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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的三月，草木已经发出新芽，但空气中依然还有着丝丝寒意。

这是熙宁十三年的三月四日的傍晚。距离西夏己丑政变，已过去了一个月。因为文焕与仁多保忠成功逃过梁乙逋的追杀，在十余日后到达静塞军司的控制区，于是正月己丑日兴庆府发生政变、夏主被幽禁的消息很快就传了出去。仁多瀚立即向西夏十二监军司派出使者通报此事，但是这位西夏国地方诸侯中的强者，却非常的谨慎，并没有立即站在与梁氏誓不两立的位置上。这一点，出乎许多人的意料。

仅仅在仁多瀚得知政变部分事实的两天后，大宋陕西路安抚使石越的公案上，就摆上了一份有关西夏政变详情的情报，这份情报同时以金字牌递发枢密院乃至御前，以宋朝的驿传体系，可以保证最多四五日之后，这份情报能够摆在大宋皇帝的御案之上。因为熙宁十三年正月二十五日是己丑日，所以宋朝的这份情报称当日西夏发生的政变为“己丑之变”。到了二月底，京兆府的《秦报》不知道通过何种渠道得知西夏政变的消息，卫棠亲笔撰文，头版头条冠以“己丑政变”之名，各大报纷纷转载，袭用此名，从此无论宋辽夏，不分官民，都称西夏之政变为“己丑政变”。

当然，怎么样称呼西夏发生的事情，只是无关紧要的小花絮。

宋朝的两个敌国都不安稳，但是一个让汴京的君臣们高兴，一个却让汴京的君臣们担忧。在西夏，汴京看到了千载难逢的机会；在辽国，耶律濬却势如破竹——这位大辽的皇帝是如此得到民众与兵士的拥戴，他大军所到之处，百姓杀掉守吏，士兵杀掉将领，纷纷投降反戈，即使得到宋朝民间的“走私者”相助，杨遵勖也毫无作为可言，只是被吓得躲在大同府的高城之下，苟延残喘。耶律濬将大同围了里外三匝，杨遵勖的倾覆，指日可待。

辽主的胜利，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刚刚办完曹太后丧礼的赵顼与他的臣子们的神经。

一辆简陋的牛拉三厢四轮车，在夕阳余辉的照耀下，停在宜君县驿馆之前。

“各位官人，宜君驿到了。”一个老迈的厢兵车夫朝车厢唱了个无礼喏，大声招呼道。车帘掀起，七八个旅人弯着腰陆续走下驿车。

“咦？有怪物！”突然，驿馆前一个小孩子大声叫喊起来，几个驿吏、铺兵慌忙抄起身边的诸葛弩跑了出来，四下张望着，一面大声问道：“在哪里？在哪里？”他们虽然只是不教阅厢军出身，但毕竟是吃过兵粮的，胆气比旁人壮上几分。

一个十二三岁的小孩子从一辆骡拉驿车后露出半个头来，指了指刚刚从驿车下来的一个人，怯生生地说道：“在那里……长毛怪……”

众人循他手指望去，原来却是个蕃商，不由都松了口气。一个驿吏笑骂着走到小孩身后，轻轻踢了他屁股一脚，啐道：“什么长毛怪，胡人都不识得？让你来帮忙挣点小钱，可不是让给俺惹祸。还不去做事？”

那孩子见着众人表情，已知必不是怪物，但心中却依然害怕，不敢去看那个蕃商，转身一溜儿就跑了。那个驿吏朝着小孩的背影又啐了一口，走到刚刚下车的旅人跟前，躬身笑道：“乡下人少见多怪，各位官人莫要见怪才是。”又特意走到蕃商跟前，用半生不熟地官话问道：“不敢请问这位客倌如何称呼？”

“敝人阿卡尔多。”阿卡尔多现在已能说得出一口地道的汴京话。他这是第一次到大宋内地游玩，因为丝路断了很久，内地宋人极少见到泰西人种，进入陕西境内后，他就经常被人误认为怪物，这等尴尬，他早就习以为常，倒也并不介意。

“原来是阿……阿官人，”驿吏终于没有弄明白阿卡尔多的名字，打了个含糊过去了，又笑着向阿卡尔多道了个歉：“小孩子无知，方才多有得罪，还请不要怪罪。”

“不知者无罪。”

蕃商口中冒出一句文绉绉的话，驿吏反而吓了一跳。不过，在宜君县，他这样的驿吏也算是见多识广之辈，当下又寒喧几句，便热情地招呼着这些客人进驿馆休息。从驿车上下来的旅人，多半却各自散了，只有三四人，随着驿吏走进驿馆。

宜君县的驿馆从外观上看，如同一座大院子，空间宽阔，内里陈设十分精致。宜君县原本只是一个中等规模的县，最初隶属于坊州，熙宁间司马光主持合并州县之后，坊州撤罢并于鄜州，从此宜君县成为鄜延地区最南的县城，处在连接延州与京兆府长安之间的官道之上，也是陕西路驿政网中重要的一个城市。它距南面的同官县九十里，距北面的中部县（原坊州城）六十里。水运上远远不如中部县发达，甚至也不如同官县，但是依靠通过宜君县的官道，却也使得商旅渐渐增多，连带着商业也繁荣了许多。宜君县的驿馆与同官、中部两县的驿馆每天拂晓时分，都有一趟驿车分别驶往对方的城市，到傍晚时就可以返程回到各自的城市。此外宜君县还有一趟驿车连接县内有着矾矿场的升平镇。

随着军制改革的顺利推进，在石越的力主之下，借着军事上的大胜带来的边境压力减轻，宋朝彻底改变了以往分兵防守处处虚弱的痼疾，进一步完善了边防体系。以前的“军事路”虽然被废除，但是却在陕西与西夏的边境，又设置了延绥、环庆、秦凤、熙河四个“行营”（“行营”比“军事路”更加完善，它完全与民政等方面脱离了关系，只是一个纯粹的军区机构），由长安为四大行营的总后方——这样的设置，实际上是石越与枢密院博弈的结果，四大行营依然归安抚使司节制，但是行营都总管与行营监军都虞候分别由枢府、卫尉寺指派，这样既保证石越在陕西的权威，又减少了宋朝对于藩镇割据的担心。

而与此同时，一支支整编完毕的禁军开始进驻各大行营。至熙宁十三年西夏国己丑政变之时，节制延州、绥德、鄜州、保安军的延绥行营，除了振武军第三军、种古的云翼军以外，又有新完成整编的振武军第二军、神锐军第三军进驻，于是在延绥行营，禁军步军达到四万二千众，骑军达到一万零八百骑。此外还有两个神卫营，以及屯田的沿边弓箭手、部分教阅厢军、蕃兵。因为对横山的攻略，许多横山部落内附，种古与刘舜卿上书奏请依嵬名山之旧例，将这些部落中的一部分，迁到绥州境内沿河的空旷地区居住，半耕半牧，朝廷再加以恩信抚之，使之成为大宋之助力——宋军可以随时从中征召超过一万人的蕃兵，这些蕃兵，平时不需要朝廷花一分钱，打仗之时，只要付给他们厢兵的薪俸就足够，虽然不足为以万世法，做为一时之权宜，却是非常划算的。于是在绥德城附近，大理河、无定河、淮宁河，与嵬名山部落相参，新迁移的部落布满河岸，新开垦的农田阡陌相连，放牧的牛羊漫山遍野，石越下令在大理河与无定河、准宁河畔，又兴建了三座没有城墙的小城，小城里除了横山蕃人信仰的佛寺之外，还有专门设立的学校，派驻的医生，以及用于蕃汉贸易的集市。

超过五万的正规军、数以万计的蕃人部落新附，哪怕是冒着即将打仗的危险，这中间的商机，也足以吸引远在杭州、成都、泉州的商人前来贸易。

而对于宜君县而言，因为是延绥地区的南大门，来来往往的客商许多都会在此歇脚，顺便也购买大量的明矾卖到汴京甚至是杭州——宋朝的士大夫们在暑月宴客之时，喜欢将明矾堆在盘中，放在席间，看起来好似冰雪一般，称之为“矾山”。而军器监与各兵器作坊对宜君县也非常有兴趣，用明矾水来书写不只是职方馆的专利，很多部门都对此感兴趣；而宜君县还出产一些制造弓弦的材料，也被官方与民间的作坊大量收购。

这个原本并不起眼，甚至因为没有通畅的水利运输而被认为没什么前途的内陆县，因缘际会，在短短的时间，竟然变得繁荣起来。虽然驿车依然是略显老旧的牛拉四轮车——这是驿政改革之时为了节省成本所致，但是，驿馆里面的布置，却早就越来越精致用心。

阿卡尔多对这一切却所知有限，自从进陕西路境内后，一路所见所闻，都大异于他在其他地方所见，每每让他惊叹不已。恪于他的见闻，他此时的印象，竟误以为陕西路是大宋朝内陆的富庶中心之地。他随驿吏办了入住的手续，随便清洗一下，便出来找那两位与他有同车之谊的年轻人。

阿卡尔多对那两位年轻人印象极好。从路上的交谈中，他已经知道，这两个年轻人，一个是朱仙镇讲武学堂的高材生，阿卡尔多猜测，他是奉命前往延绥行营报到。这位年青的大宋武官，有着让阿卡尔多着迷的军人气质，虽然不过二十岁出头的年纪，但是举止沉稳，行事机敏而果断，寡言少语却言必有中，听说这个叫“种建中”（种建中是北宋名将种师道的本名。）的年轻人出自大宋帝国一个姓“种”的武将世家，是这个世家中年轻一代中的佼佼者。

另一个年轻人，比之种建中，其出身则更加尊贵。那个叫“柴远”的年轻人，其祖上曾经是中国的皇帝，直至今日，他的远房堂兄还被尊为“国宾”，享受尊荣。虽然依中华的习惯，他是旁支庶出，在许多代以前，便已无半点爵位与特权，但在阿卡尔多看来，他血统中的尊贵与荣耀，绝不会因此而减弱多少。况且，柴远同时还是一个资本雄厚的商人，这令阿卡尔多更加喜爱他。

阿卡尔多走近驿馆的前厅之时，天色已经开始泛黑。厅中点了几盏油灯——比起奢华的汴京人来说，陕西人更加朴素与节俭，所以，明亮的蜡烛除了在京兆府外，很少有地方能看到。就着昏暗的灯光，驿馆的客人们或单独、或三三两两凑在一起，吃着晚饭。阿卡尔多瞧见种建中与柴远坐在一起正交谈着什么，连忙快步走过去，笑道：“种公子、柴公子。”

“原来是阿兄，一起坐罢。”柴远和大部分宋人一样，对阿卡尔多的姓名分不太清楚。种建中也向阿卡尔多友好的笑了笑。

阿卡尔多道着谢坐下，正欲说话，忽听到有人大声骂道：“你这厮是睁眼瞎？还是反了天了，睁开你的狗眼看看，这是朝廷的驿券！我家主人，是新任的甘泉县主薄，你们不来服侍，连着这驿券，也敢不认？”

这一番叫骂，将众人目光都吸引了过去。原来是有衣着体面的主仆二人，嫌驿吏怠慢，又不肯付钱，而驿吏却不肯收驿券，那仆人便出言不逊。阿卡尔多与柴远倒也罢了，种建中却是剑眉紧锁，鄙夷之情现于言表。

那驿吏听说是个真正的官人，心中便怯了几分，但陕西一路是明颁诏旨，驿政不同他处，他亦不能自己吃亏，替人垫钱，当下便想着要措辞解释。

不料他没有说话，有人先替他说了。

“甘泉县主薄便了不得么？你这个刁仆，在陕西路放肆，当心连累你家主人将前程给丢了。十年寒窗，苦读不易。”一个儒生语带讥讽地打抱起这个不平来。

“你是何人？便敢管这闲事？”那主仆都拿眼打量眼前之人，一时摸不着对方底细。

那人笑了笑，道：“我是何人不打紧。朝廷明颁诏书，陕西路行新驿政法，凡过往陕西官员，依官品里程计算花费，至陕西路转运使司支取。不能亲至者，可请在薪俸中补发。一切驿券，陕西一路废止使用。除非事涉军情，有金、银诸字牌者，可以先开销后报账，便是朝廷的天使，到了陕西路，亦须得掏钱住驿馆。区区一个甘泉主薄，又算什么？同州、耀州、陕州，都有知县因扰乱驿政被参革职，难道你不曾听过么？但凡进了陕西，我劝你主仆便将作威作福之心收拾了，你们一路而来，这宜君驿又不是第一家，为何一路都安份了，此时偏忍耐不得？”

有宋一代，驿政之腐败，是“三冗”的“冗费”一项中数得着的弊政。石越的驿政改革，建立驿政网络，只是其一，改良役法，只是其二，而要革除这个驿政之弊，才是他极用心之处。宋朝的官员出差，本来各有驿券，至驿馆可以凭驿券消费，但是那些官员作威作福惯了，到了驿馆，便驱使驿吏无所不用其极，因为带着大量随从，他们在驿馆的花费，也远远超过规定允许。一旦供给不如意，驿吏往往还被这些官员虐打。而他们多花的钱，官府不肯认账，只能驿吏自己贴补，实在贴补不了，地方官员不敢得罪当官的同僚，就从附近百姓身上强行摊派，因此驿政实是宋朝之一大弊政。朝廷花费巨大开销维持这个网络，而百姓同时还要受涂毒。但是因为驿政同时还与军事有关，一直以来都投鼠忌器，纵有改良，也只是治标不治本，很快就故态复萌，甚至变本加厉。

但石越的新驿政法却很好的解决了这些问题。皇帝与两府在权衡之后，也终于首肯，并明颁诏令，在陕西一路先行实施。

在石越的新驿政法中，将陕西一路的驿政网分为干线与支线，连接军事重镇与主要城市直至汴京的网络，称为干线，干线全部是官营。而其余州县之间的网络，则是支线，这些或官营，或民营，不一而足。而无论是干线还是支线，都废止了驿券，官员可以根据品阶与里程领取固定的差费，想多花自己出钱，少花了也不用退还。而且，为了减少情弊，这笔钱直接到陕西路转运司去结算，与地方驿馆、地方官府都不发生关系。而另有一套方法，由转运司与各驿馆来进行结算。从此，官员进驿馆便与住客栈一样现钱交易，驿馆再也不是各级官员作威作福的地方。当然，以宋朝的条件，不可能花巨资另建一套军方的驿传系统，因此，驿政网的干线，同时也是军方的驿传系统，并且要优先保证战争的需要。所以枢密院另外颁布了通报军情的方法，即所谓的金字牌递发、银字牌递发等，各驿馆必须优先保证军方的用马与信使的一切用度。除此之外，如普通武官的出差，也与文官一样，并无特权可言。

石越的新驿政法触动了一大批人的利益。在汴京，找出种种借口来反对新驿政的官员，头一次比支持的还多。因为此事一旦陕西成功，肯定要推行全国，注定是要损害到所有官员的利益的。自从陕西推行新驿政法后，官员上任带一大堆人的事情，马上就消失了——若是自己出钱，既便是宋朝官员薪水优厚，许多人出行，也是一笔可观的开销。而且，更让一些人无法接受的是，在新驿政法推行后，地方上专门用来招待过往官员及使者的“公使钱”，也被大幅压缩了——新驿政法规定，三品以下官员过往不得动用公使钱；三品以上官员过境，可以动用的公使钱也有限额，不再是随地方官员想怎么用就怎么用。在新驿政法的限制下，不再存在官员们迎来送往的空间。这让许多人认为缺少人情味，实则不过是减少了官员用公费进行逢迎上司、建立良好关系网的机会，自然使人觉得深恶痛绝。于是，石越与刘庠将陕西路的公使钱“挪用”去兴修水利，竟然也成为这些官员攻击的借口。

石越这是头一次向天下展示他“狰狞”的一面。以往，尽管石越不动声色的做过许多实事，但他的形象始终是温和的，似乎是一个善长调和与妥协的官员。但是现在，天下开始看到石越勇于任事的一面。自从石越抚陕之后，这种形象便越来越鲜明，到新驿政法推行之后，更是达到了一个顶点。石越的强硬之处，一点也不逊于他温和、妥协的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