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停留期间我已经注意到，像美国那样的民主社会情况，会为建立专制提供便利的条件；在我回到欧洲后发现，大多数欧洲的君主已在利用这种社会情况产生的思想、感情和需要去扩大他们的权力范围。

这让我感觉到，基督教国家最后也会受到类似于古代国家曾受到过的某种压力。

对这个问题进行的细致探究，以及五年来的深思熟虑，都没有减轻我的担心，但担心的对象却改变了。

在以前的时代，从来没有过一位专制君主强大到能够不用次级政权的协助而亲自管理一个大帝国的所有领土；也没有一位君主尝试无差别地让全体臣民一律遵守统一规划制度的一切细节；更加没有一位君主亲自走到臣民的跟前手把手教导和指挥他们。这个念头从来没有在人的头脑里产生过，即使有人产生了这个念头，也会因为知识的不足，治理方法的欠缺，特别是身份不平等带来的自然障碍，很快就停止实行如此庞大的计划。

我们知道，在罗马皇帝的势力鼎盛时期，生活在罗马世界的不同民族仍然保持各自的习惯和风俗；他们虽然被同一君主管辖，但是大部分地区实行自立管辖，拥有很多享有实权而兴旺的自治城市；虽然帝国的统治权集中在皇帝一个人手里，必要时皇帝可以独断专行，但是社会的生活细节和个人的日常生活，一般并不会受到皇帝的控制。

不错，罗马皇帝拥有巨大的权力，而且没有相应权力与他抗衡，同时他还可以为所欲为，并且为了满足自己的任性而动用全国的力量。这种情况就会使他滥用权力，蛮横地夺去公民的财产或生命。他的暴政对有些人来说是沉重的压迫，但并没有殃及大多数人。暴政只以几个重大的人物为对象，而不施于其他人。暴政是残酷的，但也有一定的范围。

由此看来，如果我们目前的民主国家出现了专制统治，那么它将具有另一种性质：它的范围虽然会很大，但它采用的方式将会很温和；它只会使人消沉，而不会直接折磨人。

我不怀疑，像今天这样既文明又平等的时代，统治者们可能比古代的任何一个统治者更加容易把一切权力集中在自己手里，使其习以为常地和无孔不入地深入到私人领域。但是容易致使专制出现的这个平等，又能缓解专制的严厉性。我们已经说过，随着人们日益趋同和平等，民情也越具有人情味和越趋于温和；当任何一个公民都没有巨大的权力和过多的财富的时候，专制基本没有出现的机会和活动的范围。如果所有人的家庭条件都处于中上水平，那么人们的激情就会有节制，想象力也不会超出常规，生活简朴而不会过分追求享乐。这种普遍性的克制也在节制统治者本人，使他的无度欲望的发作停在一定的界限。

除了这些来自社会情况的性质本身的原因之外，我还可以举出很多超出本书所讨论的范围的原因。但是我想还是不要超出我所规定的范围。

民主政府在民怨沸腾和出现重大危机的某些时刻可能变得暴虐和残忍，但是这种危险是很少见的也是比较短暂的。

只要我一想到现代人的激情不太炽烈，他们的品行温顺，知识面很广泛，宗教信仰很虔诚，道德良好，有勤奋而端庄的习惯，他们能明辨是非，我就不担心他们会受到暴君的压迫，而主要担心他们的监护人会变成他们的首领（h）。

所以我觉得，使民主国家受到威胁的那种压迫，与当代世界上出现过的任何压迫都有所不同，在他们当代人的记忆中也没有出现过这种压迫。我曾经试图用一个确切的词汇来表达我对这种压迫形成的完整观念，但是徒劳无益。专制或暴政这些古老的字眼都不适用。这是个新事物，所以在为其定名之前，就得努力说明它的特点。

我想说明这种专制可能以哪些新的面貌再现于世界。我觉得，到那时将出现无数相似而平等的人，每天为追逐心中小小的庸俗享乐而奔波。他们每个人都孤苦伶仃，毫不关心他人的命运。在他们看来。他们的子女和亲友就是整个人类。至于其他同类，即使站在他们的面前，他们也不屑一顾。他们虽然与这些人接触，但是并没有感觉到这些人的存在。每个人都独自生存，只为自己而生存。如果说他们还有一个家庭，那么他们至少已经没有祖国了。

在这群人头上，存在着一个只负责保证他们享乐和照顾他们一生的权力极大的监护性当局。这个当局的权威是绝对的，体贴入微的，极其认真且很有预见的，还十分友善。如果说这种权力是一种父权，主要以教导人如何长大成人为目的，那它最像父权不过了。但它并非如此，它只是把人永远看成孩子。它喜欢让公民们享乐，而且觉得只要设法让他们享乐就可以了。它愿意为公民造福，但是公民幸福的唯一代理人和仲裁人必须是他。它也可以保证公民安全，预见并满足公民的需求，为公民的娱乐提供便利，指导公民的主要活动，管理公民的工商业，规划公民的继承和分配遗产的相关事宜。这岂不是完全不让公民开动脑筋和操劳生计吗？

这样，公民们每日都无所事事，很少主动运用自己的意志，或是把他们的意志活动限制在极小的范围之内，让每个公民慢慢失去自我思考能力。平等让人养成了被动接受这一切的习惯，也就是强制人们忍受这一切，甚至把这一切看做恩惠。

统治者就是这样把每个公民置于自己的权力之下，并遵照自己的想法塑造他们，然后将手伸向整个社会。他用一张织有详尽的、细微的、全面的和统一的规则的密网将社会覆盖，最有独创精神和坚强意志的人们也不能冲破这张网而成为出类拔萃的人物。他并不践踏人们的意志，只采用软化、驯服和指挥的方法。他不强迫人们行动，只是不断妨碍人们的行动。他什么也不破坏，只是阻止一些新生事物。他不实行暴政，但是他限制和压制人们，使人们精神颓靡、麻木不仁和意志消沉，最后使全体人民变成一群胆小而只会干活的牲畜，而政府则是管理这些牲畜的牧人。

我一直觉得，刚才描写的这种严明的、温和的和平稳的奴役方式，可能比有些人的想象具有更自由的外貌，甚至在人民主权的幌子下可以轻易建立起来。

现代人总会受到两种对立的激情驱使：他们一方面觉得需要有人指导，另一方面则希望保持自由。这两个相反的本能哪一个都不能放弃，所以他们尽量使两者同时得到满足。于是他们想出一种具有监护性质的、无所不能的，但是需要由公民选举组成的单一权力机构。他们把中央集权和人民主权结合起来。这使他们得到了一些缓解。

他们觉得监护人是由自己选的，就可以安心于被人监护。每个人都能忍受捆在身上的锁链，因为他们看到握着链子末端的不是一个人，也不是一个阶级，而是人民自己。

在这种制度下，人民在刚刚摆脱从属地位后，由于为自己指定了主人而又回到原来的位置。

如今，有很多人很容易认可行政专制与人民主权之间的这种妥协，他们认为只有把个人自由托付给国家政权，个人自由才会有充分的保障。而我认为这样的保障并不够充分。在我看来，主人的意志永远没有服从的事实重要。

但是我并不否认，这种政体远比那种把权力集中以后交给一个没有责任感的人或团体管理的政体好得多。在民主专制的各种形式中，后一种政体肯定是最坏的形式。

当国家的首脑是选举产生的或是接受真正选举的独立的立法机构监督的时候，他所受的压迫有些时候是很大的，但是这种压迫经常是不足以使人难堪的，因为每个人在受到限制和压制以后，还可以觉得表示服从首脑就等于服从自己，而他肯牺牲其他一切正是他的意志的一种表现。

我也可以理解，在国家首脑代表国家和依靠全国人民时，削弱每个公民的力量和权力既是为国家首脑服务，又有利于国家本身的，而个人因公牺牲自己的自主权也会得到某些补偿。

所以，在一个集权的国家里建立国民代表制度，可以减少中央集权可能产生的弊端，但不能彻底消除弊端。

我完全清楚，这种办法可以促使个人参与国家大事，但很少能对私人和小事产生影响。人们忽视了自己受奴役的危险在细微的小事上尤为严重。至于我，既然看到两者不能兼顾，那就只有觉得大事需要的自由不如小事需要的自由多。

小事上的顺从每天都可以看到，而且所有的公民都能感受到。这种顺从并不让公民觉得屈辱，但是它一直限制着公民的行动，直到使公民放弃自己的意志。它使人的精神之火逐渐熄灭，心灵之光逐渐暗淡；而只是在个别情况下所必需的服从虽然很严格，但这种情况不多，而且坚决不同于奴役，它只让个别的人受苦。使公民们依附于中央政权以后又让他们去选举这个政权的代表，这是徒劳无益的；让公民们这样隆重而又仓促地和以这样少见的方式行使自己的自由意志，就会使他们逐渐失去独立思考、独自感受和自主行动的能力，逐渐下降到人类的一般水平之下。

我再补充一句：过不了多久他们就不能行使他们仅存的唯一的重大特权。民主国家在把自由引进政治领域的同时也加强了行政领域的专制，这就必然会产生一些非常奇异的现象。一些只凭常识就可以处理的小事，它却觉得公民没有能力完成，而要亲自承担起来，但在事关全国的政务问题上，它又赋予公民无限的特权。于是，它时而把主权看做玩具，时而成为主权的主人，而国家首脑的权力时而比国王的还大，时而又比普通老百姓的还小。它经过各种选举制度都没有找到合适的以后感到惊讶，但又接着去找，好像它所发现的弊端不是来自本国的政治制度，而是来自选举制度。

很难想象完全丧失自治习惯的人，能够选择好将要治理他们的人；也不应该认为处于奴隶状态的人民有一天会选出一个自由的、精明能干的政府。

我永远都觉得上层为共和制而其他部分为绝对君主制的政体是个短命的怪物。统治者的腐败和被统治者的无能，迟早会使这个怪物下台；而对自己和自己的代表感到厌烦的人民，不是创造出更自由的制度，就是很快又伏在一个独裁者的脚下（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