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石越可以确定，倘若河北战场遭遇重大不利，《讨契丹诏》势必成为他与范纯仁的罪状之一，但至少此时此刻，士大夫们议论的是，是要如何惩罚契丹。许多人献策对付契丹，而其中有半数以上，竟然是在大谈规复燕云之术。

这种令人啼笑皆非的信心甚至影响到两府。

战争初期的震惊、惶惧，此时早已经一扫而空。这也直接影响到石越在御前会议的地位，他虽然仍是首相，但是，既然大家都相信战争一定会胜利，那么对石越的依赖感自然而然就会降低。两府诸公也就不可能如一个月前那样，对石越惟命是从。

便是高太后的态度，也有了一些微妙的变化。

南撤河北军民在执行上出现的折扣，便是这种心态变化后最明显的后果之一。

至五月二十七日为止，据北道都总管府的估计，赵、冀、刑、恩四州南撤百姓，总计不过区区两万五千余人——这无论如何都不能仅仅视为是大雨的影响——难民主要来自深州以北诸军州，因为辽军所至之处，大肆掳掠人口，造成大约近二十万的百姓南逃。

如何安置好这二十万的难民，在整个五月份几乎都是令两府最食不知味的事情。

为了以防万一，在司马光的灵柩离开汴京后，曾布便要北上去执行吕大防的建议——除了妥善安置逃难百姓外，还要从这些百姓中征募年青力壮的男子，编成厢军，来负责大军粮草运送、道路桥梁的修葺，为此，御前会议决定一次性刺募四万厢军。

石越对此也无可奈何。对大宋朝廷来说，这几乎是一种惯性思维，将这些青壮男子募为厢军，的确可以将动乱消弥于无形，而且此番大军作战，虽然是本土作战，补给线不长，但兵力之多，没有三十万以上的役夫来负责运送后勤补给，也难策万全。而将这些逃难百姓招募为厢军，比起简单的征募夫役，也的确更加能保证百姓的权益，吸引力也更大。厢军的薪俸即使被克剥，但比起小吏对夫役的苛酷，亦不可同日而语。

至于刺募厢军容易，裁撤厢军困难，此时却是没几个人会去考虑了。

想到这些，石越又不由在心里嘲笑着自己，也许战争之后，他就要退隐山林了，而他竟然还在操心这些未来的事情。

他已经决定采纳潘照临的建议，从大相国寺到尚书省的路上，他便已经想好了如何措置此事。

他会先向高太后建议，拜韩维为左丞相，范纯仁为枢密使。这会是一个体面的安排，虽然韩维本人未必想出任两路宣抚大使，但既然人选已经提出，某种程度上就是一种竞争。韩维资历远高于石越，让他任左相，可以避免造成韩维心中的不快——如此一来，韩维终于做到人臣之极，对年事已高的韩维来说，致仕之前能拜首相，他的一生可算圆满了；而石越也不必以首相的身份出外领兵。

战争结束之后，韩维多半便要致仕了。石越也已决意退隐，将来的左相与右相，不出范纯仁、韩忠彦、吕大防三人。韩忠彦身为遗诏辅政大臣，有先天的优势，石越必须要尽早巩固范纯仁的地位，由吏部尚书而枢密使，历任两府，范纯仁的资历也就完整了，加上此番与辽国作战，范纯仁若处在枢密使的位置上，自然是功劳卓著，谁都抢不走他的功勋。

而范纯仁腾出一个吏部尚书给吕大防，亦足安抚最顽固的旧党。如此一来，他便可以留出空间，以便日后能让许将升任工部尚书，而让曾布任枢密副使……

战争期间不宜有过于剧烈的人事变动，但连石越自己都没有意识到，一旦心里有了退隐的想法，他就已经在本能的开始进行布局了……

高太后多半不会拒绝石越的建议。然后，他就可以请求高太后在西湖边上赐给他一大片庄园，同时让人将汴京的产业卖掉。自然不能公开说出战争之后他就会退隐，这样反倒象是逼高太后表态，他只要表明心迹就行。

最后，石越会请求高太后让殿前侍卫班随他出征。

殿前侍卫班全是烈士子弟，对赵家忠心不贰，都指挥使呼延忠是先帝亲信之臣，忠于皇帝，与石越更是素无交往，两家连普通的人情往来都没有。身边带着这三千骑死忠于赵家的羽林孤儿，就算将兵权交付石越之手，高太后也绝对可以高枕无忧。

若他能主动做到令高太后与两府安心，那么，石越便能真正的无后顾之忧，否则，他时刻都要担心随时会有一纸诏书至军中，将他召回，然后面临的将是不测之祸……

不知为何，当石越做出这番布置后，他的情绪竟然变得高昂起来。

甚至于对前线的运筹，他也有了比潘照临所建议的更全面的想法。

石越回到东府时，韩维、范纯仁诸人正在商议着事情，见着他回来，各自见过礼，范纯仁便道：“子明丞相回来得赶巧，今日的边报刚刚送到……”

石越见他脸上犹有戚容，知道他仍是在感伤司马光之逝世，他本想劝慰几句，又不知说什么好，张张口，脱口而出的却是：“如何？姚兕那里可有何动静？”

“深州倒还无事。倒是章子厚与阳信侯上表，道已将那些生女直俘虏，着人经水路押解至大名府关押……”

“这是要献俘么？”石越闻言不由一愣。

“这多半是章子厚的主意。”韩维捻须插道，“他道是怕这些女直人在河间府久押生变……但阳信侯将那个女直头领留下了。”

“完颜阿骨打？”

“似是叫这个名字。”范纯仁道，但石越见他神色，便已知他其实也不记得这名字。石越心里当然知道阿骨打是何等人物，其实上次唐康使辽归来，便多次跟他提起过，但他也没太放在心上，此时只是有些好奇：“他留下阿骨打做甚？”

“阳信侯招降时，许诺日后送他们返乡。不过他想让这个甚么阿骨打随云骑军打仗，同时帮他训练云骑军。”范纯仁一面说，一面将田烈武的奏折递给石越，道：“丞相且看看这个，为瞒过契丹人，还给这个女直人起了个汉名，叫甚颜平城……”

“那亦随他。”石越细细读过田烈武的奏折，又说道：“他想留下，便由他留下。这阿骨打虽是生番，但上回唐康时使辽，便甚是称道他，若能为我大宋所用，亦是美事。若不能为我所用，仍吩咐大名府好好看管这些生番，咱们亦不必对生番失信。”

但石越心思显然全不在此，说完又道：“某所担心的，还是姚兕与拱圣军——他到了深州，便如同将一块肉送到狼嘴边，不管是骨头还是肥肉，辽人总是要啃一口的。我只怕这雨一停，深州便要有大战。想来想去，还是要设法策应拱圣军……”

“但司马梦求与刘舜卿皆十分反对在深州仓促大战。”范纯仁摇头道：“司马梦求昨日还说，河朔禁军畏敌如虎，可殿前司诸将却全是求战心切，甚是轻视契丹人。他担心诸将到了河北后，便全如拱圣军一般不听节制，故此才刻意压制诸军，不令他们离开驻所……总要河北宣抚使选定后，再令他们北上。”

“嗯。”石越点点头，沉吟了一小会，抬眼望望韩维，又望望范纯仁，缓缓说道：“某这几日想了想……”

他方说得这几个字，便已吸引了厅中所有人的注意力，不仅韩维与范纯仁，那些个正埋头做事的文吏，也都抬起头来，偷偷望着石越。自成立御前会议后，暂时打破了两府藩篱，由石越、韩维、范纯仁三人，一齐在原来的政事堂办公；而许将、司马梦求等人，则在枢府办公；苏辙、吕大防等人虽同在东府，却是另辟了几间厢房。如遇有事，小则在政事堂会议，大则至高太后前奏请御裁。如今这政事堂中的文吏，都是自两府抽调来的精干可信官员，因此石越倒不甚避嫌。若是以前，内探、省探（注：在真实的历史上，当时宋代便已有朝报与私人小报出现，朝报是官方每日政事活之公布，小报则由内探、省探、衙探私自搜集朝报未报之事进行报道，并且，“新闻”一词，此时便已出现于小报。小报记者各有分工，内探专门刺探皇宫内新闻，省探专门刺探三省新闻（包括两府学士院），衙探专门刺探三省以下官衙新闻。而在之时代，报纸愈加发达，虽有法规加以规范，但此“三探”之职业，自然亦不免更加繁荣发达。）防不胜防，如此大事，石越断不敢当着这些文吏张口。

石越顿了一眼，又看了一眼众人，继续说道：“司马陈王物故后，某便是首相，依国朝故事，国家有事，某理当出外领兵……”

他此言一出，政事堂中，仿佛空气都停止了流动。

韩维与范纯仁对视一眼，二人皆是十分意外，但见石越神色，却是认真之举，范纯仁抿抿嘴，委婉道：“丞相，此事尚请三思，韩忠彦足当此任……”

韩维也说道：“子明，此事非同小可……”

他二人却都是真心实意为石越考虑，只是这些事情，却不能明言，二人都是忠君观念极重之人，总不便当众说些“功高震主”之类的话。

石越望着二人，点点头，但态度却是十分坚定，“朝中之事，有二公主持，吾无后顾之忧矣。某也想明白了，这天下之事，算来算去，总是算不清楚。倒不如想简单一点，先国后家，他事便听天命可也。”

“丞相……”范纯仁还想再劝，却听韩维已说道：“子明，若是顾忌福建子，不若由某出外领兵。”

韩维如此推心置腹，让石越又是意外，又是感动，但他此时主意已定，便不再犹豫，摇摇头，沉声道：“韩公还是坐镇朝中，更妥当些。某已想过，吕吉甫之事，倒亦有万全之策。”

“哦？”

“某观辽军作战，每每一将之兵，便有数万之徒，而吾军一军之众，不过万余。兵少又不及辽军之精练，此非克敌之道。如今之策，还是要将数军结为一军，以抗辽人。某以为，朝廷可设河北河东京东三路宣抚使，在河东、京东各设宣抚副使，凡宣抚使司以下，设诸都总管府、行营都总管司，各辖数军之众，如此，庶可以与辽军一决高下。”

“如河东路，可以章楶为宣抚副使，下辖三都总管司：河东行营都总管司，以折克行为都总管，辖飞骑军、河东蕃骑、河套蕃军；雁代都总管府，以章楶兼任，辖神锐四军、飞武三军；太原都总管府，以吕惠卿兼任，辖教阅厢军太原军及府内巡检——吕惠卿为判太原府，兼任本郡都总管府，亦是合情合理……”

这宣抚使下设立行营都总管司，其实也是迟早必行之事，并非什么奇谋妙策。但石越这么一说，韩维与范纯仁便立时会意，这的确足以搪塞皇帝了，小皇帝不知道听了谁的话，想让吕惠卿领兵，那便让他领兵，到时候将太原府之厢军、教阅厢军、巡检、乡兵义勇之类，全部算上，也是一只“大军”，小皇帝只会知道吕惠卿与章楶、折克行一样，各领一路“大军”，哪里能知道这太原府上不着天、下不挨地，道理上可以北出雁门、东下进陉，实际上却什么也干不了。

但二人见石越思虑周详，便也知道，他出外领兵之意已十分坚定。如若是石越自己决定要出外，那么的确也没什么理由阻拦。二人与石越私交都不错，心中虽然担忧，但毕竟如今最要紧之事，仍是与辽国之战争，石越若能出外领兵，自然是于战局最有利的，况且二人都深知石越行事风格，多半另有妥善安排——虽然他们都很难相信此事竟能有什么“妥善”的解决办法，但也便权当自我安慰，不再多说。

然而，此时，三人都不知道，他们的磨磨蹭蹭，造成了什么样的后果。

4

绍圣七年六月一日。

这一天，宋朝太皇太后高太后应允了右丞相石越的建议，拜枢密使韩维为左丞相、吏部尚书范纯仁为枢密使，而以石越为右丞相兼河北、河东、京东三路宣抚使，率殿前侍卫班三千“羽林孤儿”，离开汴京，前往北京大名府。京师文武百官，奉诏送于长景门外。

同一天，诏令以河东转运使章楶、京东转运使蔡京为宣抚副使，两府在河东、京东各设都总管司，受宣抚使司节制。

根据石越的建议，河东路设河东行营都总管司与雁代、太原都总管府，分别以府州知州兼河东蕃军都指挥使忠武将军永安侯折克行、河东路转远使章楶、观文殿大学士判太原府建国公吕惠卿为都总管；京东路设齐州都总管府，以齐州知州宋球为都总管。河北路则设前军、左军、右军、中军四个行营都总管司，另外改北道都总管府为北京都总管府，一共是五个都总管司。五个都总管分别是：前军行营都总管忠武将军姚兕、左军行营都总管游骑将军慕容谦、右军行营都总管定远将军田烈武、中军行营都总管宁远将军王厚、北京都总管大名府知府孙路。

在西军老将凋零之后——到绍圣七年，不仅仅李宪、种古、种谔、种谊、刘昌祚等石越曾经信用、重用的西军名将皆已故世，如燕达、宋守约、曲珍、高永能、苗授、王君万等等这些或因为反对军制改革而被有意调离西军、或因为另受重用——或入典宿卫，或历官枢府，或管军三衙……总之因各种各样的原因错过了熙宁西讨，但却仍在西军中威名素著的将领们，此时也已大多不在人世，如本是西军中屈指可数的勇将高永能，军制改革后入典宿卫，然后历任天武、捧日诸军，官至侍卫马军司副都指挥使，绍圣七年虽然仍在人世，却已经七八十岁，早已致仕多年。

甚至，连与石越颇有嫌隙的高遵裕，此时都已去逝了……

而在绍圣七年，被石越委以重任，出任中军行营都总管的王厚，在熙宁西讨之时，却不过是李宪的副将而已。

尽管平定西南夷之乱，王厚立下了功勋，但当面对与辽国这样的倾国之战时，若不设宣抚使，王厚的资历根本就镇不住河北诸将——他的官阶，不仅远远低于姚兕，甚至还不及田烈武；而以军中最重视的派系来说，虽然许多的西军将领都出自王韶、李宪门下，但在伐夏之后，西军却可以说是四分天下：王韶、李宪一系的将领固然不少，但种家、姚家以及一些派系色彩不浓的将领，也能各成一派。

种家“三种”虽故世，但种建中进入枢密院，种朴、种师中各领一军，其余如田烈武、吴安国辈，皆出自种家军，种家可谓势力仍存；姚家不仅“二姚”还在，各领禁军，姚兕的两个儿子姚雄、姚古，也颇有出息，姚雄如今已积功官至振威校尉、横山蕃军副都指挥使兼左军都指挥使，姚古也在拱圣军任营都指挥使，姚家已有后来居上之意；此外如贾岩、张蕴等后起之秀，皆不可小觑。

这些西军将领，没有谁会安安份份听王厚调遣或者配合他作战。

河北五个都总管中，姚兕不用说，田烈武虽然曾经是王厚的部属，但如今却是今非昔比，官位比王厚还高——纵然田烈武乐意听王厚的，这中间也免不了会有芥蒂。孙路官位与王厚表面上都是正五品下，但孙路是文资，王厚是武资，算起来，他还是比王厚高一阶……算来算去，也就只有慕容谦比王厚官小点。

而且，这个中军行营都总管，免不了还要指挥前来河北参战的殿前司诸军。

因此，石越这个安排，是颇受质疑的。

虽然大宋的确有“官以委能”的传统，将品秩较低但能力出众的人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上是司空见惯之事，但这并不代表当事人不需要面对因此而来的种种麻烦。

尤其是在禁军之中。大宋的武官们听文官的差遣已经成为一种习惯，但若大家同是武官，资历官阶之类，仍然是要摆一摆的。

但是石越仍然坚持己见，众人也只得听从。毕竟有了石越出外领兵后，河北诸将倒也不至于敢公然抗命。