对其不屑一顾。他们进入剧院，也像到其他地方一样，只愿意同大领主们交谈，在演出当中也只会感动于王公们的悲欢离合。他们所持的这种态度还在剧文的体裁上有所表现。他们希望一切都与他们的腔调相符，因此随意给剧作家规定某些台词。

因此，戏剧经常是只描写人的某个侧面，有时甚至演出了脱离人的本性、根本不存在的东西，也就是有些东西超越了人的本性、不符合人的本性。

在民主社会里，观众就没有这样的偏爱，也很少有贵族的那种对除此之外的一切不屑一顾的反感。他们喜欢舞台上重现的耳闻目睹的各种人间百态：不同出身的人物，各种的感情和各式各样的思想。因此，民主社会的戏剧比以前更真实、更通俗易懂和更感动人了。

当然，民主社会的剧作家有时也可能脱离人的本性，但他们这样做的目的与他们的前辈不同。由于他们过于希望活灵活现地重现当代的小人物、小事和某些人的特点，从而忽略了对人类的一般特征的描写。

当民主的阶级控制戏剧的时候，无论是戏剧题材的选择，还是对题材的处理剧作家都是可以自由决定的。

在民主国家的所有文艺爱好当中，戏剧的爱好与人的本性是最相符的，所以戏剧的作者和观众以及演出，在民主国家，都是与日俱增的。作者和观众非常之多，而且又分散在各地，所以不可能采取同样的办法，让他们服从同样的规则。首先是有太多的人评论戏剧，他们互不认识，各有自己的观点，要他们作出一致的评论是不可能的。如果说民主制度的实施只是使文学方面的规则、章法普遍松弛了，那么在戏剧方面，可以说民主制度把这些规则和章法全都废除，而任凭每个作家和每个观众去各行其是了。

我在前面的有一章里论述过民主文艺的体裁和技巧，这种论述也同样适用于戏剧。我们在路易十四时期剧评家对当时的戏剧作品所作的评论时，对于某些地方感到惊奇。那就是：观众特别重视情节的真实性，要求剧中人的举止要与他本人的性格相符，不能做出使人难以理解或无法解释的动作。另外，我们也会惊奇于下述事实：当时人们十分重视语言的表达形式，剧作家会因为合词上的一点小毛病而受到责难。

由此看来，路易十四时期的人太过重视在舞台上表现不出来，而在书斋里细读剧本时可以体味的细节。要知道，虽然戏剧作品的主要目的是演出，而它的主要作用则是感动观众。但在路易十四时期，一些人往往既是戏剧的观众，也是剧本的读者，他们看完演出后，便请剧作者到家里，当面加以评论。

在民主时代，人们只是到剧院去听戏，并不剧本。坐在剧院里的观众，大部分是去寻求感情的刺激，而不是去追求精神的享乐。在看戏的过程中，他们不想听到华丽的戏词，只希望看到热闹的演出。只要剧作家能够正确地运用本国语言，使其通俗易懂，剧中人物能够引起观众的兴趣和共鸣，观众就满足了。观众知道戏完全是虚构的，看完戏后，他们马上又回到现实。戏剧的文体并不十分重要，因为在演出的过程中，你发现不了它是否遵守了这方面的规定。

再说剧情的真实性问题，如果让剧情与事实完全相符，那往往就没有新奇、突然和急转直下可言了。因此，剧作家不看重真实性，而观众也容许如此。观众的心只要能被你写出的戏打动，他们是不会理会你使用了什么方法的。即使你没有遵守戏剧的规则，但观众感动了，他们也不会责难你。

美国人一进剧院，我方才所述的种种特点就会被他们清晰地表现出来。但是，应当指出，至今美国人到剧院去看戏的人仍然不多。不错，40多年来，美国的戏剧观众人数和演出次数都增加了很多，但人民对于这种娱乐仍然持有审慎的欢迎态度。

我在前面已向读者交代了造成这种情况的特殊原因。但为了唤起读者的回忆，我要再补充几句。

创建美国最初几个州的清教徒，不仅反对各种娱乐，而且对于戏剧有一种特殊的恐惧。在他们心中，戏剧是一种可憎的消遣，所以戏剧的演出不会出现在清教徒的精神占有支配一切的地位的任何地方。初期移民的这种观点深深地影响着他们后代的精神。

另一方面，对戏剧艺术的发展至今还在产生不利的影响的，还有美国人的规规矩矩的生活习惯和死板严肃的民情。

在没有巨大的政治变动，而男女一谈上恋爱就会不经挫折而轻易走上结婚道路的国度，戏剧的题材是不可能出现的。从周一到周六天天忙于赚钱，而周日去礼拜上帝的人，戏剧的女神也与其无缘。

只举一个事实，就足以证明在美国人们是不太欢迎戏剧的。

美国的法律允许公民在一切方面有言论的自由，甚至有信口开河的自由，但剧作家不得不接受一种检查制度。只有经过市镇行政官员的许可，才能够演出戏剧。这个事实清楚地表明，全体人民和个人对戏剧的态度是没有差别的。全体人民和个人非常热心地对待他们的主要关心对象，而千方百计地阻止他们不爱好的对象的侵入。

在一切文艺当中，只有戏剧与社会的现实情况的关系是最繁杂和最密切的。

如果有一场重大的革命使民情和法制在两个时代之间发生了变化，则前一个时代的戏剧决不会适于后一个时代。

人们仍然可以前一个时代的伟大剧作家的作品，但不会观看前一个时代观众所写的戏剧。过去的剧作家只能靠他们的著作而让后人铭记。

某些人的传统爱好，人们的好奇心和好胜心，以及某演员的精彩表演，可能使贵族时代的戏剧在民主时代上演、兴起一段时间，但不久以后，就会自动消失。这不是被人们推翻的，而是被人们抛弃的。

第二十章　论民主时代历史学家的某些特有倾向贵族时代的历史学家，总是把一切历史同某些个人的独特意志和性格相联系，喜欢将重大的革命归于一些并不重要的偶然事件。他们能凭借非凡的见识找出一些微小的原因，但对一些比较重大的原因往往视而不见。

而与他们完全相反的就是民主时代的历史学家。

在他们大部分人看来，个人对人类的命运几乎没有影响，而少数公民即使能影响也不能影响全民的命运。但是，他们却把所有的特殊的微小事实用一些普遍的重大原因去解释。我们完全可以理解这种对立的倾向。

当纵观世界舞台时，贵族时代的历史学家首先看到的是少数的几个正在舞台上表演的主要演员。这几个站在舞台前面的主要人物，深深地吸引了他们的视线，使他们目不转睛地盯着这几个人。他们专心去研究这几个人的一言一行的隐秘动机，而对其余的一切毫不关心。他们因为对于某些个人的重要性非常重视，所以就想将个人可能发生的影响扩大，自然而然地就要用一些个人的个别行动去解释群众的普遍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