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群人兔死狐悲，聚集在梁乙埋府中，不免要吵吵嚷嚷，聒噪不休。梁乙埋连哄带骂，方将这些人暂时镇住。

打发了这些党羽之后，梁乙埋开始认真考虑起目前的局势来。

自从绥德之败以后，他在西夏国中的威信便日益减弱。以外戚控制国政，在西夏这种实力派林立的国家，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他以前之所以不断出兵攻打宋朝，除了满足自己的野心外，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转移国内矛盾，缓解国内对梁氏独霸朝政，治国无能的不满。并且通过战争，牢牢把握兵权，使反对派不敢轻举妄动。但绥德一败，西夏国力大损，国内对他的不满情绪与日俱增，昔日被压制的反对派，声音与胆子也一并增大——若在以前，借给仁多澣一个胆子，他也不敢派兵入兴庆府！这样潜在的力量，散布于兴庆府与各地。乃至于普通的西夏部落首领，在梁氏强大之时，并不敢有他想，但此时对梁乙埋的支持也变得犹疑起来。这些人一向只会追随强者。

如若秉常在当时果断一点，趁兵败时拿他开刀，他梁氏一族，此时有可能已在鬼门关相聚——不过当时秉常也有他的疑惧：梁氏一门两后，朝中党羽密布，而最重要的是，在平夏城作战的梁乙逋还控制着一支精兵。但饶是如此，当时也是梁氏地位最不稳固的时期。因此梁乙埋才会长期称病不朝，害怕的就是出现万一；也因此梁乙埋才不惜代价，要和辽国交好，借此稳住脚跟，并且迅速地再次将兵权牢牢握在手中。梁乙埋深知，他梁氏一门在西夏国中立足的根基，依赖的就是梁太后的威望与对兵权的掌握。

此时梁乙埋基本上已经稳住阵脚。但是他也知道，此时的情势，与兵败绥德之前，依然大不相同。缓德兵败导致梁氏势力的削弱，不是这么轻易就能挽回的。西夏国中，上至各路“诸侯”，下至普通将士，对梁氏衷心拥戴，特别是对他梁乙埋衷心拥戴的，已经非常的少，而不满的却在增加。只不过梁乙埋身兼国舅与国丈两层身份，一门两后的地位，加上经营十数年的积威，掌握兵权的实力，使得梁乙埋在表面上依然还能够维持着自己的地位。

梁乙埋也许算不上一个智者，但是精擅权术的他，对于这些潜在的变化，却非常的敏感。能在西夏残酷的权力斗争中成为胜利者，他依靠的，也并非仅仅是因为他的姐姐是太后。

西夏的局势，本来已经相当的微妙。力量的天平在改变，形成了一种新的非常微妙的平衡。但在这个时候，夏主秉常颁布了“大安改制诏”，这个微妙的局势，注定要被彻底打破。

梁乙埋完全出于一种本能，非常谨慎地应对着即将发生的变化。毕竟现在的西夏，已经不是他可以操控一切的时候了。

夏主秉常的“大安改制诏”，其实迎合了相当一部分人的期望。有实力与野心的人希望借此机会掌握权力；而关心时政的贵族酋长们感觉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他们盼望着变化，盼望西夏能中兴，虽然这一点也不妨碍他们想要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而社会的下层，则希望减税，并变得厌恶战争——哪怕是一个纯游牧民族，战争也不会只带来好处而不带来麻烦的，更何况西夏是一个半农半牧的国家，长期的战争，给社会下层带来的痛苦其实并不逊于他们给敌人造成的痛苦。战争得到的利益往往被上层侵吞掉大部分，而普通民众却要承担赋税加重，生产之主要责任由妇女老幼承担等种种恶果。“大安改制诏”的颁布，至少在精神上，给了这些人一个希望。

梁乙埋虽然并不能准确的把握住国人的想法，但是他却能直觉般地意识到一些东西。更何况有些情况他是明白的：秉常有大义的名份。

这是绝对不可轻视的。

梁乙埋权力的合法权便是因为他依附于这种大义的名份之上。一旦他失去这种名份，国内立时就会大乱。既便他并非通晓史事的人，也知道宋太祖的故事，以宋太祖在军中、国中的威望，一旦黄袍加身代周，也会面临着叛乱。他梁乙埋威望、才望、实力三者无一样比得上宋太祖，别说禅代，哪怕擅行废立，也一定意味着内战的开始。更何况还有一个宋朝在虎视眈眈。

因此不到万不得已，梁乙埋也不敢轻举妄动。

如果真要下手，就要有万全的把握控制住局面，至少也要能够控制住秉常。否则，远的不用说，耶律乙辛就是前车之鉴。辽主不过是太子，耶律乙辛还可以另立新君；但是秉常却是西夏国王，先帝谅诈唯一的儿子！如果不能控制住秉常，他梁乙埋的前途便已注定——他的势力会很快瓦解，梁氏一族在西夏算是彻底玩完。梁氏权力基础是依附于西夏王权的，他梁乙埋不会做自掘坟墓之事。

“投鼠忌器！投鼠忌器！”梁乙埋不断地自言自语着。理清思绪之后，他才惊觉，局势之复杂微妙，更出他预料。自己果真能控制住兴庆府吗？在某一瞬间，梁乙埋甚至有点怀疑，若是秉常亲自率军，究竟有多少原来他算在自己力量之内的部队，在那时候会动摇、观望，甚至是反戈。但是秉常有这种胆识么？梁乙埋一时间竟也拿不定主意了，若从之前来看，他绝无这种胆略；但若从他在大殿诛杀异己来看，却又似乎不无可能……

“终须先翦其羽翼！”沉吟良久，梁乙埋终于咬着牙，一拳砸在了桌案上。

“来人！”恢复平静之后，梁乙埋整了整衣服，高声喝道……

数日之后。

西夏王宫。

夏主秉常正与李清、禹藏花麻、文焕以及几个大臣商议着改制之事。在众人当中，李清表面上看来最平静，但是内心却最为激动。人是一种奇怪的动物，有时候会执着于一些形式上的东西，并且为之感动。睿智如李清，亦不免于此，身着汉袍的李清，竟时时有一种回归故国的错觉。许多年被人有形无形的歧视，在穿上汉袍的这一刻，似乎全部得到补偿。因此，在议事之时，李清竟然几度失神。

如是几次之后，在李清再度走神之时，秉常终于发觉了李清的异样。

“李将军？”

李清几乎被吓了一跳，回过神来，忙应道：“臣在。”

“卿无碍吧？”秉常狐疑地望了他一眼。“莫非府中有何事？”

李清见连文焕与禹藏花麻等人都不禁侧目而视，不由大觉尴尬，忙找了借口，回道：“谢陛下关心，臣家一切尚好。臣是在思虑一些事情。”

“哦？是何事值得如此？”

“臣在想，改制诏颁布有些时日了，各地统军、头领、节度使、知州的态度，也应当明了了……”

秉常点了点头，却微怒道：“至今未收到一份奏表。”

文焕在一旁插道：“此事不足怪。兴庆府附近，要么是梁国相门下，要么心存观望。待沿边几个军司表示支持的奏折一到，这些人的奏折，自然就递进来了。后至之诛，他们岂能不惧？”

“状元公说得是，我曾听过这‘后至之诛’四字，似是个典故吧？”秉常点头称是，又感兴趣地问道。

“确是典故。说的是大禹大聚诸侯，有最后至者，即斩之，以立威天下。陛下改制，当法先王，立威信以行天下。”文焕郎声说道，全然不顾李清已经微微皱眉。

秉常却连连点头称是，赞道：“大禹为上古圣王，果然值得后世效法。他斩了后至者，从此他若有征召，则诸侯自然无不争先。其能成千秋之业，岂是偶然？！”

文焕笑道：“陛下闻一而知三，真英明之主。”

秉常听到这话，更加高兴，笑道：“今我等改制，亦当效法先王。若能使那些庸庸碌碌的官员知道害怕，则自然令行禁止，改制可成，中兴可期！我日前诛杀野利诸人，正是为此！”

李清在心里叹了口气，正要劝谏，方待开口，却听到一人冷冰冰地厉声说道：“若是我不肯着汉服，皇帝是不是也要给我‘后至之诛’？！”

伴着这声音，内侍尖锐的唱礼声响了起来：“太后驾到——”

众人连忙跪倒迎驾，齐呼：“太后千岁！”

李清偷眼打眼，却见梁太后满脸怒容，正盯着夏主秉常与文焕，似乎恨不得把他们的心都挖出来看看。一个内侍则满脸尴尬的侍立在身后，显然他是被梁太后命令不要通传，结果却被梁太后听到这番议论……李清又将目光移向梁太后，却见梁太后两道锐利的目光向自己射来，他连忙低下头去。

却听秉常站在那里，陪着笑说道：“母后说笑了。”

“我可不会说笑！”梁太后冷笑道，在内侍搬来的椅子上坐了，又说道：“在朝中连诛三个大臣，我还敢说笑么？天下谁不知道皇帝杀伐果断！”

“那三人违抗君命，原也该杀。”秉常不敢看梁太后的眼睛，只是低着头回话。

“果然不愧是一国之君！”梁太后冷笑道：“皇帝长大了，连祖宗都不放在眼里，原也不必把我这个老妇放在眼中。‘原也该杀！’哼！”

“孩儿岂敢。儿子这也是为了祖宗基业。”

“若果真为了祖宗基业，便不当如此草率！”梁太后厉声斥道：“我们本是胡人，穿着这汉人的袍子，便是背祖忘宗！同样的话，我已和皇帝说过很多遍——这汉袍一旦穿上，十年之后，大夏便无可战之兵，党项有灭族之祸！当年北魏孝文帝的教训，你便一点也不记得么？”

“太后此言差矣，孝文帝之时，北魏强盛一时，北魏之乱，是因为他儿子不争气，祸生萧墙而招外侮，否则尔朱荣之流何足成事？这如何能归咎于孝文帝改制？”文焕伏在地上，沉声反驳道。

“你是何人？！敢这般和我说话！”梁太后盯着文焕，骂道：“都是你们这帮奸臣惑君乱国，把好好一个皇帝带坏了。”

“太后……”禹藏花麻小声唤道，想劝解几句。

梁太后却早已开口骂道：“禹藏花麻，你不好好劝皇帝走正路，也要跟着他们胡来么？你可也是胡人。”

禹藏花麻连忙把头缩回去，不敢再说话。

殿中顿时一片沉寂。

梁太后的目光扫过众人，指着文焕，冷冷说道：“这人是宋朝降将，无父无君之徒，岂可倚为腹心？来人！立刻将此人赶出宫中，从此以后，若见此人踏入宫中一步，便取他头来见我！”

“母后！”秉常急道：“文焕确是忠臣，绥德之时，他有救驾之功……”

“正是念他救驾之功，才没有立斩他。”梁太后的话里，有不容置疑的权威，她又将望着秉常，道：“皇帝亲政了，爱做什么，也只能由得你。这江山社稷，是祖宗辛苦打下来了，终不能丧在外人之手。嵬名荣是几朝的元老，忠厚可靠，这御围内六班直，自今日起，划出一半归他直接统领。他本是御围内六班直的老统军，让他指挥，也指挥得动。”

“这……”秉常与殿中众人，听到这话，连脸色都变了。

梁太后环视众人一眼，冷笑道：“难不成还有人离间我们母子，皇帝你疑心我要夺兵权不成？”

“孩儿决无此意，只是兹事体大……”

“御围内六班直，你母后我当年也指挥得动！我若真要夺你兵权，一道手书，便能将六班直全部调走，用不着这么扭扭捏捏。我是信不过你身边这帮人！”梁太后目光逼视秉常，其中竟隐隐有几分嘲讽之意。不过梁太后这话也不算吹嘘，她不比一般女子，带兵打仗，权谋手腕，无一样没做过。以西夏宫廷斗争的血腥，其胜利者又岂会是泛泛之辈？

秉常在梁太后的逼视下，终于无视李清、禹藏花麻等人心急如焚的神情，退缩了，“是，儿臣谨遵母后懿旨。”说出这句话，秉常身子一软，几乎要感觉要瘫了一般。李清等人，脸色尽皆如锅底一般黑沉。

梁太后举手之间，便夺走御围内六班直一半武力的完全控制权，虽说这部分武力本来也不是秉常在任何时候都能指挥得动的，但对于李清诸人来说，始终是一次巨大的挫败。而文焕被梁太后一句话就赶出王宫，更是明白无误的告诉着秉常，究竟谁才是这座王宫真正的主人！但让人奇怪的是，一向坚决反对改制的梁太后，这次却并没有在这个问题上纠缠，反而表现出了一点态度软化的迹象。不过，这一点，对于被挫折感笼罩的秉常等人来说，却没有注意到。

踌躇满志的秉常，甚至还没有开始真正改制，就遭遇了第一次挫折。在这个时候，兴庆府的严冬，似乎都成了一种不祥之兆。

不过，这种沮丧看起来只是暂时的。

很快，仁多澣就给秉常打了一剂强心针。在“大安改制诏”颁布一个月内，以仁多澣为首，四五个实力派的军司统军，以及部落首领，陆续将自己支持改制的奏折送到了兴庆府。有了做第一个的人，许多人对梁乙埋的顾忌就少了许多，后面陆陆续续，各军司的统军们，全部送来了支持的奏折。

终于，在大安四年快要过去之前，西夏的各路“诸侯”们，也许是出于真心的支持，也许是出于政治上的投机，也许是出于恐惧“后至之诛”，担心野利拿等人的命运在自己身上重演，总之，是一个不落的表达了他们对改制的支持。

大安改制，在名义上，终于成为了“顺天下之望”！

时间永远是最大的。宋朝的熙宁十一年，夏国的大安四年，很快就过去了。宋夏之间的战争，眼看着就过去了一年的时间。一年的时间，对于善忘的人来说，已经可以忘记他们不想记住的事情；但对于另一些人来说，耻辱却并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消减。

熙宁十二年的正月，宋朝与西夏，从表面上来看，除了西夏派出使者向宋朝皇帝拜贺正旦以外，双方都是在为各自的事情毫不相干地忙碌着。

宋朝在正旦的大典之后，由鸿胪寺卿正式告知辽使，宋朝决定接受了辽国的请求，双方在对方京城，互设常驻使节，辽国由此成为自高丽国以外获准在汴京常驻使节的第二个国家。这件小小的事情，实际上传达了很多的信息：此时的宋朝，正在渐渐变得比以往更加自信，也更加开放。

不过，此事由鸿胪寺卿来传达，却也意味着对石越主导的官制改革的修订——当年官制改革之时，规定鸿胪寺负责藩属、国内少数民族、海外殖民地之事务，而不在朝贡体系之内的国家，如对辽国的外交事务，则归于礼部。这种设置本是石越试图打破朝贡外交的一种尝试，今后的宋朝必将面临更宽广的世界，虽然宋朝当之无愧地处于当时人类文明的顶峰，但是并不意味着其余的文明只能葡伏于它的脚下，古老的朝贡体系在石越看来，本就有修正之必要——正视你的竞争对手，什么时候都不会错。而宋朝本来就视辽国为平等的“大国”，朝贡体系在这里已经开了一道缝，因此石越便想巧妙的加以利用。但很快，宋廷就发现了其中的不便：当时与宋朝交往的国家，仅仅只有辽国是宋朝认为可以平等相处的国家，其余诸国，连注辇国这样的天竺强国，都被习惯性的纳入了朝贡体系之内，虽然对海外更加了解的宋廷心知肚明那并非大宋的藩属，但传统思维却没那么容易改变。至于对世界的了解日益增深之下，被宋朝许多士大夫承认可以与辽国相提并论的近西及泰西诸国（石越《地理初步》之地理概念，大抵西夏以西至中亚，称为西域，西亚至东罗马帝国称为近西，东罗马帝国以西，则为泰西），却并未与宋廷发生直接的官方交往，因此自然也被选择性的忽略了。在这样的情况下，礼部主客司就显得特别的清闲，也特别的刺眼，朝野上下几乎一致同意这是一个“冗司”，终于，这个机构在熙宁十二年走到了它的尽头，宋廷首先决定将其事务全部并入鸿胪寺，在一个月后，就正式宣布裁撤主客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