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国家的人少怀大志的主要原因，是使他们每天忙于致富的努力过于激烈，而不是他们的财力微薄。他们竭尽全力把精力都用在做一些平凡的事情上，这就迅速地束缚了他们的能力，限制了他们的视野。他们也许会变穷，但奋进之心不会减弱。

民主国家少数的富裕公民，也还是会符合这个规律。一个得到权势并一步一步累积起财产的人，在长期辛苦中会养成自知节制和办事谨慎的习惯，以后也不会丢掉这个良好的习惯。人们像扩建房屋那样随心所欲地依次扩大自己的胸怀。

也可以对这样人的儿子这样说。不错，做儿子的生来就是家境富裕的，但是他们的父母也曾经历过贫苦日子。他们打小就在父母的感情和思想的影响下长大，以后也很难摆脱这种影响。所以，我认为他们在继承父母的财产的同时，也继承了父母的习惯和思想。

与之相反，显赫一时的贵族子孙变得贫困之后，倒可能表现出很大的雄心壮志，因为贵族阶级的共同精神及其传统观念只能使他们可以暂时地忍受现实的处境。

令民主时代的人很难立大志去完成宏伟事业的另一个原因是：在他们有完成这项事业的能力之前天年已尽。帕斯卡尔曾说过：“出身名门的一大好处，是一个人在18岁或20岁时就能达到另一个人在50岁时达到的地步，这使他便宜了30年。”而民主国家的人一般没有这样的30年来实现他们的宏图伟业。平等让每个人将自己的能力用于取得所有平凡的东西，妨碍了他们迅速地壮大自己。就像在其他制度的社会里一样，在民主社会里也只有少数人可以达到巨富；升官和致富的大门均衡地向所有的公民敞开着，但全体公民的平均前进速度一定是缓慢的。因为看来有志参加这样的竞赛的人都是一样的，很难从中选定某些人且又不违反平等原则（民主社会奉之为最高法律）。因此首先想出的解决方法，就是让所有的人同步前进，且全体通过考试。

随着人与人越来越没有差别，平等原则日益稳步地深入到整个民情和制度，升级的方法规定得越来越死，而升级的速度也越来越慢；迅速升到某一显赫的地位会变得更难。

因为大家都憎恨特权，不愿意参加竞选，所以所有人不管能力如何，都得在同一个筛子上被筛选，全部都要经过许多预备性的小小训练或实习，导致浪费了自己的青春，自己的想象力也消失了。因此，他们对自己有能力充分享用他们有望得到的好处而就不抱希望了，等到他们终于有能力做出一番大事业时，也就早已失去了兴致。

说到中国，身份不但是很平等的，并且这种平等有着悠久的历史；经过科举考试，一个人就可以由一个官职升迁至另一个官职。这样的考试与官位的晋级是息息相关的，关于这种考试的思想，则早已深深植根在中国的民情之中。我记得我读过一本中国，其中的男主人公虽然历经多次失败，但终于因金榜题名触动了女主人公的芳心。在这样的氛围中，人们几乎不可能不怀有巨大的野心。

在这里我就政治问题所说的一切，也同样适用于其他问题。不管在何处平等都会产生相同的效果。凡是不依法管理或规定官职晋升的国家，实行考试制度也会产生这样的效果。

所以，在组织得很好的一个民主社会里，大而快的晋升是很少见的。这样的晋升只能是常规中的例外。它的这个特点甚至让人忘记了它是罕见的现象。

这一切民主时代的人终于渐渐了解了。时间长了之后，他们发现立法者给他们规定了一个不会受到限制的活动范围，他们可以在这个范围内轻易地向前迈步，但没有谁能奢望快速晋升。他们能够看到，在他们和他们的最终的远大目标之间，有很多小小的、必须一个一个地、慢慢地加以克服的障碍。这个前景时常使他们望而生畏，从而挫败他们的志气。因此，他们放弃了这种渺茫而遥远的希望，转而寻找离他们比较近的享受，这个享受虽然不太高但是容易得到。法律并未限制他们的前途，是他们自己缩小了目标。

我曾说过，胸怀大志的，在贵族时代远远多于在民主时代。我还要再补充一点：在民主时代，即使有不顾这些障碍而怀有大志的人，其表现也会有所不同。

在贵族时代，志向的前程常常是远大的，但是它的范围是早就规定好了的。在民主国家里，志向的范围往往比较狭小，但是却可以突破，而且一旦突破，可以说就不会受到任何的限制。因为民主国家的人民力量比较薄弱、经常变动和各自为政，而且在民主国家，法律容易改变，先例的作用也不大，所以对于新鲜事物的抵制力量是很小的，而社会本身既无坚强的组织又无强大的权力。因此，当一些野心人控制了一切权力时，他们就敢于为所欲为；而当他们失去权力之后，他们便会想方设法把国家搞乱，以便重新掌权。

因此，在民主社会，人们在政治方面的雄心大志往往具有革命和暴力的性质，而在贵族社会却很少出现这种情形。

在民主国家里，一个人最初通常有很多十分合理的小志向，然后从此衍生出一种强大的但是欠缺明智的欲望。远大而有节制的与自己的条件相适应的志向，民主国家的人几乎都没有。

我曾在本书中的一个地方指出，平等以某种隐秘的力量使只顾眼前的热情和追求物质享受的激情控制了人心。这种热情和激情混入了希望上进的情感，也可以说希望上进的情感染上了它们的色彩。

在我看来，民主社会怀有奋进之心的人，还不如其他社会的人对未来的规划和利益的关心，因为他们只顾现实，现实耗尽了他们的所有精力。他们宁可迅速地完成非常之多的小事情，也不愿意去做少数几项能够名垂后世的宏伟事业。他们爱荣誉少于爱成功。他们向人提出的最重要的要求是服从，他们最喜欢的则是统治。而他们的行为举止，几乎总是表现得没有他们的社会地位应该表现出的那般高雅。在拥有巨额财富的时候，他们往往表现出极其低级的趣味，在握有最高权力的时候好像只是为了方便享受粗鄙的、小小的乐趣。

我以为，在我们这个时代，必须洁化、调节和引导人们的奋进之心；而污化和过分抑制人们的奋进之心，则是非常危险的。应该努力预先为它规定不得逾越的极限，也要防止太过限制它在允许的范围内发展。

我要承认我对民主社会的担忧，主要是它的平凡，而不是人们欲望的过大。所以，我觉得最可怕的是：人们在一直忙于琐碎的私人生活的小事当中，让奋进之心失去了它的崇高目标和推动作用；人们的激情没有昂扬也没有低落，结果却是使社会一天天走向看来很安宁却缺乏大志的状态。

因此我认为，想使公民们躺在非常平静、单调的幸福上睡大觉的现代社会领袖们的想法将是错误的；他们应该让公民们经常做一些艰难的事业，以便为他们提供大显身手的舞台，激发他们的奋进之心。

道德家们常常埋怨，骄傲是现代人的主要恶习。

在某种意义上，这样说是对的，因为事实上没有一个人认为自己比别人差，没有一个人愿意服从他的上司；但是，从另一个意义来说，这么说又是极其错误的，因为同一个人可能既不愿意享受平等的地位，又不愿意忍受从属的地位，但他可能会自卑，认为自己只能享受通俗的乐趣。他不敢涉足高大的事业，甚至连想也不想，自愿止步于平凡的欲求。

正因为如此，我不觉得应该让与我们同时代的人学习谦逊，而是希望他们用更高的标准来要求自己和他人。我认为对他们来说，谦逊是无益的，最缺少的应是骄傲。

我宁可让出我们若干小小的美德，来换取这个恶习。第二十章　关于某些民主国家里的求官谋禄问题在美国，一个公民有了一些财源和一些知识之后，就会去经营工商业来致富，或买下一块有林木的荒地来开垦。他对于政府的要求，只是不干扰他的辛勤劳动，以保证他能够获得成果。

在大部分欧洲国家里，当一个人开始感到自己能够实现自己的愿望时，他首先想到的就是当官。对于同一个原因产生的这两个不同的结果，值得我们在这里稍停片刻进行研究。

当公职的位数不多、经常变动且待遇不高，而经营工商业门路很多且可以赚钱时，平等的思想就每天都在制造急于求成的新的欲望，会使人不去政府当官，而全去经营工商业。

但是，如果等级已经平等，人们有羞臊心理或知识尚不完备，而已发展到尽头的工商业只能向人提供缓慢而困难的生财之道时，公民们就要蜂拥到政府首长那里去求助，而不想依靠自身的力量来改善处境。在他们看来，尽管用国库的钱来让自己的生活变得舒适不是唯一的办法，至少也是使他们摆脱非常不称心的处境的最可靠和最容易的办法。于是，求官谋禄便成了最常用的歪门邪道。

实行中央集权的大君主国家，情况尤其如此。因为领取薪俸的官员在这样的国家里人数很多，他们的生活有充分的保障，以至于人人都想得到一个官职，并想犹如享有父母的遗产那样安安稳稳地一直当官。

不需要我言明，这种过分和普遍的求官热是社会的一大弊端，它使行贿与钻营在全国成风并且也在腐蚀公民的独立精神，它还在毁坏光明正大的美德；更不需要我指出，这样的歪门邪道只会产生有害的结果，扰乱国家而无所裨益，这一切都是不言而喻的。

但是，我也要指出，政府鼓励这种倾向会使自己的安定遭遇危险，甚至自己的生存都可能遭到厄运。

我知道，在我们这个时代，人民往昔的那种尊敬和爱戴国家政权的感情正在消失，当权者却可能认为必须从本身的利益出发对每个人加紧控制，并且觉得利用人们的激情使他们遵守秩序和保持沉默是最方便的办法；但是这种局面不会持续很久，而且可能会在一定的时期内出现的力量源泉，时间长久之后肯定会变成助长衰弱和动乱的主要力量。

和其他所有国家一样，在民主国家中公职人员的数量最终总有一个限度，但是追求官职的人数却没有止境，而是会有增无减地随着身份的日益平等而逐渐增加。只有在没有人的时候，它才会有止境。

因此，当希望抛头露面的门径只有公职时，政府最后必然会遭到长期的反对，因为用有限的手段去满足无限增加的需求，是政府没办法做到的。应当承认全世界中最难驾驭和控制的人就是待业求职的人。不管官员怎样努力，也无法满足这些人的要求。所以，必须时常留意这些人，他们只是为了让官位能有空缺，最后也要弄乱政府的组织，甚至改变国家的面貌。

综上所述，假如我没有弄错的话，我相信，全神贯注于由平等激发的各种新欲望并满足它的现代统治者们，最后必然会因为采用这种办法而感到后悔。总有一天他们会发现，把自己的权力用在这样的需求上是轻率的，教育他们的每一个被统治者学会自力更生的技术，才是最稳妥可靠的办法。第二十一章　为什么大规模的革命越来越少几个世纪以来，一直生活在等级制度或阶级制度下的人民想要形成民主的社会形态，必须经过一系列长期的艰辛程度不等的改革，借助暴力，在财产、观点和权力等方面相继出现多次剧变后才能实现。

在这场大规模的革命结束之后，在它期间产生的革命习惯还将长期存在，而且会伴随着一些严重的动乱。

因为所有这一切的发生都是在身份逐渐趋于平等期间，所以我们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在平等本身和革命之间存在着一种隐藏的关系和一种不外露的联系，以致两者是互相依存的。

在这一点上，推理看来是与经验相符合的。

一个国家的等级在逐渐接近平等时，就没有一种使人与人结合起来和使他们固定于所在的地位的形诸于外的联系。没有一个人有永享的权利、发号施令的权力和受人支配的境遇。但是，所有人都会发现，只要凭借些许的文化和财产，就可以选择自己的道路，并同其他人分开而独自前进。

这一导致公民们各自独立的原因，也在每天促使他们产生新的急于实现的欲望，并在不断鞭策他们。

因此，人们好像就能理所当然地认为：在民主社会，思想、人和物必将持续地改变其外貌和地位，民主时代就是急剧地和不停地变革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