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罢。”石越也知道仁多保忠不可能立即答应，便许了他，又暗示道：“仁多统领德才兼备，朝廷都是知晓的。亦请将军三思之，朝廷之恩典，绝非寻常。”石越说的也是实话，以仁多瀚的身份，果真公开降宋，至少也是三品武官，位列公侯。

“是。”仁多保忠谦恭的答应道，方又指着文焕与慕泽，向石越说道：“此行另有一事，便是带文将军与慕将军，向石帅请罪。”

提到这两人，在场之人，脸色又变得生硬起来。

“两位将军得罪朝廷与石帅非浅，朝廷若加诛戮，绝不敢辞。然而末将此行，亦得益于两位将军从中周全，亦是其有功于朝廷之处。且……”

“且夏国军中，得罪朝廷之人车载斗量，不可胜计。本帅若怪罪此二人，不免使夏国人心生疑忌。若释二人之罪，则有汉高封雍齿、燕昭市马骨之效。是么？”石越打断了仁多保忠的话，悠悠说道。

“石帅明鉴，末将要说的，正是此意。”

“朝廷能容天下之士，此事不必多言。以将军之见，本帅是胸心狭窄之人么？”

“石帅有宰相之量，天下皆知。”仁多保忠顺着石越的意思拍了下马屁。

石越哈哈大笑，指着文焕、慕泽说道：“他二人果真欲重新归顺朝廷，本帅又岂会计较些些旧嫌？本帅当亲自向朝廷举荐两位将军，料朝廷亦当不吝爵赏。”

石越说出这番话来，刘过、任广脸色当时便变了，二人正要说话，却被丰稷、张守约用眼色止住。只得气鼓鼓地生生忍住。

仁多保忠与文焕、慕泽一同欠身谢道：“多谢石帅。”

与仁多保忠的会谈持续了两个多时辰之后，在卫尉寺部队的严密看护下，将仁多保忠等人秘密送到了驿馆安歇。本来这些事情理当由职方司负责，但是诸司都是草创，机构设置并不完全。职方司陕西房只有少量直属部队，还要专门负责保护要害部门，因此便只能向卫尉寺借调部队来使用。前卫尉寺卿章惇的才干由此可见一斑，虽然闹出许多事情来，但他一手草创的卫尉寺，却是新兴机构中，最先变得较为完善的机构之一。

仁多保忠等离开后，丰稷等人也陆续告辞离去。这些人前脚刚走，潘照临与陈良便走了进来。潘照临屁股也没有坐稳，便笑着问道：“方才刘过一面走嘴里一面骂什么‘想当官，杀人放火受招安’，究竟是何事惹着这刘大炮？”

陈良也笑道：“卫尉寺的人，学士终要留几分情面才好。”

石越一面将就吃着刚刚送上来的果子充饥，一面苦笑着摇摇头，将方才之事捡着说了一遍。仁多保忠等人来长安，是极机密的事情，潘照临与陈良刚刚也只看到丰稷等人，却没能看见仁多保忠三人，本来还在担心卫尉寺大张旗鼓来帅府做什么，这时听石越说了，才明白事情的原委。

石越说完，解嘲似地笑道：“也须得保密，否则，若让人知道文焕竟然来了长安，只怕激起兵变也未可知。”

潘照临和陈良本不知道文焕的底细，陈良不禁叹道：“也亏得这文焕、慕泽竟有胆量来长安。”

潘照临却笑道：“这不过是仁多瀚两粒棋子罢。他仁多瀚自己不怕投降后没个好结果，可他的部将却不能不怕。一旦有了文焕、慕泽这两个活例子，万一真要公开投降，他要说服自己的部将便容易多了。纵然我们小器，杀了文、慕二人，对他仁多瀚又能有多大损害？”

“潜光兄说得不错。”石越笑道，“所以我要容他们。文焕是叛国之臣，慕泽几乎害了我性命。这两人都能容得下，那些夏军将领便再无什么可顾忌了。只是文焕的事却棘手，军中民间，都恨他入骨……”

“文焕可以免罪，让他以白衣戴罪立功；慕泽可以复原官，若立功勋，则厚加封赏。如此可内外皆安。”潘照临轻描淡写便解决了这桩麻烦，“反正现在这两人能得朝廷敕免，已是万幸。”

石越微微颔首，道：“也只能这般。”又问道：“潜光兄与子柔来此，想必还有事情？”

潘照临跷起二郎腿，吃了个果子，不紧不慢地说道：“这当儿正是人仰马翻的时候，若没有事情，也没空来见公子。”他是唯一一个懒得改口，一直叫石越“公子”的人。

陈良一面抓紧时间吃着茶和果子，一面插口道：“这时不将事情弄妥当，果真打起来，些许小事不周到，便可能酿成大错。我是与学士说马政的事情的……虽说这事急抱佛脚，已经干不了打仗多大事，但若是处置不当，难免不拖后腿。且这也是朝廷的百年计，轻率不得。”他整个人都已经削瘦得不成样子。

潘照临半取笑半规劝地说道：“知道你陈子柔忙的百年大计，却只怕你太拼命，把这条小命给送了。你死了不打紧，公子许多琐碎事，我却担心没个中意的人打理。”

“纵累死我也愿意。且还累不死呢。”陈良笑道。“你要没要紧事，我便先说我的马政了。”

“你说罢，我乐得歇会。”潘照临说罢，果真身子一仰，闭了眼睛假寐起来。

石越几乎是自入陕之日起，便决心要改革马政。但是马政是国之大事，牵涉的范围，从中央到地方，从军队到民政。其中更有一大批既得利益阶层——石越本来想从沙苑监私卖马匹给蓝家的弊案打开一个口子，来改革马政，但是查了几年，都不得要领。这中间层层庇护，利益纠缠，石越纵是个木瓜，也可以知道一二了。本来马政的事情，因为这座冰山实在深不见底，石越也不免投鼠忌器。但在兴修水利、改革驿政、重定户等这一系列措施推行后，被财政紧张逼得喘不过气来的石越，终于不得不想方设法节流。而被搁置的马政改革也在这个时候再一次进入石越的日程。

石越推出的措施，完全是因为没钱而逼出来的。但是他推行马政改革的时机，也算是恰到好处，至少比起几年前要更加合适。

“马政的事情若说起来实则很简单。学士上的劄子，其实是想让朝廷放下牧马监这个大包袱。故此请朝廷恩准，将牧马监转为民营马场，牧马监官吏一体裁汰。民间富商豪绅，竞拍买下牧马监，每年只要能保证以市价供给军队规定数量之战马，则朝廷可免其税务，否则可加以惩罚。战时朝廷要租用驮马，亦只按价租马便是。如此亦算是官民两便。陕西实行之后，若行之有效，将来还可推广至全国。每岁朝廷由此节省下的国帑，至少亦有十余万贯。”陈良娓娓而谈，条理甚是清晰，“然出人意料的，是此事在朝廷竟久不能决，异议者甚众。学生将所有异议归纳起来，其要者不过数条：一是以为商人重利轻义，不可信任，马政是军国之重，不可寄之于商人，持此议者甚众。这一桩事，还得多谢桑长卿，《汴京新闻》联合《海事商报》连续数月，刊发了上百篇文章，驳斥此类成见。两报援引古今事迹，力证商人因为重利，反重信用，有时更为官府所不及，且军器监改革，民营之军资较之官府作坊，物美而价廉，更是现成的例证。最后吕吉甫与王禹玉建议仿汉代盐铁会议之例，在白水潭召开会议，两派公开辩论，甚至连皇上都御驾亲临。最后朝官被辩得哑口无言，桑长卿与诸学院的士子们大出风头，此事才算暂告一段落……”

陈良所说的“白水潭会议”，是宋朝建国百年来的一大盛事。石越自是早已知道，但此时听陈良说起，亦不禁脸露微笑，心中依然在遗憾自己没有机会亲临会场。自从汉昭帝盐铁会议、汉宣帝石渠阁会议、汉章帝白虎观会议以后，中国历史上已经太久没有过这样的事情了——皇帝亲临、朝野官员学者共聚一堂，互相辩论政策、学术上的异同，以求达成一致，辩论之时没有人能以权势身份压人，只求以理服人，辩论之后将所有言论结集出版，公布天下，传于后世。对于这样的场景，石越以往读史书之时，常常心向往之，不料当生活中果真发生这样的事情之时，自己却失之交臂，只能靠读着白水潭会议后出版的《义利集》来想象当时热烈的情形。

陈良歇了一口气，又继续说道：“其余几条则执论者皆不多。一是以为将所有牧马监官吏一体裁汰，过于不近人情；一是以为牧马监不止供应战马，亦担负平时牧养战马之责，一旦转为民营，此事难以解决；一是以为马政之不振，是由地理位置使然，纵然转为民营，亦不见得会更好，只恐反而坏事，且为政务在简要，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这些异论，皆不足道。枢府已颁明军令，马军须牧养战马，以精练马技。且朝廷亦可将一些战马寄养于马场，预付费用，计其支出总要好过如今之牧马监。故此，皇上终于下定决心，准了学士的《再论马政劄子》。但是，朝廷却又加了一个尾巴，只许陕西籍人经营陕西路之马场……”

石越微微叹了口气，侧过头去，却见潘照临微微睁开眼睛，二人四目相交，心照不宣的交换了一下眼神。朝廷加这个尾巴，内里涵义是十分丰富的。一个马政，不知道牵扯上了多少官员，虽然白水潭会议辩论失败，让皇帝下定了决心，而那些既得利益者迫于舆论，亦不得不退步，但他们毕竟不肯轻易吐出这块肥肉。在技术上设置一个小小的障碍，只许陕西籍人经营陕西路之马场，立马就将汴京、江南、蜀中那财大气粗的富商们挡在门外，从而除去了最强大的竞争对手。他们一定是自信在陕西路内，无人能竞争过自己。而只要马场掌握在自己人手中，经营得好，利益是自己占了；经营不好，则是石越的马政改革失败。到时候推动重来，又可以吸吮国库的钱财。而在皇帝方面，肯定也不愿意见到江南的富商们到处伸手……

“还真是敢小看我石某人啊！”石越在心里冷冷的说道。“只要准了马政改革劄子，此事便操于我手，我还不信陕西这么大地方，还找不到几个合适的人来经营马场。”石越是绝不能容忍马政改革被破坏的——将牧马监转为大规模的马场，在石越而言，也不仅仅是改革马政这么简单，这还是他雄心勃勃的改善整个陕西生态环境计划中的一环。陕西的疲弊，除了当时现实的原因外，还有一个很大原因，便是千余年来的过度开发，耗尽了陕西的元气。在石越看来，将陕西由农耕生产方式，逐步转变为半农半牧的生产方式，是恢复陕西生态的关键。熙宁年间的陕西，相比起一千年后的陕西来说，还是大有可为的。将保护生态的关键地带，逐步转变为牧场，防止农业带来破坏，留给子孙后代的陕西，完全可以重现它“天府之国”的美誉（关中古时被称为“天府之国”。）。若从这个角度来说，陈良现在所耗费心血而努力的，还不仅仅是百年之计，而是千年大计！

“学士事先已有钧令，凡涉嫌沙苑监案的家族，要尽量避免让他们竞拍下牧马监。”陈良无奈地苦笑道：“但将这些人排除之后，学生却发现，整个陕西路，竟找不出几家有资格又愿意来竞拍马场的人家了。陕西一路的风俗学士是明白的，清白持家的士大夫的确也有许多，但是大多不喜货殖，讲究的是诗书礼义传家。让他们力耕、垦田、淤河、兴修水利，他们不会后人，但是让他们从事货殖、经营马场，却是多半不屑为之。且平心而论，最适合经营马场的几家，反倒是与沙苑监案有牵涉的几个家族……”

石越听到这些话，虽然明知是事实，脸却不由自主似的沉了下去。

“子柔的意思是，我绕不开这些人？”石越冷冰冰地问道。

“学生是以为，至少，学士绕不开卫家。”陈良并没有因为石越不喜而有所畏缩，照样直言不讳。

“啪”地一声，石越一掌重重地拍在桌案上，桌上茶杯乱晃，茶水溅得到处都是。

陈良毫不退缩，一双眸子直视着石越。

潘照临微微睁开双眼，望着二人，半晌，方淡淡说道：“公子，小不忍则乱大谋。行大事者，岂能无容人之量？”

“是容人还是藏污纳垢？！”石越讥讽地说道，“卫家不过一土财主，凭什么便非得俯仰其鼻息？”

“为行大善，有时候必须忍小恶。”潘照临道：“且公子所言差矣，卫家非土财主可比。且不论其家世背景，单是卫棠与《秦报》今日之影响，便不可轻视。汴京之人，能视桑家为土财主否？”潘照临说话全不客气。

石越转过头，久久注视着潘照临，心中实是恼怒异常。但即便是盛怒之时，他心中也有一丝清明，知道自己恼怒的原因，其实是因为李、陈二人，说的都是事实。这等事情，若是才来那几年倒也罢了，那时候夹着尾巴做人尚且要战战兢兢，每晚睡觉之前总要“三省吾身”——不过省的是当天的言谈举止，有没有什么失漏，会不会授人以柄，生怕有半点不妥，自己生死荣辱事小，一腔抱负却只能付诸东流，因此若以当时之心情而论，倒是平常。但时至今日，他以朝廷重臣、宠臣的身份，负安抚一路之重，石越在陕西过惯了一呼百诺的生活，但即便在声望日隆，如日中天之时，面对着极为厌恶的“恶势力”，也不能为所欲为，实在让人心中有如憋着一股闷气，左冲右突，却无处发泄。自己自以为巧思妙策，要将陕西这些地头蛇戏耍一把，不料到头来，还是要寻求与他们合作……

“卫棠！卫棠！”石越恶狠狠的念着，他心中仿佛有个魔鬼探出头来，用充满诱惑力的语调说道：“你有这个权力除去挡在面前的石头。只要你挥挥手，权力、阴谋……没什么不能绕开的，没有什么要妥协的。应当是他们怕你，向你妥协，而不是相反……你应当向他们展示你的权力与手段！”

人一旦拥有支配他人的力量，就很难抑制住去使用它的冲动。

使用包括权力在内的暴力手段去压迫他人达成自己的目的，永远是最简单、最痛快的行为。

但是，没有什么事情是不需要付出代价的。越是最简单、最痛快的手段，便越是要付出更为巨大的代价。

人类极容易沉浸于其中，而无法自拔。维持社会良好运转的规则也会被击得粉碎，接下来便是一步一步走向残酷与血腥的相互斗争，报复与反报复。在另一个时空的历史上，当司马光要将新党大肆贬斥偏远之地的时候，范纯仁就清醒的意识到，从此大宋的政治斗争将走向更加残酷的方向。而历史亦果然如他所料，恶性的循环一旦开始，就难以阻止，从此新旧党争愈演愈烈，宋朝也在这党争中丧失元气，最后走向亡国。到了那种时候，既便有程颐这样的人进行自我反省与反思，却也无能去阻止历史的惯性。

除掉卫家只是举手之劳，大规模的铲除陕西所有不顺眼的士绅也不是难事。但是，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没有让人信服的证据，在既有的规则下去打击对手，而是依赖于权力与阴谋去打击敌人；敌人同样也会不惮于用同样的手段来对付自己。他石越可以对付卫家，别人难道就不敢对付唐家、桑家？

人人都知道旧的社会规则有许多的问题，特别是阻碍到自己时，更加会怒不可遏。但是在破坏了旧的规则之后，又会怎么样？

建设永远都要比破坏难上上百倍。

养成良好的社会传统需要上百年，甚至是数百年，但是破坏起来，却不过需要几十年，甚至是十几年。

“程颐说得对，嫉恶太甚，亦是一弊啊！”石越的理智还有说话的机会，“石越，你付出这么多努力，可不是想要个历史重演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